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郑振铎、长泽规矩也、仁井田陞为中心，可以串联起中日两国多位书店老板与学者的过从往事。不论是来薰阁主人陈济川、文奎堂的赵殿成，还是文求堂的田中庆太郎，在中日学者的成长中起到了一定的培养作用。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在旧书店读懂中国”的说法，乍一看有些夸张，但细味之下，的确是爱书者和研究者的一种有效视角。对于当时只是从古典文学中接触中国的日本学人来说，中国旧书店也是他们的“狐狸窗”。

典型的中国书店——文奎堂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日交流始自汉朝，积厚流光，涉及文学、思想、宗教、民俗、律法、艺术、科技、典籍等方方面面。其中，学人交往与书籍流播无疑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窍要，不仅涉及时段长，涵盖面宽，并且对两国文化均产生过深远影响。百年来，留日学者代不乏人，相关的个体及群体研究也很丰富。而政权易手、两国交战中痛失典籍的经历，则一直是国人心底不愿触碰的疮疤。吴真的《勘破狐狸窗》从书人书事入手，不但展现出女性学者的敏锐、细腻和灵动，而且在审视民国期间的学人往事和侵华期间的中日书籍交流时，保持着学者尊重史料的客观态度，对于中日密切的现实联系和历史恩怨，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探索和书写。

狐之窗

吴真的学人散文总能找到好的角度，牢牢抓住读者眼球。从《一份申请失败的日本民俗调查计划》《仁井田陞遭遇的学科鄙视链》《一九四○年，见郑振铎一面有多难？》这些轻松幽默的文题中，已经不难看出，作者有意省去艰深莫测的学术笔法。但每个“也许”“如果”的大胆假设，又何尝不是建立在严谨的目验档案、考索文献的基础上呢？

造访福井县的藤野先生纪念馆时，作者听到日本友人提及鲁迅先生的另一位老师敷波重次郎在鲁迅笔下“消失”的遗憾，于是，抱着对于“历史书写中的失踪者”的敏感，查阅了金泽福井等地的地方档案，随之牵连出一系列鲁迅先生留学仙台期间的往事。在《藤野先生》文中，鲁迅将所有的敬意都给了藤野这位“善良的失意者”，却有意省去了“男神”级别的另一任课老师敷波的存在。不过，被忽略并非因其渺小，反而是因其强大。鲁迅怀着一份“弱者的共感”，远远地怀念藤野那份朴拙的“师者本心”，有选择性地忽略了敷波教授。作者返回历史现场，体察到鲁迅求学时和成名后心态的变化，还原了“被鲁迅记忆抹去的敷波先生”，也发现了一种文人笔下作为藤野先生对立面的“无形”形象的符号意义。

1910年，仙台医专教职员合影 前排左二，藤野严九郎，前排左三，敷波重次郎

类似的发现，还见于书写留日学生钟敬文的求学生涯，以及晚清旅日官员的博物馆游览经历等文章中。中日文化交流的庞大话题，被分解为多份人事个案，加以体贴入微的观察、模拟、再现，让大时代里的各色人物、场景和细节成为叙事的主角。这既是作者“有边界”地解决问题的学术习惯使然，也是其长于还原事件始末、把握人物内心的反映。

钟敬文与陈秋帆，摄于1933年，二人于次年赴日留学

书中一些体悟与收获，来自作者考据文献之外的田野调查经验。如《一份申请失败的日本民俗调查计划》，聚焦于钟敬文一生从未向人提及的向日本外务省申请项目资助的一份申请书，于钟氏本人回忆录与民俗学史的研究之外，补充了许多东渡时期的治学细节。透过钟敬文夫妇与他们的留日朋友，也看到中日民间交往“蜜月期”在汇率红利刺激之下的熙熙攘攘。文中所附“钟敬文留学日本行略”是学术规范体例的行实录，而后附上的“寻访钟敬文的东京住所”札记，则又将读者拉回到散文小品的语境中，叙写寻迹途中的因缘巧合，兼具学理与意趣。

1936年6月22日钟敬文向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申请“日本内地视察费补助”的手写文书

此书构思的精巧之处还在于，郑振铎的见或不见、鲁迅的写或不写，都能成为走近历史人物的关捩点。书名采用日本神道教“狐狸窗”手诀，用意亦在于此，透过发掘新史料，营造新角度，见到原来被某些成见遮蔽而“未见”“未写”之物。

《朱自清备课用书的东流经历》一文中，作者并不纠结于朱自清手批的《吴歌甲集》是如何漂洋过海出现在东大教授仁井田陞的书架上（或许也无迹可寻），也不强求俞平伯为朱自清暗自垫付买书差价的文献依据，而将关注点放在仁井田陞是如何利用这部书，及其所代表的东京学派重视实学文献的学术潮流上。从对《吴歌甲集》封底所贴价签的考索，扩大到在整个仁井田文库找寻同样的蛛丝马迹，作者宛如侦探查案般细密追查。文章至此，证据链、叙事点已颇为完整，没想到下文又接连探讨了一九四三年日伪时期的北平旧书业情况，还拈出一段俞平伯与朱自清知己间的默契往事。笔者观之，对此间情愫心驰神往，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精彩写作浮一大白。

现存仁井田文库的朱自清过藏本《吴歌甲集》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1926年版

记郑振铎先生的两篇文章，聚焦郑氏留守上海“孤岛”期间抢救古籍善本的贡献，最见学术写作中的春秋笔法。《一九四○年，见郑振铎一面有多难？》讲述一位来自日本的学术“追星族”与他仰望的偶像郑振铎擦肩而过的遗憾。当然，如果以后见之明的全知视角观之，郑振铎的避而不见，冥冥之中为抢购“暖红室”和“嘉业堂”藏书争取了时间，也是一种斗争策略。郑振铎当年曾在上海“主演”过一段类似于京剧“三岔口”的夺书之事，若不是作者借助日本学者的日记，其中的乾坤腾挪，恐怕连郑氏本人都不知道。《郑振铎与中日文献争夺战》一文，将战时未曾谋面的郑振铎与长泽规矩也二人的“隔空打斗”，写得惊心动魄，刀光剑影。郑氏留守上海孤岛，保守古籍视同性命，经与多方斡旋追索，终使三万四千九百七十册古籍历经劫难全部回归故土。此事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为中国留住珍贵的文献，更在于索还劫物关涉国运兴衰和民族精神的凝聚。此外，文章发掘了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此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如何评价争夺战的当事人，尤其是原来躲在幕后的日本学者，怎样书写不只是国家层面的，还有学者个体层面的中日文献争夺战，均值得深味之。

1933年春，在燕京大学郑振铎宅前合影 左起：俞平伯、郭绍虞、浦江清、顾颉刚、赵万里，朱自清、朱自清夫人陈竹隐、郑振铎夫人高君箴、顾颉刚夫人殷履安、郑振铎

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将史料分成“有意”和“无意”两大类，“有意史料”指的是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无意史料”包括档案、私人信件等。单靠有意文献，可能陷入原作者“有意”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视听的危险。捕捉时代的真实质感，还要依靠陈年档案、私人日记、书信、报告等大量当时无意间留下的证据。作者发现了被郑振铎抢救的古籍在战后的日本所经历的磨难，主要依据的便是日本防卫省、国会图书馆等日方机构保存的档案资料，以及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的书信日记，并根据这些“有意史料”和“无意文献”的互补对读，以坚实的史料基础做支撑，逼近历史的真相。

1940年4月郑振铎购入宗氏咫园藏书四种的收据

以郑振铎、长泽规矩也、仁井田陞为中心，可以串联起中日两国多位书店老板与学者的过从往事。不论是来薰阁主人陈济川、文奎堂的赵殿成，还是文求堂的田中庆太郎，本书捕捉到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中日学者的成长中起到了一定的培养作用。书中提到四十年代的日本学者“在旧书店读懂中国”的说法，乍一看有些夸张，但细味之下，的确是爱书者和研究者的一种有效视角。侵华战争时期，满铁调查部为了解乡土中国，展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作为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员的内田智雄，通过北平旧书店的河北籍伙计，得到不少地方风俗资料。对于当时只是从古典文学中接触中国的日本学人来说，中国旧书店也是他们的“狐狸窗”。

书人书事中被仰望或被遗忘的细节，正可以加深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认识。说到底，所谓的“狐狸窗”是借由“祛魅”的手段，直抵丰富的历史细节，去钩沉一个个真实的历史场景。透过作者的“狐狸窗”，被封存的历史记忆得以清晰显现，如同一面镜子；狐狸窗外，揽镜自照的人们得鱼忘筌，在正被遗忘的现实中看清当下。

文 | 张诗洋

＊文章原载《读书》2020年6期，经授权转载。

编辑：张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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