周梅森说：“我借《人民的名义》书写了我对当代社会的一些感悟。虽然讲到了那么多问题，但我充分肯定，这是个伟大的时代，是能给每个人带来机会的时代。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正处于最安定、最富裕的时代，它纵有许多毛病，但我们绝对不会否定时代的主流，这是我写作、也是剧组创作的基点。”

《人民的名义》第19集，剧中的反贪局局长把欧阳菁从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的专车中带走时，现实中的收视率爆了。城市网的数据突破了3。在那之前，2017年城市网收视最高的10部电视剧，峰值不过1.9，平均刚过1。

“有工作人员注意到，收视最高时甚至接近春晚。还有人说，一些地方的餐饮业蒙受30%的损失，因为要赶在7点半前回家，很多人取消了外出用晚餐的计划。”在周梅森位于南京江北的工作室里，他打开手机，把微信群展示到记者面前。群里是宣传组分享的工作日报，包括前一天的收视率和网播量数据、实时微博热度、舆情监控等。客观数据之外，他的女儿还发来些直观的画面:年轻人在地铁上用手机观看这部剧，六七名旅途中人在高铁上围着一台平板电脑边看边讨论。

《人民的名义》与它的小说作者兼电视剧编剧周梅森一起彻底火了。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周梅森坦陈“真的没想到”。但转瞬，他为此种“意料之外”找到了“情理之中”——“国家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作家想阐释的世道人心，观众盼望的开诚布公，以及市场所谓的尺度、兴奋点，林林总总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我想我找到了。比起‘反腐题材’，我有更大的野心。我希望在观众、读者面前展开的是一幅‘大中国’的画卷，画卷里每一个人物，或许都是这个伟大时代与一些严酷现实间的焊接点。”

李达康写得最纠结，他的命运恰恰印刻着人性的复杂

严格意义上说，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在《人民的名义》里算男四号，他之前还排着反贪局长侯亮平、省委书记沙瑞金、公安厅长祁同伟。但按照网络热度，“达康书记”无疑最火。面对这股穿越了代际文化“次元壁”的火热，周梅森先想到的是吴刚的演技，“早知道吴刚老师的戏那么好，我就该大大增加李达康的戏份，让他出现在每一集，坐稳男一号”。可细一回味，观众的兴奋点除了好演员，还在于角色本身的复杂性。

事实上，李达康几乎是周梅森在此部作品里写得最纠结的一个人物。按写作习惯，周梅森的小说没有提纲，不预设结局，甚至没有人物小传，所有的角色都跟随故事的线索自然生长。“戏剧逻辑、复杂人性会推着人物向前走，找到他们各自的归宿。有时候，连我都控制不住。”李达康就是一个连作者都无法控制的剧中人。

已播出的剧集里，李达康将全副心思扑在了事业上，公正不阿，不以权谋私。但随着尘封往事揭开，观众渐渐看清他的另一面:开拓型的实干家，但也太过追求效率，希望自己的权力不受限制。已知的过去，因为太过追求效率，他的政绩蒙上了人命关天的阴影，是老搭档王大路替他扛下责任。至于未知的后续，“我跟观众一样，欣赏实干家李达康”。周梅森说:“可我们都知道，凡是不受限制的权力，都已悄然埋下了悲剧的基因。如果有续集，李达康很有可能为了权力走上另一条道路。”

之所以有此伏笔，是周梅森在南京浦口检察院体验生活后的结果。在检察院反贪局组织的座谈会上，他从大量活生生的腐败案例里发现一条规律:那些从高处跌落的干部，极少数是生性贪婪的，他们绝大多数是从一念之差撕开了第一道口子。“我写小说，就是为了从人性角度弄清楚腐化的诱因。人性，是书写的着力点。”在剧中各人物的身上，不仅有着周梅森对真实案例的取材和文学化，更深层的，是他对人性和世道人心的透视。如果读者、观众能以虚构的贪腐事件为标本，剖析他们不同选择背后的人生理念，并由此反观人生、反求诸己，这大概便是《人民的名义》最大的价值所在。

郑西坡父子不可少，“大中国”画卷总有基层兄弟的一席之地

如果李达康是“网红”，那么剧中的郑西坡父子俨然最不受待见。父亲郑西坡为新大风厂四处奔走，落在观众眼里不过是社会政治大环境里的小杂音;儿子郑胜利那些投机的小伎俩，在反腐大局下更显得微不足道。不少观众直抒己见“只想观官场世相百态，不愿看生活一地鸡毛”。

周梅森理解观众，但他有他的坚持:“我是有野心的。我想全面地介入社会生活，写一幅‘大中国’的画卷，里面有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人，是我竭尽所能描绘的时代的本尊。”

既是时代本尊，那么官场之外，小人物的生活不可或缺。这些小人物可能是他生命里遭遇过的人。周梅森的弟弟早早下岗，夜里替别人看小超市，加上退休金，一个月收入1800元。他的一个老同学，从30多岁开始摆煎饼摊，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如今看起来比周梅森苍老近20岁。生活里比比皆是的身影，都被纳入了《人民的名义》。

若是再回望来时路，周梅森自身何尝不是曾经的郑西坡?　他在许多场合描述过自己文学生涯的开端———从一本残缺的《巴尔扎克传》开始。书里记述，巴尔扎克是个精力旺盛、百折不挠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曾沉浮商海，办过肥皂厂、印刷厂，但都以失败告终。而每每投资失败后，巴尔扎克就找出版商预支稿费，然后再投资、再写作，循环往复。仿佛有些宿命般，周梅森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几分影子，“我们都是被文学重构人生的写作者”。是文学引导着他顽强向前走，使他从矿山走向城市，让他从矿工周梅森，变为作家周梅森。

于是，被文学成就的周梅森每次看到同学好友，目睹他们在生活里挣扎奋斗的艰难身影，“心里总会隐隐作痛，因此在我的小说，包括《人民的名义》里，总会有基层那些兄弟的一席之地”。

侯亮平承载理想主义，他代表每个人身边的正义与光明

不止一个人问过周梅森:侯亮平这么个“伟光正”的角色，老检察长陈岩石那般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优秀干部，现实中真有吗?得到的回答是:“不仅有，而且不少。”

当年，周梅森曾在《青春》杂志走过了他文学道路的最初，杂志社老主编的丈夫就是个陈岩石一般的人。“他过世时，家中一幅素朴的遗像，遗像下一束鲜花，再无其他。我后来得知，他们那批新四军的老干部们曾集体签约，在身故后捐献遗体，不占百姓一寸土地。”这些情节连带着那名为了扛炸药包而火线入党、只有一天党龄的年轻英雄的故事，都被周梅森写进了小说和剧本。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英雄，既然身边有正义和光明，我不会视而不见。”在作家看来，与读者坦诚相见，不仅仅在于开门见山地摆出“小官巨贪”“现金墙”这样的负面形象，更在于公正客观地描述这个社会的正能量。

所以，周梅森刻意抹去侯亮平身上的所有标签，就是让他成为一个不受任何外力、舆论影响的理想化角色。侯亮平既不是官二代，也非农民的儿子，他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承载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人。他在剧中存在的意义，是抵消社会上那些或精致或粗糙的利己主义者，唤起观众对侯亮平似的人物的渴望——纯粹的、正直的人。

从某种角度而言，周梅森写《人民的名义》也带着几分理想主义色彩——“我们身处的时代不是凝固的，它给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史上少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一次了不起的民族复兴。我尽我所能记录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民族艰难崛起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很多问题。但我依然觉得，作家生活在这个时代，是种莫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