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的总理答记者问中，透露的一个数据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讨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随后统计局的发言人也就这个热议话题进行了专门的回应。

对这一数据，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这6亿人都在哪？按照最新的全国各地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最少的是安徽省第四档月最低工资标准，1180元，也超过了1000元。

城镇居民有最低工资保障，因此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很明显了：这些低收入人群，大多在广大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2019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60%。随着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乡村的叙事在主流话语中变得遥远起来，要么是田园牧歌式的童年乡愁，要么是远方传说般的猎奇故事。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一个真正的诚实的乡村生活叙事了。

王小波说：“中国的读书人有种毛病，总要把某些事实视而不见，这些事实里就包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

他这句话是为了费孝通的社会人类学著作《江村经济》而说的。在中国人写的科学著作里，不管是学什么专业，《江村经济》都值得一读。

《江村经济》讲述了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但它讲述的并不只是一个村庄的故事，而是一个中国的故事。这就好像蒋梦麟在回忆自己童年生活的乡村时说的：“中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村落，因为地形或气候的关系，村庄大小和生活习惯可能稍有不同，但是使他们聚居一起的传统、家族关系，和行业却大致相同。”

这6亿人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可忽视的另一面。只有凭借一个诚实的叙事，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他们，而《江村经济》最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诚实地把事实写到了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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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因为导师要求出国前应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他与妻子王同惠一起去了广西大瑶山。但是，他们在那年冬天遇上了意外，在山中迷路失事，王同惠因此去世，费孝通也受了重伤。

养伤之后，1936年暑期，费孝通回到家乡休息，准备出国。姐姐费达生那时已经在吴江县庙庙港乡开弦弓村复兴了十几年的蚕丝业，帮助农民建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人们尊称她为“费先生”。费孝通接受了姐姐的建议，去村里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直到出国前夕才离开。

凭借在开弦弓村的调查，费孝通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在1939年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名出版。书正式出版的时候，费孝通已经回国，当时全球战乱连年，这本书也就被他置之脑后。

直到近四十年后，费孝通才知道，这本书已经重印了3次，许多大学在人类学课程里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

费孝通（1910-2005）

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赫胥黎奖章。此后，这本已经在国外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中国乡村的作品才有了中文版，中文版的命名为《江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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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弦弓村位于太湖东南岸，村里居民以农业为主业，主要生产的是水稻。

此外，蚕丝业也是当地农民经济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现代制丝业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乡村丝业开始衰退，国内乡村手工业的命运业因此改变。开弦弓村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费达生致力的蚕丝业改革正是一种对现代工业冲击的应对方式。

在这种背景下，费孝通对开弦弓村的社会生活及社会生产的各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他分析了中国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构建以及在工业化的外部冲击下变迁的趋势，开弦弓村正是这种变迁的一个缩影。如费孝通的导师、俄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本书的序中所说：“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是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内部文化特征的两种力量相互作用下进行的。

在最后一章，费孝通基于前文对开弦弓村这一样本的微观分析，认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程度。

开弦弓村面临收入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在西方工业扩张下的衰落。单纯的农业无法维持农民最低生活水平，而手工业衰落导致收入下降，下降的部分无法得到补足时，农民就会缩减开支、面临饥饿。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促成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因此，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都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恢复农村企业。这不仅是一个技术改进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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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是一本80年前的书，但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江村经济》都能够或多或少回答“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我们在现代中国观察到的许多不解之处，都能在传统乡村中找到根源。

比如以节俭为美德与铺张的婚丧礼仪之间的矛盾。相比现代社会，过去的人们似乎更加崇尚节俭，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人的美好品德的衰退。事实上，传统的美德也有其形成的社会根源。

在农村社区中，由于生产可能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因此，知足和节俭具有实际价值。一个把收入全部用完毫无积蓄的人，如果遇到欠收年成就不得不去借债从而可能使他失去对自己土地的部分权利。一个人失去祖传的财产是违背孝道的，他将受到责备。此外，村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引诱人们去挥霍浪费。在日常生活中炫耀富有并不会给人带来好的名声，相反却可能招致歹徒的绑架，几年前发生王某案件便是一个例子。

但婚丧礼仪的场合中，这种节俭的思想就不适用了。

礼仪开支与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出生、结婚、死亡，有着密切联系。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开支是一家不可缺少的负担。彩礼和嫁妆是新家庭必要的准备。丧葬安排是处理死者所必须的措施。个人生活及其相关的社会群体所发生的这些红白大事里产生出来的感情，使得这些礼仪得到更加精心的安排而且花费相当的钱财。当一种礼仪程序被普遍接受之后，人们就不得不付出这笔开销，否则他就不能通过这些人生的关口。

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婚丧礼仪中的开支并不是个人的消费，而是履行社会义务。”在这些事情上的铺张花费，是维持良好社会关系所必要的。而当经济萧条使得昂贵的婚礼出现困难时，“童养媳”就出现了，它是由于经济便利被采用的，对亲属组织却发生了深远的后果。

还有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也有它的经济根源。

从经济观点来看，女儿的婚姻对女方父母是不利的。女孩一旦长成，能分担一部分劳动之后，却又被人从她的父母手中夺走，而父母为了把她抚育成人，是花了不少钱的。所收下的聘礼并不属于父母，这些聘礼要作为嫁妆陪嫁；此外，还要加上一份至少和聘礼相等的嫁妆在内。新娘婚后将要在她丈夫家里生活和劳动，这对她父母来说，是一种损失。再说女儿结婚后，她的父母和兄弟又对这门亲戚承担了一系列新的义务，特别是对女儿生的孩子将承担更多的义务。在现实生活中，不论父方还是母方的亲戚，都对孩子感到兴趣，但由于是单系继嗣，因而孩子对他母亲方面的亲戚承担的义务较小。在女方父母方面，对女儿出嫁受到的损失所作出的反应，首先表现在整个安排过程及举行婚礼方面；同时，也表现为大量溺死女婴，从而造成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

所以要实现男女平等，也要有经济上的支持。迷信与巫术也是同理的，极高的死亡率还有农业需要依靠有太多不稳定因素的自然界，这使得巫术在乡村有了它的市场。

他们有气象知识。“天气太热时，湖水蒸发太多，气温一有改变，就会下雨。”但这些自然现象，人不能控制。它们对实际生活可能是巨大的威胁，可能顿时把一切努力化为乌有。在这个关键时刻，人们说“我们靠天吃饭”。承认人的力量有限，转而产生了种种巫术，但巫术并不代替科学。它只是用来对付自然灾害的一种手段。它不排除其它手段。科学和巫术同时被用来达到一个现实的目的。

此外，还有许多生活习惯、风俗传统，都形成于乡村社会。可以说，理解中国的文化，必须理解中国的乡村，而要理解中国的乡村，《江村经济》是一本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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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6年至2002年，费孝通重访江村共计26次。

1938年初访江村、1957年重访江村、1981年三访江村，从1982年起，再以江村为起点“更上一层楼”开始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费老对江村寄托的情怀与期待，使得江村成为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观察的窗口。

《江村经济》成书时中国农村面临的饥饿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乡土重建的问题在当代的乡村振兴中依然有其现实价值，增加农民的收入也是现在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

我们在《江村经济》这本书里能了解到的，不是一个80年前已经完结的故事，而是对乡土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注与思考。

观点资料来源：《江村经济》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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