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口述史作为历史增量信息，是研究城市隐性文化的有效手段。“南京东路街区口述史”项目是一典型例证，该项目展示所调查区域城市文化的宽度，反映时代变迁的速度，呈现历史底蕴的厚度，散发社区文化的温度，也体现了其重要价值。

任何城市的文化，都有显性与隐性之别。楼宇之高低，商品之多少，道路之宽窄，广场之大小，交通之便捷与否，绿化之茂盛与否，一望便知，是为显性文化。居民之生活舒适与否，邻里之关系和谐与否，城市之底蕴丰厚与否，居民文化素养如何，居室布置情趣如何，对于城市认同程度如何，则非走马观花所可知晓，而要深入接触、了解、体味，方能有所感悟，是为隐性文化。

当然，显性与隐性并非截然两分，往往显性蕴涵隐性，隐性附着显性。高楼广厦背后的里弄角落清洁与否，有无垃圾？街头雕塑精致与否，是何情调？居民衣着谈吐，高雅抑或粗俗？则是显性与隐性的杂糅。

南京东路与外滩街区，东起外滩，西至西藏路，北起苏州河，南至延安东路，是上海城市中心的中心，精华中的精华，是上海零公里的起点。上海城市显性文化中的各种珍奇亮丽，都在这里闪耀辉映：市政大厦、国际饭店、人民公园、人民广场、大剧院、大世界、音乐厅、上海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城市规划展示馆，还有鳞次栉比、不胜枚举的银行、商厦、宾馆、饭店，各种显示上海权力、能力、财富、精神的标志物，都在这里倾情显现。对于这些显性层面的城市文化的，各种关于上海的图书、指南、画册、电影、戏曲、电视片，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展示。

但是，关于这一区域的文化底蕴，关于其人口的结构、来源与流动，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关联，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这些属于隐性文化的层面，研究、展现的则相对不足。尽管以往有些著作、论文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述及，但远远不够。

美国华裔学者卢汉超教授出版过一部相当有名的著作，《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书中认为，上海虽然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仍保持了许多传统的方式，不少里弄保持着传统城镇的生活方式。传统与现代化并不是简单对立的，对一般老百姓而言，主要的问题是择善而从，而不在乎是否现代化，并不是唯现代化是从。

1884年，上海点石斋绘制的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中标注的南京东路及沿线各类信息

民国二年（1913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中标注的南京东路及沿线各类信息

1984年，北京东路、南京东路外滩及周边卫星遥感图（局部）

1984年，南京东路及周边市政交通信息图（局部）

通过研究处于新旧、中西、城乡等种种矛盾中的上海市民生活，他认为这表现了中国老百姓在近代急剧变动社会中惊人的适应能力。此书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获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笔者认为，这部口述史，正是在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人文素养等隐性文化的层面上，印证了卢汉超教授的判断，不少内容对他的著作也可视为生动的补充。

历史信息的呈现有存量与增量之别。所谓存量，是指那些业已存于档案、形诸文字、见于记载的信息。所谓增量，是指通过口述主体（包括口述者与笔录者）的创造性劳动，将那些存储于人们记忆当中、尚未表达出来的信息表达出来，化为历史研究者可以使用的资料。

创造历史信息增量的过程，是一个目的性、专业性都很强的系统工程，口述主题的拟定、访谈对象的选择、访谈成果的整理，都直接影响增量信息的质量。“南京东路街区口述史”项目由南京东路街道党工委和外滩街道党工委联合发起，由街道工作者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学者合作完成。

项目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弄堂和历史建筑，深入发掘其文化底蕴，所涉街区与历史建筑有江阴—顺天村“美丽街区”、长江公寓、新昌小区、宝兴里、盆汤弄、虎丘路、宁海东路、南无锡路、国际饭店、上海音乐厅、大光明影院、历史博物馆等。口述者凡24人，均为久居其地、对所涉街区或建筑有多方面了解的年长居民或实际管理者。

项目由研究单位与街道机关合力推进，前者熟谙口述历史规范，后者熟悉街区民情，两相结合，优势互补。这是一种相当理想的街区口述史的开展模式。细看这部口述史内容，可以发现，布点广泛，内涵丰富，口述者、记述者都很合乎规范，可以释读的空间很大。笔述者对于口述人的诸多语气、情绪，亦尽可能存真，这也增强了可读性。可以说是一个上海城区口述史项目的佳构上品，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01.展示城市文化的宽度

口述史所涉及的社会职业，覆盖面相当宽广，有国营大厂领导、工人、工程师、技术员，有大学教师、中学老师、小学教师、职工学校教师、工厂子女小学教师，有京剧演员、市民作家，机关干部、居委会干部、下水道清洁工，有历史上的洋行买办、民族资本家、银行职员、远洋海员、律师、店员、裁缝、舞女、人力车夫，还有改革开放以后移居上海的外地民工、支内职工的返沪子女，所述内容包括他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历程、日常生活、业余爱好、子女教育、邻里关系等。这对于多侧面、多层次地了解这一区域的城市文化，提供了极其生动的素材。

清末的 南京路（近福建中路口）东望。可见老字号邵万生的店面

1901年，南京路锦成楼。一楼为商铺二楼为茶室沈鹤久

所涉上海著名建筑的介绍，如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与上海音乐厅，由于口述者与这些建筑有直接关联，或是管理者，或是维修者，或长期工作其间，因此，所披露的资料，远比一般得自文献上的信息更为直接、生动。述及沙逊洋行买办吴继宏所建造的寓所极其考究：

“我们房子的所有材料都是从国外买来的，是外公远涉重洋运回来的。因为是自己住的，所以建造的时候，用料都是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而且，外公还特地请了比较专业的人士帮助造房子，所以方方面面都考虑得比较好。比如，二楼的地板其实是水磨的材料，到现在都没有动过。老的门框都已经100年了，现在看来都还是很好的东西。”（沈鹤久口述）

这类资料，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上海许多优秀历史建筑质量为何优秀，提供更宽的视野。

述及上海市民的居住，有按照籍贯、职业相对集中的特点。比如，由于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个百货公司的高级职员都是广东人，而这些广东人出于工作和生活的方便，就相对集中居住于祥康里，即沿着新昌路街面上的那些住户。“这些人都是广东人，所以我们弄堂里面说广东话的人很多，小时候我们都会说”（胡宏源口述）。

解放前，由于演出京剧的戏院大多集中在西藏路、南京路一带，如延安东路有共舞台、大世界两个戏院，金陵中路有黄金大戏院，西藏路有皇后大戏院，望亭路口有龙门大戏院、南京电影院，嵩山路口是沪光电影院，附近九星大戏院、光华大戏院、金都大戏院，金都大戏院、金门大戏院，当时全上海有14 个大京班全部在这一带演出。正式由于演出场所这一分布特点，导致“很多京剧演员在这一带安家，主要分布在老大沽路、黄陂路、重庆路、威海路、嵩山路、龙门路、普安路和八仙桥等地的街区、里弄。英国人所建造的马立斯菜场，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是所现代化的菜场，在这一带非常有名。环绕着马立斯菜场，是在沪艺人特别是京剧艺人集聚的地方”。

周信芳十大弟子中的陈鹤峰、李如春与杨宝童，周信芳结拜兄弟李琴轩，著名琴师李秋菊、名丑韩金奎、武生叶鸿钧，京剧前辈赵如泉，都住在这一带。这些信息，对于上海移民社会与社区文化的特点，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20世纪30年代南京路由西向东视角，图中新新百货、永安百货新楼以及永安百货老楼顶的屋顶花园清晰可辨

20世纪60年代，西藏中路南京东路口俯瞰（向北偏西视角）。图中可见第一百货、新世界（南北楼）及著名的大庆里石库门建筑群落。该地块现为世茂广场

02.反映时代变迁的速度

口述史所涉内容，很多上溯到口述者的父辈、祖辈甚至曾祖辈的经历，与上海城市历史相关联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有所述及，更多的是日本侵略上海的两次战争（即1932年“一二八”与1937年的“八一三”）、解放战争、20世纪50年代上海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革开放。

口述者多为七八十岁老人，是1949年以来众多政治运动、社会活动的亲历者，因此，时代的变迁，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历历可见。有的家庭曾为抗美援朝捐过飞机，有的人亲身支援过内地建设，有的人参加过“大炼钢铁”，有的人在“文革”中挨过斗，有的被抄过家，有的人因为家长“成分高”而入不了党，进不了大学。他们当中不少人，长身体时遇上了“困难时期”，想读书时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要工作时遇上了上山下乡，要生孩子时遇上了计划生育，事业要发展时，又遇上了转型下岗。因此，这些口述者每多历史沧桑感，语虽平和，情实感人。

20世纪30年代，南京东路浙江中路（东北转角）老字号——沈大成糕团点心店。清光绪六年（1880年）沈阿金在湖北路福州路口创立沈大成粥店，1924年迁此

1973年，南京东路（近贵州路口）东望

03.呈现历史底蕴的厚度

上海城市文化版图上，涉及的区域，世所公认的亮点，是豪华、摩登、现代，是与摩天大楼、霓虹闪烁、车水马龙、现代化等词汇联系在一起。殊不知，这一区域文化也有另外一面，也有乡土气息、传统韵味的一面。

比如，此地有一个叫做护国寺的地方，在江阴路一带，跑马厅边上。旧时跑马厅是个大赌场，人们到这里参赌，总想赢不想输，于是，一面押赌注，一面拜菩萨，企望好运连连，护国寺香火焉得不旺！

又如，上海有城隍庙，这人人知晓，但是，上海还曾有座新城隍庙，很多人并不知晓。这庙就在连云路上。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界以后，租界与县城的联系一度被隔断，租界里的善男信女难以到城隍庙烧香还愿，于是，一些富商便在连云路新建了一座城隍庙，城隍老爷、主委神道、判官等一应俱全，信徒蜂聚，香火鼎盛。庙宇周围也由此热闹起来，出售香烛、手工艺品、日用品、各种小吃的商家，算命、看相、测字、杂耍各色人等，麇集于此。这座新城隍庙到1956 年才停止宗教活动，1966年才被拆掉。

再如，南京路、福建路口曾有一座虹庙，一称保安司徒庙，原为佛寺，后改为道观，主奉观音大士，到近代香火极旺，是中国城市道教的著名处所，为国内外游客必到之处，各种外文旅游指南都会介绍这一景点。可惜，这一道观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关闭了，殿宇移作其他用途。那么，居住在虹庙一带的市民对此有何记忆呢？这是研究宗教社会学的学者特别关心的事情。有不止一位口述者对此有详细而生动的描述，足可作为上海宗教史的补充。

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路虹庙入口

事实上，就在十几年前，虹庙（旧址位于石潭弄）仍然吸引众多香客

还如，众所周知，南京东路区域是近代以后才逐渐城市化的，在被城市化以前，这些地方景观如何？这是城市史研究者必然关注的问题。在1851年英国人所绘上海地图上可以看到，今上海内环线内，有二十多个或大或小、或长或圆的水塘，这些水塘及其周围的景观是何模样？一直缺少可信的文字描述。

1851年英国人绘制的上海地图，白框内为南京路最早的一段

因为，水塘对于上海本地人来说，稀松平常，随处可见，无需记诸笔墨。但是，这些水塘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一被填埋以后，人们忽然发现它们在都市中的价值。于是在今天上海任何一座新建的稍微大一点的公园，都会人工挖一水塘。可贵的是，口述者王德良先生，他是道地的上海原住民，祖上就住在今江阴路一带，他记述了他的家族关于这一地段的历史记忆：这里老地名叫芦花荡，地势低洼，城市化以前，这里空空荡荡，都是杂草和芦花。即使城市化以后，这里因为低洼，所以时常发生水患。

“我们这里地势低，因此小时候常常发大水，或者黄浦江里的水常常倒灌，所以家家户户都要扫积水的，特别是下大雨，水积的高，很多家具的脚都烂了，地板上的木头也都烂了。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有时候睡觉都困难。发大水的时候会走电，发出声音，我们很害怕。而且下大雨特别容易发生火灾。有时候甚至公园里的鱼都会游到我们家里来。”（王德良口述）

由于此地较其他地方后发展，所以，很长时间里，这里保持着江南乡村的生活习俗：一间间平房，都是青砖瓦房木质结构。

“我们这里的房子，就像过去农村的房子一样，用的都是灶头，人在里面用柴火、稻草做饭。用上煤球炉，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灶房里有一个小房子。供奉着灶头菩萨，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烧了，到了正月十五，再请回来放上去，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不愁吃不愁穿。我们29弄有三口井，家家户户都是吃井水的，过去我们常常把西瓜放在网袋里面放进去，晚上拿出来，虽然以前买不起冰箱，这样吃起来也蛮爽口的。”（王德良口述）

这真是一幅典型的都市里的乡村风情！我查过上海老地图，这里在城市化以前确实是水塘，在1918年的地图上地名还是“芦花荡”，但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信息。芦花荡的居民，不光乡俗未改，连乡村人的财富观念也没有改变。

“我们家里祖上是种田的，赚的钱就用来买地，买完地就用来造了一些简陋的房子，像对面的二层楼房就是祖上造的，我父亲回来后没有钱就把房子租出去了，原本人家想出18根金条买下来，但是祖上不同意，因为考虑到以后子孙长大了，要个造房子的地方都没有，对不起子孙。当初随便造了一些房子，想着以后要拆了重新造的”。没想到，这么多房子日后都被国家征用了，“也没有叫我父亲签字，也没有赔偿，也没有安排我们家的人工作。”（王德良口述）

近代上海城市居民，八成以上是外地移民，即使是上海本地居民，也大多是上海郊区进入上海的，要找到一些真正属于上海本乡本土的居民，确实难乎其难。在这个意义上，王德良先生的口述，对于了解上海历史文脉，有着不可替代的个案价值。

20世纪30年代，上海中心城区老照片。图中可见南京东路沿线的七重天和新新百货的标志性高塔。另外较为醒目的是位于贵州路宁波路口东北角的原名“中国饭店”，现今为上海铁道宾馆，以及老闸巡捕房的北立面。故此推测拍摄的机位是六合路、芝罘路周边向东南方向。这片老城区现在变化还不算大

20世纪80年代的南京东路。摩肩接踵的人流和稀疏的车流产生强烈对比。“中华第一街”正在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04.散发社区文化的温度

居委会是联系社区居民的最为基层的组织，是体现社区文化的集体细胞，也是本项目口述者涉及最多的主题。对于居委会的工作，本项目口述者普遍予以高度评价，称赞他们在反映民间困苦、调解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厥功至伟。他们组织政治学习，落实上级布置的各种任务，组织打扫卫生，辅导垃圾分类，组织外出旅游，倡导邻里互帮互助，端午节包粽子、绣香囊，中秋节做月饼，还有结绒线、刺绣，等等。这使得邻里关系相当融洽，也使得居民对这里感情深厚，高度认同。

20世纪50年代，南京东路第一百货门前的街景

1976年，南京东路（近山西中路口）东望

有的居民在社区改造以后，面临移居他处与原地迁回的选择，移居他处虽然面积更大，环境更幽，条件更好，但是他们权衡再三，还是选择原地迁回。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熟地熟邻居熟环境熟，居委会服务贴心周到。他们说：老人生病，居委会来探望，老人过生日，居委会送长寿面。这些口述者很怀旧。

“那会儿的邻舍之间关系很好的。一家包馄饨，都会给周围的人家送，大家都会尝一下。如果有邻居过大寿，家家都会尝到一碗面，面上搁着大虾，有的时候还放着鸡蛋。那会 如果大家的乡下亲戚来上海了，一般会带点特产， 都会分给左邻右舍吃的。我家的乡下特产是毛豆干，我妈妈都会分给周围的邻居。比较要好的人家，过年的时候都会互相请吃，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的感觉。以前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锁门，大家出门的时候互相打个招呼。住在后面的人家也会跑到前面人家里去晒衣服，下雨的时候，大家也会互相帮忙收衣服。那会小孩子也不会丢的，张家妈李家妈都会看着的，如果有陌生人来的话，大家都会热心地问问找谁，社会风气也是很好的。那会儿邻里之间即便有意见吵架，但是吵完之后事情就过去了。”（顾士英口述）

最能体现社区文化温度的，是这里的居民普遍善待外来民工。这以新桥小区最为典型。这个小区80% 居民是租房居住的非沪籍人口，共有三千人左右，主要来自江苏、安徽等地，年龄大都在三十岁上下。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这里成为房租洼地，文化程度洼地，租户颇多建筑工人、捡破烂的、服务员等。居委会在为居民服务方面，动真情，用实功，努力增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外来农民工解决子女在沪入学难周永健补充题，帮助他们介绍工作，排解纠纷。

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小区里面没有上海人、非上海人之分，你居住在我的小区，就是我的居民。为居民服务，是居委会的一个职责。”（孙培毅口述）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批长租于此的非沪籍租户，已经真诚地融入社区生活，积极参加自愿者活动，帮助居委会治理小区环境。

解放以后，上海第一个居委会就诞生在这个区域的宝兴里。单粲宝是“申城第一居委主任”，这位务本女学毕业的高材生，为居民服务整整十年，济人之急，解人之难，雷厉风行，干练高效，而且纯尽义务，分文不取。这样的干部，组织信任，群众拥护，威信怎能不高！据说，在小区里，只要单阿姨一说话，下面的人就鸦雀无声。这样的事迹，广为传颂，报纸上宣传过，杂志上介绍过，外国人也来采访过。单粲宝已去世多年了，但这里的居民仍然深深怀念她。

“单阿姨她们这代居委会的人真的为我们弄堂做了很多事情，打个比方，我小时候，上海人家里都有臭虫，电影里拍过，家家户户都有，很顽固的，弄不干净，可就是在单阿姨他们这一代，就把臭虫消灭了。我小时候都看到的，她们就是靠着十几个煤球炉，放上水壶烧水，只要你拿出来，家家户户把自己家床的中板拿出来，放在居委会里面，她们就拿开水一家一家给泡。另外，把药涂在墙上有洞的地方，家家户户都给涂上这种药，帮你到家里去弄，最后就在宝兴里这个里弄把臭虫消灭了。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感觉到，我们宝兴里的居委会是蛮厉害的。”（黄祖菁口述，周永健补充）

正是在她的影响下，宝兴里居委会一直有很好的口碑。

结语

展示城市文化的宽度，反映时代变迁的速度，呈现历史底蕴的厚度，散发社区文化的温度，这四点综合起来，就是此口述史项目的重要价值。

1993年，车流穿梭的南京东路

南京东路（中山东一路口东望）对比影像

2007年8月，改造中的黄浦区163街坊（南京东路以北 河南中路以东地块，现为新世界大丸百货）

上海人素质向受世人好评，上海城市品格向受世人赞誉，上海城市精神正在发扬光大。若问上海人的素质、上海城市的品格、精神，何以臻此境界？可以从多领域、多角度进行阐发。此口述史项目，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极为丰富、生动、宝贵的素材。如果能再有十部、二十部此类口述史，那么，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进而对于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理解，就会更深更透更全面。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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