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兽率舞：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动物纹装饰综合研究》一书全面收集中国北方地区商周时期装饰有动物纹的器物，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动物纹装饰进行综合研究。研究的年代范围大致相当于中原的商代到战国末期，空间范围主要包括今天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内蒙古中南部、冀北、晋北、陕北以及宁夏、甘肃和青海等地区。书中通过对各类动物纹装饰的分类研究，梳理出它们在北方地区的发展演变脉络，揭示各种动物纹的时代性特征及地域性特征，并对新疆地区和境外草原各地的动物纹装饰特征进行梳理，为中国北方动物纹深入研究提供更广阔的背景和参考。本书根据北方青铜器各种动物纹装饰所体现的文化因素交融现象，讨论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互动关系，并探讨北方人群对动物纹装饰的选择以及其背后的意义。

序

中国北方和欧亚草原都是适合畜牧业发展的地区，相同的经济类型决定了两地的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共性，其中很重要的文化特点就是喜好用动物造型和纹饰来装饰工具武器以及服饰。古代草原居民喜爱把动物纹作为装饰主题，把它们装饰在日常使用的器物上，赋予这些器物特殊的含义。

古代人类留下的物质遗存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功能性很强的工具和武器，既有使用功能又有审美取向的生活用品，以及功能性不强但反映了人们传统意识和文化喜好的装饰品。动物造型与纹饰就属于最后一种，它对于表现族群认同、文化传统以及宗教信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本书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把动物造型与纹饰集中在一起进行研究的尝试。时代为先秦时期，北方地区包括燕山南北、内蒙古、晋陕高原和甘青宁地区。不同时空的动物纹样有很大的差别，来源不同。各地既有差别，代表了各自的地方传统；同一时期又存在很大的共性，代表了时代风格。在中国北方地区，用食草类动物头部装饰刀剑顶端的做法流行于商周时期，以站立的食草类动物装饰刀剑顶端的做法流行于两周之际。如果与新疆和整个欧亚草原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整个欧亚大陆在动物纹装饰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人们会好奇，是什么力量使得动物纹饰在这么大的时空范围内传播得如此迅速和广泛？骑马游牧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交往速度和频率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草原居民以饲养家畜为生计，游荡在广袤的草原，在不同的草场之间迁徙，因此他们与各种动物的接触是非常密切的。但是各地都能够接受和使用这些装饰主题还需要有共同的文化底蕴，一方面是相近的自然环境、经济类型、社会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是他们共同信奉的萨满教。

由于这是第一部关于先秦北方动物造型与纹饰的专著，所以是具有尝试性的研究。动物造型与纹饰研究既可以从它所装饰的器物的种类和部位入手，也可以从动物的种类与形态入手。作者在介绍和分析资料时，从装饰器物的种类和部位入手，最后对几种常见动物（虎、鹿、马、羊和鸟）进行不同时空的形态变化研究。本书在划分类型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例如饰牌中的浮雕与透雕应该区分开。动物造型与纹饰是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一种认识，属于人们的精神成果，反映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本书很少涉及，所以对于动物纹饰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

邵会秋是我的研究生，他从2002年开始硕博连读学习中国北方考古。在学习北方考古的过程中，他还翻译了欧亚草原的相关著作，既提高了英语阅读和翻译能力，又拓展了视野。2004年邵会秋参加了新疆小河墓地的发掘，从此与新疆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2018年出版的《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一书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留校任教后，他又与我合作共同撰写了《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那是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期间，在没有教学任务、没有杂事和家务事的状态下完成的。现在的中国北方考古、新疆考古乃至欧亚草原考古已经不是当年他刚进入这个领域时的情景了，资料的增多、人员的投入、学界的关注以及广泛的国际视野，为这些年轻人的学术成长提供了更加优越的条件。我相信他们会在老一辈人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更多的成果，开拓更广泛的领域！

杨建华2019年6月

结语

动物纹装饰是中国北方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也是研究中国北方文化的重要切入点。本书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对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各类动物纹装饰进行综合研究。

一、中国北方地区动物纹的发展

通过对中国北方地区动物纹装饰的分类、分期和分区研究，笔者将北方地区的动物纹装饰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和七个分布区。

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动物纹装饰见于早商阶段，但这一时期属于动物纹装饰的萌芽阶段，北方地区并没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动物纹装饰风格，所有的动物纹装饰都与北方之外的草原或南部商文化关系密切。到了晚商阶段，中国北方青铜器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在亚洲东部草原成为最发达的青铜器，与此同时，北方地区的燕山北麓区、燕山南麓区和晋陕高原区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动物纹装饰风格。这一时期动物纹主要装饰在工具武器和马镳上，还出现了一种比较有特色的圆雕立兽装饰。

第二期西周早中期属于北方地区动物纹装饰的一个过渡期，北方地区发现的动物纹装饰数量非常少，主要集中在燕山北麓区和燕山南麓区。总体看来，这一时期一方面继承了晚商时期动物纹装饰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开始孕育新的更为发达的动物纹装饰艺术。

第三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是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最为发达的是燕山北麓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该文化许多装饰艺术都具有自身特色，与前两个时期的动物装饰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部分装饰是中国北方乃至整个欧亚草原地区年代最早的。

第四期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北方地区畜牧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地人群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在长城沿线形成了北方文化带。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动物纹装饰分布更为普遍，除了晋陕高原区外，其他六区都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动物纹装饰，其中最为发达的是燕山南麓区的玉皇庙文化。与前一时期相比，动物纹装饰分布更广泛，动物纹饰件在上一时期的基础上数量和种类进一步增加，各地文化紧密联系的同时，动物纹装饰也存在一定的地方特色。

第五期战国中晚期，北方地区动物装饰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高原区和甘宁区，且它们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该时期的动物纹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立体动物饰件发达，流行带边框的方形或长方形饰牌，虎噬羊或鹿饰件以及动物互搏题材饰件也非常常见，新出现了很多自然界不存在的神兽题材和后肢翻转动物纹。另外，这些动物纹装饰中很大一部分是金器，与之前的青铜器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从“武士贵族”到“世袭贵族”

动物纹的使用不受功用的限制，往往更能体现当地族群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然而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地区广为流行的动物纹风格种类繁多，很难用某一种理论或说法来涵盖所有动物纹风格的功能，各种动物纹装饰蕴含着不同的意义。

装饰功能应该是动物纹装饰的重要功能之一，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界动物的喜爱可能是草原人群装饰动物纹的重要原因。动物纹装饰可能也与图腾、动物崇拜有关。另外，很多动物纹装饰还可能反映了古代草原民族的宗教信仰，如巫术和萨满，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和想要与神灵沟通的愿望。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动物纹的真正涵义至今仍没有令人信服的解读。

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阶段的动物纹装饰主要出现在工具武器和马具等实用器上，使用的主体人群是武士阶层。在武器和工具上装饰这些动物纹表达了他们对动物能力的崇拜之情，也显示了他们渴望拥有更高级能力的愿望。在工具武器上装饰动物纹更能体现武士的重要社会地位，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一般都为武士墓葬，这也表明武士是当时草原社会的主要贵族人群。

到了战国中晚期，工具武器已经不再是显示墓主人身份的标志性器物了，北方草原贵族人群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大转变，他们更崇尚奢靡之风，大量的金银制品、精美动物纹饰牌和车饰以及境外草原的舶来品成为北方贵族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一时期的草原贵族很可能已经不是之前的靠能力获得财富的武士贵族，而是靠世袭积累财富的世袭贵族。动物纹装饰器物从工具武器和马具向饰牌的转变很可能表现了原有的武士贵族已经被大批的世袭贵族所取代。

三、从“技术输出”到“中原制造”

早在夏代以前，北方地区就被来自中原各地的早期农业居民占据着，进入夏代以后在南北双方面影响下才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北方青铜器。北方青铜器的发展过程与中原文化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北方地区动物纹装饰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北方地区最早的动物纹装饰出现于商时期，此时北方人群虽然已经开始选择具有自身特色的装饰动物，但最早的动物纹装饰的出现与商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原青铜器高超的技术也对北方青铜器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燕山南北和晋陕高原是商时期北方地区动物纹装饰最重要的两个分布区，这两个地区都与南部中原文化相邻，当地土著文化与商文化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朱开沟墓地出土的虎头装饰铜戈，图案形制与商文化的兽面纹和夔纹相似，这种装饰风格可以看作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而出现的；晚商时期北方地区流行的羊首装饰很可能是在商文化北方类型藁城台西铜匕羊首装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时期北方地区动物纹装饰主要分布区都与南部的商文化相邻，这些土著文化与商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很多青铜器都是在商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北方地区特有青铜器。

因此，中原商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动物纹装饰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北方地区动物纹装饰的最早阶段，这些纹饰就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商文化冶金技术的输出和部分装饰风格的影响。而之后的西周和春秋时期，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一直联系密切。

战国时期，北方草原地区进入了真正的游牧时代，文化面貌和器物种类、形制都与中原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与南部中原地区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历史文献中北方人群也从“戎狄”土著变成了“胡”。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出现了大量新的动物纹题材，这些动物纹装饰与中原文化动物纹明显不同，它们更加符合北方人群的艺术、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虽然两地的文化面貌差异明显，但中原的工匠开始专门为北方人群制造这些具有特色的动物纹饰件，并通过贸易或其他途径到达北方地区。北方地区战国中晚期动物纹的“中原制造”与黑海北岸地区斯基泰文化中的“希腊制造”十分相似，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游牧人群对邻近地区农业文明技术的依赖，另一方面也说明农业文明人群通过技术和物质输出，对游牧人群施加影响。

从商文化的“技术输出”到战国中晚期的“中原制造”，体现了动物纹视角下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密切联系。

四、从草原之路到丝绸之路

中国北方地区位于欧亚草原的东部区，是欧亚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在晚商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已经对新疆和欧亚草原地区的动物纹装饰产生过影响。刀剑上的兽首装饰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到了新疆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地，这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与北方地区形制完全一致的兽首刀剑。与兽首装饰一起向外传播的还有凹格剑、铃首刀剑以及弓形器等器物，这些联系也体现了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的向外扩张。

早在中国北方地区动物纹装饰的萌芽阶段，就已经出现了来自境外草原地区的影响，如河西走廊地区发现了早商时期来自西方传统的四羊权杖首。此后联系一直未完全中断，晚商时期随着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冶金区的扩张，兽首装饰影响到了新疆和米努辛斯克盆地等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卷曲动物纹和排鹿纹反映了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图瓦等地的联系。而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地区动物纹交往的繁荣期主要是在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晚期，三地游牧文化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北方地区和新疆地区流行的立体杆头饰和立体羊形饰、平面北山羊饰件、展翅造型的鸟饰件、神兽题材和翻转动物纹饰件等许多动物纹装饰都与境外草原地区的影响有关，而同时北方地区的虎纹饰件和虎噬食草动物纹饰件也影响到了新疆和境外草原地区。

欧亚草原地区范围非常大，动物纹装饰与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联系最为密切。中国北方和新疆地区动物纹装饰主要与“内陆亚洲山麓地带”的联系较为密切，虽然同属于内陆亚洲山麓地带，但其下不同区域动物纹装饰的分布和影响并不一致。刀剑上的兽首装饰和立体羊形饰反映的是米努辛斯克盆地与中国北方地区的联系；虎噬食草动物纹、翻转动物纹、神兽题材动物纹反映了中国北方和新疆与阿尔泰地区的交往；北山羊饰牌的传播则反映了中国北方与天山七河地区的联系。

不仅如此，中国北方与内陆亚洲山麓地带各区域动物纹装饰交往的时代也不相同。最早是与北面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和图瓦地区的联系，从晚商时期刀剑的兽首装饰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卷曲动物纹和排鹿纹装饰，再到春秋时期的立体羊形饰和双鸟回首短剑，都反映了中国北方与这一地区的交往；然后是中国北方与阿尔泰地区，主要是巴泽雷克文化的联系，年代主要集中在战国时期，神兽题材、翻转动物纹和虎纹以及虎噬食草动物纹等是两地联系的重要证据；最后是中国北方与天山七河地区的联系，年代已经在公元前3世纪之后，北山羊饰牌的传布以及伊塞克古冢和马家塬墓地的联系都是其交往的重要佐证。中国北方地区与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尔泰地区的联系可能主要通过蒙古西部到内蒙古西部的草原通道，而最晚的中国北方与天山七河的联系则主要通过天山通道，这也是后来汉唐丝绸之路的重要路线之一。从米努辛斯克盆地到阿尔泰再到天山七河地区，交往路线不断南移的过程，反映了从草原之路到丝绸之路的历史进程。

后记

本书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动物纹装饰综合研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感谢提出修改意见的四位匿名评审专家。书稿是由我和我的研究生共同完成的，其中侯知军撰写了本书第四章——新疆地区的动物纹，贾坤霖和王雪岩在资料收集和整理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张文珊、朱冠儒、吴雅彤对全书的文字和图片进行了校对。

感谢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欧亚草原考古团队杨建华教授和潘玲教授的支持和帮助，杨建华教授不仅通读了全文，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而且还专门为本书撰写了序言；潘玲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相关的外文资料。以中国北方考古为基础的欧亚草原考古团队是我院特色团队之一，巧合的是，我们老中青三代人都是羊年出生，“三羊开泰”，希望我们团队的发展越来越好。

我还要感谢魏东和王春雪老师。我们连续几年一起踏进罗布荒原，共同面对困难、分享喜悦，感谢这些年兄弟们对我的帮助。

最后我想说的是，由于时间、资料和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书中很多问题没有深入展开，最终成果也未能达到之前的预期，这是本书的遗憾之处。但即便如此，这本书依然可以算是目前中国北方动物纹研究最全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很多论述也代表了笔者对中国北方各地青铜文化的思考。因此，我仍希望该成果能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一些参考，我愿与学界同仁共同推动中国北方考古的发展和繁荣。

百兽率舞，凤凰来仪，愿社会和谐安定，愿祖国繁荣昌盛！

邵会秋2019年于长春

作者：邵会秋、侯知军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1版1次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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