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翻开本草纲目，

多看一些善本书。

已扎根千年的汉方，

有别人不知道的力量。”

——周杰伦《本草纲目》

周杰伦的这首《本草纲目》大家耳熟能详，而比起这首歌，歌中传唱的《本草纲目》更是人尽皆知的中医瑰宝。

《本草纲目》的作者是明代的李时珍，当时的太医院名医。

在数十年行医以及阅读古典医籍的过程中，李时珍发现古代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为了厘清这些错误，他决心重新编纂一部独一无二的本草书籍。于是，他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参考了800多部书籍，开始着手写作。

但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李时珍发现，一些中药的药名混杂，让人弄不清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而且过去的本草书，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只是抄书本，所以越解释越糊涂，矛盾百出。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像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莫衷一是。

李时珍由此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多次离家外出考察，风餐露宿，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直隶许多名山大川，就为了弄清许多疑难问题。

终于，李时珍历时近三十年，三易其稿，著成了珍贵的《本草纲目》五十二卷。这部后来成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药物学专著，最初刊于金陵。“金陵本”是迄今中外一切版本的祖本，是《本草纲目》最早的版本。

金陵本《本草纲目》

现存于世的1593年金陵本《本草纲目》存世不多，分布于中国、日本、美国的图书馆。也因此，现存的金陵本《本草纲目》说是世界珍宝也不遑多让。它凝聚着几千年来中国医学的精华，也是人类医学史上宝贵的记忆。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金陵本《本草纲目》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世界记忆名录》

掀开尘封的“江南”记忆

1865年暮春，已升任苏松太道近一年的丁日昌颇有些寝食不安——一桩棘手的公事，正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

三年前，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一帮旗帜不整、穿着破烂的士兵，乘坐上海县士绅凑钱租来的7艘外国运兵船，冒险穿越太平军把守的江防，抵达上海。这支临时组建才三个月的淮军，靠着三千支从香港买来的洋枪，与太平军在上海打了几场硬仗，愣是把亢奋神勇的太平军逼出了上海。

经上海一役，李鸿章认识到了“炮火绝妙精厉”的西洋枪炮的厉害，开始着手打造自己的兵工厂。

引进西方武器，进行西式操练的晚清军队

1864年初夏，湘楚军会攻天京（即南京），太平天国覆亡在即。一直站在时局巨变潮头的李鸿章已下定决心，筹办江南制造局。而被李鸿章慧眼选中的人，正是当年从广东急调过来的“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的丁日昌。

丁日昌先是奉命在上海访购各种“制造机器之器”。在已经开埠二十年、万国货物流通无碍的上海，此事尚属容易。但若要开厂，还必得购置土地厂房，这便不是说成就能成的了。不过，机会很快在1865年降临。当时沪上的船舶修造业竞争极其激烈，颇具规模的美商旗记铁厂眼见市场趋于饱和、银子越来越难赚，有意退出上海市场。旗记的土地厂房都是现成的，若能将之盘下，则“江南制造总局”指日可成。

江南制造局为购地事给上海道台的移文（上海市档案馆藏）

得知消息的李鸿章大喜过望，令丁日昌迅速定议。可在无一点资金的情况下，面对美商狮子大开口的十万两收购费用，丁日昌陷入了困境。

转机突然出现在眼前。海关通事唐国华，扦子张灿、秦吉等因贪污被革职羁押。在肥差上捞够了油水的几人，此时满脑子都是“破财消灾”。唐国华游历外国多年，于洋匠事务也算熟悉，并擅与西人打交道。赎罪心切的他，与同案几人凑足了四万两银子，预备买下旗记铁厂献给朝廷，以免牢狱之苦。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更何况这种交易在大清国早已见惯不惊。

丁日昌立即下令释放了几人，拿下了厂房设备。该厂另有铜、铁、木材等剩余材料，由江海关道筹款白银二万两收购。

1865年9月，两江总督李鸿章正式上报朝廷，奏请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自此，寄托了几代中国人强国梦并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无数个第一的大型近代企业，走上了历史舞台。

江南制造局大门（上海市档案馆藏）

江南制造局大厅（上海市档案馆藏）

1905年，江南制造局经营困难，于是实施了局坞分离，把原厂划分成机器制造局和江南船坞两个独立企业。

船坞划出之后，江南制造局便成为专门制造军火的兵工厂，仍由政府管理，1917年改名为“上海兵工厂”。到了1925年，北洋政府希望将兵工厂转为民用，于是就请上海总商会来接管工厂。

同年2月，上海兵工厂由上海总商会正式接管，随即组成监理委员会。1926年2月，陆军部命令监理委员会结束接管事务，总商会便中止了接管。

但不知是有意还是疏忽，这部分江南制造局档案就被总商会带离保存，上海解放后，又随同上海总商会档案一起被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所接收。

江南制造局炼钢厂（上海市档案馆藏）

江南制造局炮厂炮房（上海市档案馆藏）

由于经历太多次变革，江南制造局相关档案也是命途多舛，四处分散。以至于人们根本不知道它身在何处。

终于到了1984年，上海市档案馆对馆藏进行梳理，从移交进馆的上海总商会档案中发现了尘封已久的江南制造局档案，真可谓是来之不易。

《江南机器制造局档案》记录了这一大型近代企业诞生及早期生产、运作的过程，故其自然是研究洋务运动及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的珍贵史料。该组档案于2002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黑胶唱片录下峥嵘岁月

1935年5月9日，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音乐部主任任光正忙着为电通公司的新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唱片。

录音棚的空间并不大，由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金山、袁牧之、顾梦鹤、施超七人组成的电通公司合唱队挤在里面，略显局促。别看休息时，司徒慧敏等人有说有笑的，但闻任光一声令下“准备录音”，大伙就立即全神贯注，盯着任光。只见任光给了伴奏乐队一个手势，雄壮的乐曲声随之响起。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电通公司合唱队和着《义勇军进行曲》那铿锵有力的节奏，引吭高歌，用歌声抒发出一腔爱国热情。当最后一个音符休止时，司徒他们还未曾从歌曲的意境中走出来，甚为兴奋。此时，任光走了过来，满意地点点头。司徒慧敏长舒了一口气，“唱了好多遍，总算通过了。”因为司徒慧敏、郑君里和顾梦鹤三人为广东人，因此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录音带有明显的广东口音。

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带封套）

这一天，录音棚内还有个鼻梁高挺、眼睛深邃的老外。他不是旁人，正是百代唱片公司乐队指挥阿甫夏洛穆夫。1932年，38岁的阿甫夏洛穆夫来沪，随即受聘于百代公司。1935年4月，当身在东瀛的聂耳将《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整曲谱寄回上海后，阿甫夏洛穆夫受邀为这首抗日战歌进行管弦乐配器。他以响弦鼓和小号为前奏，将《义勇军进行曲》铿锵有力的旋律演绎得淋漓尽致。

至今，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版心仍可见“夏亚夫和声配器”这几个字。“夏亚夫”就是阿甫夏洛穆夫。

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版心

说到《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因年龄相仿，又同在电通公司工作，聂耳与司徒慧敏两人意气相投，遂为莫逆之交。聂耳由此成为司徒家的常客，司徒慧敏的母亲也非常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初稿完成后，聂耳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唱给司徒母亲听。那慷慨激昂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令老人家精神振奋，颇有些情不自禁。不经意间，她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首位听众。打那之后，司徒慧敏的母亲就打趣地将聂耳唤作“起来”。一日晌午，眼看已近用餐时间，聂耳叩响了司徒家的屋门。见是聂耳来了，司徒母亲赶紧对儿媳言道：“快，再加点米，‘起来’来了。”

聂耳

唱片录制完成后，其音频被转录至《风云儿女》的电影胶片上。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从此，《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大江南北，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投身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铁流之中。

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虽说事过境迁，但包括这张薄薄的黑胶唱片在内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图书、报纸实物档案，将作为珍贵的记忆载体，让后人永远铭记抗日救亡的那段峥嵘岁月。2015年，该组档案入选第二批《上海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撰稿：王映月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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