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先生家的后院与春风旅社的天台

《长夜》用一次家庭宴会将海外华人里的成功者与失败者聚集在一起，以一场长谈开启了两重人生的互观互审。起初，“我”怀着强烈的失恋挫败感来董先生家赴宴，竟遇见一度令“我”羡慕的冷先生。当一切关于他的传说都暴露出可供破解的线索时，成与败的界定正因对谈的展开而发生微妙的翻转。

从2019年的短篇小说《路》开始，李凤群有意识地扩宽创作题材，《大风》和《大野》中对乡土的依恋和反思逐渐让渡于对现今都市新论题的探索，特别是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不同人群的心理干预。《象拔蚌》《长夜》两个新中篇都延续着这一写作思路，后者更是“他国故事”书写的崭新尝试，但李凤群保持的艺术风格依然是结实的现实主义和精细的心理描写。

“我”欣然赴约，太渴望能立刻消化失恋痛苦。董先生的家“坐落在一个隐秘的位置，前门与主路之前隔着一大排密集重叠呈扇形香脂冷杉，与靠近房屋草坪附近的短叶松和红松合力形成一个天然屏障，巧妙地隔绝了主路上的噪音。”秘境，为人物的坦诚以待创造着保护性，读者等待着舒尔茨在《春天》中埋设的那般阅读体验：“在悄无声息的沉默中，正在上演怎样一出阴郁的戏剧，一出被遮得严严实实的秘密戏剧，乃至谁也猜不出它、探知不到它。”（布鲁诺·舒尔茨：《鳄鱼街》，杨向荣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9页。）小说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冷先生确实是有故事的人。李凤群在阐释生活处境时，运用了一个生动意象“烙饼”：“掀开一层，发现了另一层，又发现了一层”。那么，我尝试层层揭开以缕清作品的表里。

《长夜》的第一层展现出成功与失败的不同面向。“我”名校博士，但刚遭遇恋情失败，即将迎接就业考验。冷先生气质卓绝，生活优渥，却出人意料地配有丑妻。屋内的嬉闹和后院的静默形成对比，“我”其实就在等着冷先生开始讲他自己。读者自然好奇夫妻俩如此显而易见的巨大外形反差是怎样能被无视的。数字“三”是作者设置的密码，协助“我”真正了解冷先生，更是指引“我”对个人困境的生成原委的推理。三次被分手，让“我”一度盘桓于失败无法自拔；三次被感动，冷先生倒与妻子绝不相弃。因而，这一场谈话的重要性，是使我得以从冷先生的离心“三起”和创业“三落”里，参悟出成败的要义。

故事的第二层密布着一系列计算。消遣长夜的主要活动，原为一场牌局，“四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手持扑克，坐在走廊上的方形桌前”，“我”和冷先生不参与活动，就已暗示着他们与现实世界主动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我”的专业是计算数学，在“我”的科学世界里是无所不在的计算。冷太太姐妹俩思想差异鲜明，她看重不断投资以获取更大收益，而姐姐只迷恋具体的物，例如水蜜桃、手表和狗。当她获悉丈夫离意已决后，无纠缠无苦恼，从容抛出了足以令他不寒而栗的计算过程和预算结果。“可怜我老公这个人，过于单纯，不会算计，已经享惯了福，就算离婚他能分到一笔钱，这笔钱很快会被钱红拿去帮她哥哥盖房结婚；就算我不要他给女儿抚养费，他自己的父母兄弟还在伸手等他接济呢。这个社会对他，本来就不公平，这些担子太重了。没有人为他撑腰。算他去卖血，也维持不了多久啊……他得找一份月收入两万的工作才能应付得过来。”冷先生的事业心更是在翻滚的赤字中被彻底摧毁。店面拆迁亏了二十多万，店铺开业半个月销售额不到五万，姐妹斗法直接切断了企业资金链。三次经营危机后，冷先生再无心恋战、无力挣扎。

计算的目的指向小说最深层的操纵性论题。作品里各种多样态的人物经历，皆在阐释coder和leader的关系。解出最优解，是冷太太主宰命运的生存智慧，而冷先生只专注即刻利益，故而他在理念和方法两方面都居于下风，直至完全沦为被掌控的对象。

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有一部小说《底牌》，很巧妙地从心理学视角阐述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它围绕一场牌局连接6个人（牌局4人、死者1人、侦探1人）的计算和算计。大侦探波罗通过复核四个人的桥牌出牌情况，推导谁在说谎，而小说最精巧设计是揭晓牌局的幕后玩家是发起牌局的死者谢纳塔。他一贯善于利用把玩人心来布局。牌局是考验人性的契机。张爱玲《五四遗事》凑了一桌麻将，谭恩美《喜福会》天天组麻将局，《长夜》里董先生安排牌局给“我”“上课”。

大家都在学习计算，大家都在适应算计。“我”虽然是计算数学专业，但“我”的认知能力是将师兄失败归结于时运不济，而没有真正分析学科特质，先验性地否定女友提出的转行可能。择业危机是分手的导火索，在他俩的观念分歧中，“我”原以为学了计算数学可以从事数值建模类工作，而女友认为转金融、精算更靠谱。我认为计算数学、地质工程、金融之间的专业理解差异，包裹着根本性的控制命题。“我”以为将数值建模用于石油行业，自然可以在就业时占得先机，但未能看透计算编程对于石油工程的工具性特征，相当数量研究者承担油藏开发的coder。反观金融，落实于本质，不能脱离数字，计算数学会成为实际的leader。冷先生追求自由的念头一直扑动，但通过对物质收益的反复计算，他不自主地在金钱漩涡中急速下坠。三次被感动，事实上是对三次逃脱机会的主动放弃。冷先生的各种心机、各种念想、各种举动时刻暴露在妻子面前。冷太太跟随的眼神在悄无声息地蚕食丈夫的生命，他的痛苦松弛下来，再也没有愤恨，甘于做一名卖力的演员。相对于被控制的苦闷，他更加无法忍受独自生存的恐惧。“你为什么会觉得这跟钱有关呢？我们虽然过得清苦一点，但是这世上并不是没有钱就没有幸福，幸福跟钱是不相干的。”女友不可容忍“我”固执地沉浸于做一个coder的生存逻辑，从未有做leader的人生规划。但有趣的是，她与冷太太的想法却达成共识：“真正在意外表的人，是不会在自己身上做文章的”。冷太太始终把自己定位于高瞻远瞩的战略家和坚韧执着的执行者。她与詹姆斯·索特在《光年》里塑造的芮德娜体现出精神层面共性：“似乎她的人生，在经历了各种低劣期之后，终于找到了一种与之相称的形式。天然去雕饰，随之而去的还有愚蠢的希望和期盼。她不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而且这种快乐并非源于天赐，而是由于她自己的正确，她为此四处搜寻，毫无线索，不惜放弃一切次要之物——即使有些东西无可替代。她的人生属于自己。它不会再被任何人主宰。”（詹姆斯·索特：《光年》，孔亚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3页。）

李凤群在创作谈《春风旅社》里通过个人在天台夜谈和工厂邀约两个场景感受的落差，谈及颇为感伤的话题，“人，生来就不平等”。（李凤群：《长夜》创作谈：春风旅社，《收获》公众号2020年7月16日。）“那是九十年代初，是中国社会思想大突围的年代，是理想主义井喷的年代，是乡村开始向城市探询的年代，但是，属于我的，只有借着黑暗的掩护，才能与城里人谈笑风生。”（李凤群：《长夜》创作谈：春风旅社，《收获》公众号2020年7月16日。）理想与现实之间取舍的讨论从作者的经历中浮现，在《长夜》里再现。

冷先生也曾在城市独自闯荡，遭遇三次暴击后，他意识到“大多数时候我们的面前虽然空旷无垠，但又有无形的屏障阻拦我们去任何地方。”“人与人生来不同，因而一直到死，也将与任何人不同”。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已屈服现实，也都将屈从现实。冷先生，拥有自由的代价是必须熬过经济负累；冷太太受制于相貌局限，故而理智地挑选共同反抗家庭的“战友”；“我”寄希望于名校强势专业能助“我”立业成家，浑然不觉只把握了其工具性；女友曾梦想与“我”相伴终生，可无法独立弥合人生观的巨大裂隙。董先生家后院的暮气置换了“春风旅社”天台上的朝气，人到中年，他们决意不再期待，他们学会了接受。

理想和现实的反差，永远是文学作品里人物行为或心理转向的动因之一，更是海外华文小说在塑造人物时的基本思路，我尝试解析出一条关于理想主义的线索：坚守（20世纪60、70年代）——放弃（20世纪80、90年代）——消耗（21世纪近十年）。《长夜》继续表达着现实对理想的持续鞭打时理想逐步折损的动态过程。理想的实现不仅需要坚固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强悍的意志。目前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以“现实”为先，并表现出对搁置理想的心安理得。李凤群对人心基于现实取舍的共性发现及暴露是很敏感且深刻的。

“在今夜之前我的反思都走错了方向”，当所有人的心理秘密全被曝光，“我”恍然大悟，体格和内心都一样strong的冷太太，才是唯一一位表里如一的人。到了昏白无声的黎明，该“我”来出牌了。密影中已挂上树尖的太阳金光，透露“我”已经做好了决定。

作者简介

戴瑶琴，女，籍贯江苏，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编辑：朱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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