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14日，上海市通志馆于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91号宣告成立，柳亚子先生担任馆长。

民国上海市通志馆元老 从左至右：馆长柳亚子、副馆长朱少屏、编辑主任徐蔚南、总编纂胡寄尘（怀琛）

民国时期，时局动荡，国家正处于新旧社会更替、思想激变的变革时期。上海市通志馆就在这种背景下成立。当时通志馆成立的目的是编修《上海市通志》，而修志需要大量的资料。原本通志馆馆员们打算用两个月的时间搜集资料，但在这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挫折。

88年前，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上海市通志馆馆员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为编修志书搜罗资料的？

（一）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全国的统一大势为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客观条件。1929年12月，内政部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由省政府聘请馆长一人，副馆长一人，编纂若干人组织之......各特别市兴修志书，准用本概要之规定。”12月底，上海特别市政府将《修志事例概要》转发给下属的社会局和教育局。

1930年1月，市教育局向市政府呈请设立上海市通志馆，兴修《上海市通志》。1月24日，市政府在第一百四十八次市政会议上决定:“自十九年度(1930)七月起成立市通志馆，由市府指派委员筹备”。2月4日，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根据通志馆的性质，决定该委员会暂设于市教育局。市通志馆筹备工作由此开始。1931年4月1日，上海市政府在市府礼堂召开大会。会上，新任市长张群从多方面论述了编修上海市通志的重要性，并希望筹委会能如期完成工作，尽快成立上海市通志馆。

1930年《申报》刊登文章《市通志馆积极筹备》

1932年7月14日，上海市通志馆正式宣告成立。柳亚子担任馆长。馆址位于萨坡赛路291号。

上海市通志馆成立的目的是编修《上海市通志》。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编修《上海市通志》需要大量的资料。通志馆馆员们原本打算用两个月时间来搜集史料，但付诸行动后才知道工作的艰辛，计划的制订与实施有着很大的落差。柳亚子在《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的发刊词上就提到这种种困难。

本馆同人，本此种意志，试从事于上海市通志的编纂，但以心有余而力不足，苒荏数月，成就殊少，当全志编目、各编总目、子目拟定后，即由本馆同人各任一编，分别编纂，初时以为十万字一编的标准，用两个月时间搜求志料，用三个月时间整理考证并加编制，预计初稿的完成，当不出五个月以外；中途即使遭遇困难，不妨加工力作，以资弥补。不料著手工作以后，发见志料采集的困难，远非预想所及。原来志料的来源，不外参考采访及征求：有图可考的故事，自可翻检而得；不见于记录的事件，势须亲自调查访问，或制定表格分送各处，请求注寄回；无法查考的志料，乃用公开征求的方法。本馆因经费及事件关系书报、图志、史乘、杂记以及与上海有关的各项记录文件，未能大体具备；更因工作人数有限，不克多设专员广采，加以社会人士对当地文献尚少重视，不但应征志料可称绝无仅有，即本馆寄发各种调查表格，未见寄回的颇多，因此在搜求方面，工作进行，不能如预期的顺利，并以数月来，所得志料，或则前后不接，或则残缺不完，或则次矛彼盾。

（二）

种种现实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并没有让上海市通志馆馆员们退缩，相反地，他们日夕孜孜，搜集志料。

通志馆在筹备期间，就制订了《市通志馆征求参考图书办法案》《上海市通志馆采访员征集细则》，规定了采访员的职责包括有“公私记载之征集”“文献掌故之调查”“数目之排比调制”“重要古迹之摄绘”“著名碑刻之抚拓”“遗闻轶事之访问”等。

1931年3月28日，由通志馆筹备委员会修订的《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简则》经上海市政府核准公布规定：改组后的筹备委员会筹备期为一年。它的任务主要是为通志的编纂准备资料。为了做好资料收集工作，1931年5月，奉命负责通志馆日常筹备事宜的汤济沧、赵正平、瞿宣颖等3名专任委员即对资料收集方案作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

首先，他们将应行征集的资料分成疆理、物产、经政、民物、风俗、货殖、建置、人物、艺文9类，由各专任委员以“闻见所近”，分工负责。其中，汤济沧负责疆理、货殖、建置，赵正平负责物产、经政、人物；瞿宣颖负责民物、风俗、艺文，并规定，“其有就便发见之史料，仍可不分畛域，互相交换”。为了使应行征集的史料“片言必录，一物不遗”，筹备委员会采纳瞿宣颖的建议，决定在征集史料时先从官厅档案、商家簿籍、西文记载入手，兼及家乘、私史、古物、照片、图表，对于有关系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分头派员采访，“以期赅洽”。

然而，筹备委员会同时也明白，上海的史事浩如烟海，相关的资料十分散漫，倘若对它的因果起伏事先没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即使广征博求也难免事倍功半，挂一漏万。为此，他们决定在征集史料的同时，编制了一份《上海年表》，以便“总摄一切”。根据当时筹备委员会给市政府的报告，他们“先将元明二史及清代官书并历修上海各志中所载关于上海各史事按年编入”，至于清代同光以后的资料，因官书记载不详，私史又难征信，他们另外派员逐日至《申报》馆摘抄旧报，然后“取其大纲，实诸年表”。此外，西人的记载中如有“较公正翔实者”也一并摘入。1931年9月，《上海年表》粗略清稿，分正、续稿各四卷。从其年表目录上看，尚有1913-1931年之间的史事未及辑录，所以年表实则并未完成。整本《年表》为编年体，光绪以前，按年由各史志摘引关于上海的大事编入；光绪以后，史料较为丰富，则详至月日。

鉴于“通志之勒定暂难悬日以计，而最近之史料则已移步换形，假定通志以三年成书，则今日所得最近之史料届时又将陈迹”，1931年8月，筹备委员会又向市府提出编辑《上海年鉴》的建议，认为其既可“供留心现势者之需要”，又可“备勒成通志之采撷”。

（三）

公开征集史料，对于史料的搜集来说，能补其他方式的不足。为了得到社会各界的“通力匡襄”，上海市通志馆将《征集史料启事》登诸报端，广而告之，并承诺：“凡承捐赠史料，当于参考完毕后移送公共图书馆保存。”“凡史料之只能借抄或用他法移写者，承示后当托妥员前来接洽办理，以最短期间移写完毕并不损伤原件为度。”“凡珍异之史料须有相当报酬方能移写者，承示后即当商洽办理”。

1932年10月15日，《申报》上刊登上海市通志馆征集史料启事

启事刊登后，由于社会人士对于当地文献甚少重视，直到1933年4月，应征的志料仍然“可称绝无仅有”，其志料征集之难可见一斑。关于人物史料之征集，其后还有征求“上海各界名士之自传照片”的启事等。抗战胜利后，通志馆仍在报上刊登了《上海市通志馆征求史料启事》，主要是征求抗战八年间的史料——上海抗战史料、上海忠贞义烈事迹、敌遣暴行实录等。对于抗战八年间的人物事迹史料的征求，持续到通志馆结束为止。

作为一个修志机构，通志馆欲求材料，不能只靠公开征求而得充足材料，亦无法寄望于外界主动奉上，因此，自己动手去征集、调查是获取材料的主要手段。上海市通志馆成立后不久，即向上海市各个机关团体广发信函，调查各个机关团体的详细状况，包括其组织成立发展历史及具体工作情况等。一般来说，征求通志资料时随信附有调查表，而年鉴则会附上计划书或说明书等。对于调查表，分类极细，据通志馆自己统计，共有二十八种，主要是根据通志的编目来划分，其中，单单学校的调查表，就有小学、中学、职业学校、民众学校等八类，还有学艺团体、中外公司、报社、医院、上海名人等类别，务求精确明了。当然，通志馆向各机关团体征求的资料里，还包括有其内部印刷、出版的章程、期刊、书籍等刊物，如向上海市商会请求惠赐《上海国货厂商名录》、《上海进出口贸易商行名录》，请海军部寄予《海军杂志》《第六周年纪念刊》等刊物，诸如此类，不可胜数。而在战后初期，通志馆则多向各处征询复业、复员情形及采取的措施等。

当时的上海，国民市政府之外，另有两个特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在通志馆编纂通志时不会也不大可能提供多少材料，所以除了通函征询外，通志馆也有派员前往各处搜求资料，其中向私人索要材料的也不在少数。抗战胜利前，资料的收藏整理花费了通志馆的很大精力，他们把搜集史料的工作看做是和编纂通志一样重要，在馆中经济不充裕、时间不够用的情况下，有些编纂是利用业余时间来为通志馆搜集史料的。编纂们直接去往上海甚至浙江等地的图书馆找寻材料，徐家汇藏书楼、宁波天一阁及旧书店、书摊等亦常常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搜集的史料范围也很宽广，包括史志、中外年鉴、乡贤著作、地方文献、报纸杂志等。他们更注重原始资料的搜集，如家乘、碑帖、清代县档和各业行规以及于旧书摊搜购来的会馆公所征信录、新式的图表、照片等。

1935-1936年间，通志馆的编纂们还曾多次往上海郊县地区实地考查，如龙华镇、北桥镇、法华镇等，而在考察前他们总会事先翻阅大量的史志记载，一方面了解历史以便考证，一方面更是为了考订历史记载，改正讹误之处。

（四）

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上海市通志馆还对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如，1936年，为了征求和检索的方便，通志馆根据搜集到的征信录，分市县行政、学校、公司等十二类编写了《上海市通志馆收藏图书目录第一号:征信录目录》、第二号——《三个收藏记述上海的西文书籍的目录》、第三号——《杂志的创刊号目录》（收创刊号杂志目录1131种，分为96类），第四、五、六号分别为《上海地图目录》、《清代上海县署档案目录》和《上海市政府出版图书目录》。为了编纂方便，通志馆以通志各编目为准分类编制报纸索引卡四万多张，按学科分类编制杂志索引卡2500张。

通过上海市通志馆全体馆员的努力，截至1936年底，通志馆收藏了一万多种文献:史志1500种，杂志创刊号1400种，报纸2814本，年鉴50种，碑帖143种，家乘35本，图表70种，照片162种，行规35种，征信录950本，机关刊物272种，单行小册203本，乡贤著作131种，其他的有2532种。通志馆还收藏了1632件从清咸丰五年至宣统三年的县档，并按行政、民事、刑事三大类划分。

民国上海方志人留下了1000多万字的志稿，此外，还创办了《上海通志馆期刊》4期，出版《上海市年鉴》3部，《上海研究资料》2集，《上海掌故丛书》10册。

编后记

民国时期《上海市通志》虽未修成，然而始于战端、毁于战乱的上海市通志馆，依然是上海研究史的重镇，掀起了民国时期上海研究的高潮，在战乱年代传承了上海历史文脉。

2012年7月14日，上海市通志馆成立80周年之际，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签订协议，决定整理出版当年上海市通志馆未完成的《上海市通志》。因考虑到实际遗存内容仅为原稿件的大部，按旧志整理的惯例，书名冠以“民国”，说明为民国时期的著作；后加一“稿”字，说明为当年劫后余稿。

2013年3月，《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册）》整理出版工作启动，同年11月，正式出版，引起史志学界和广大市民的高度关注。

2019年7月，《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二、三、四册出版，将原未整理出版的稿件按照原稿假定篇目的顺序整理，约730万字。至此，尘封八十余年的《上海市通志》稿全部出齐。

文章原载《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6期，原题《民国时期上海修志人收集志书资料的方法——以上海市通志馆为例》，编者略有删改。

作者吕志伟，上海通志馆馆员。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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