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开始，上海街头先后出现两批从山东流亡过来的大中学生。其一是齐鲁大学的一批师生，500多人；其二是山东各中学的学生，8000多人。我的外甥保生当时是烟台八中学生，也在其中。后来他们又经南京继续南下，到江西、湖南后就失去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改革开放后，我在中央电视台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已在芝加哥定居的保生。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台大法律系毕业后，成为台湾小有名气的法律学家。因不愿与台独分子同流合污，随儿女出走美国。我和他通过多次书信、电话交谈，共同追忆他当年背井离乡的情景以及后来的心酸历程。

1965年保生在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

01

齐大师生先来沪

多方努力被劝回

山东学生流亡南迁，首先是从齐鲁大学开始的。1948年8月，齐鲁大学的师生在校长吴克明带领下，于济南解放前夕南迁。当时济南已是孤城，驻在郊区的中共济南市委曾专门派人潜入城内，劝阻学校领导不要南迁，但没有成功。吴克明强调这是学校董事会的决议，“不走教会就不发经费了”。齐大师生先从济南分批乘飞机去青岛，再由青岛坐船，于8月中到达上海。

齐鲁大学成立于1904年，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一所教会大学。一些史学家还将它追溯至1864年由北美长老会在登州（今蓬莱市）成立的登州文会馆，据考证这是我国第一所教会小学。后来不断扩大，合并青州等地教会学校，最后发展成齐鲁大学，因教学水平高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它的七年制医学博士生毕业后，还可同时获得国外学位。如1924年加拿大政府立案，批准齐大医科毕业博士可授予加政府批准的医学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齐大医学院附属医院代理院长、英国人希荣德（英文原名罗纳德），被媒体誉为白求恩式的医生。他曾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过贡献。

抗战时期，齐鲁大学校长吴克明曾带领全校师生，跋山涉水，将学校迁至大后方。为此吴校长得到山东乃至全国人民的称赞。而在解放军即将进入济南之际，吴校长又要迁校，那就是“逆潮流而动”了！

齐大学生到上海后借住在山东会馆。一大帮男女大学生无事可做，整日在街上闲逛，引起了不少市民的好奇。我原籍山东，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上海山东会馆内的齐鲁学校上学的。1948年时，我虽在复旦中学上高中，但家仍住在山东会馆的平房里,所以齐大的学生常来我家串门，说我是他们的师弟，问我上海有哪些好去处。我也叫他们师哥、师姐。我曾问他们，为何要跟着学校南迁？他们回答是想继续念书，还可获得国外的学位，其他的也就说不出所以然了。

齐鲁大学迁来上海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景德（钱明）以及一些山东知名人士和老乡，如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教师田仲济等，多次劝导吴克明，帮助他设计应对之策：上策是趁济南尚未解放，原路返回济南；中策是留在上海，等待新政权建立；下策是去找个安静地方继续办学。但千万不能去台湾,那是下下策。听了景德等人的劝告，吴克明打消了去台湾的念头。然而他优柔寡断,没有勇气返回山东，就把医学院学生带到福州，将文理学院学生带到杭州，挤在云栖寺内。

晚年的景德（钱明）

齐鲁大学分散于杭州、福州后，吴克明不辞辛苦，奔走两地，检查教学质量，督促学生专心学习。他还邀请浙江大学的苏步青、陈建功等教授来齐大兼课。当时形势急转直下，解放大军马上就要进入杭州、福州。而吴校长还在认死理，坚持学校原来的规定，对几名成绩不及格的学生执意要除名。

新中国成立后，军管会责令吴克明将全体学生带回济南。齐鲁大学经过这一折腾,损失不小，加上教会断了经费，1952年院系调整时齐大被撤销，并入山东大学。校址连同校内中西合璧的建筑群，都被济南各高校所瓜分,直至2013年才被国务院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吴克明本人是位化学家，曾去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化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从事过多项研究工作。他虽然是国民党大佬孔祥熙的女婿，但本质上是个学者，齐大学生称赞他：“冷眼看官场，热心办学堂。”老年教师说他“喜欢自讨苦吃”。后一句话不幸被言中。就因为他误听国民党的蛊惑宣传，带领大批师生南迁，在当时造成很坏影响，1957年反右时他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遭受迫害，于1977年9月去世。

齐鲁大学校长吴克明（前排左四）和希荣德（前排左三）等教师合影

02

可叹校长张敏之

一意孤行铸大错

紧接着，山东烟台八所中学的学生也流亡来上海。这八所中学联合组成烟台联合中学，共推八中的老校长张敏之为联中校长。在张带领下坐船到青岛，再从青岛坐船到上海。在青岛逗留时，又有山东其他中学（如济南五所中学、昌维中学等）的师生加入。甚至还有少数高小学生（如保生后来的夫人、沂水小学学生连璋），听说有书念、有饭吃，也盲目跟随队伍南下。1948年11月，这支队伍抵达上海时已有8000余人。当时胶东很多中学实行寄宿制，学生大都是农家子弟。烟台的八所中学，一些老教员教课认真，对学生也爱护备至，晚上查岗还经常给学生盖被子。学生也把老师视为父兄。所以，那些学生跟随学校出走南方，大多数家长还是比较放心的。

这些学生到上海后,一部分住进山东会馆，其余的分别借住卢湾区各学校。学生年龄大多在15岁上下，保生在班里是最大的，也才16周岁。他们第一次来到上海，自然对这五光十色的海派大城市感到好奇。但校方规定他们必须集体进出，很少像齐鲁大学生那样三三两两地在马路上闲逛。每天晚上和假日还借齐鲁学校的教室上课，经常有上海的山东同乡、学生亲友和新闻记者前去观看。我也经常去看望保生。记得有一次，烟台语文老师讲的课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使很多旁听者纳闷：老师是想带领学生去世外桃源呢，还是想让学生考留学去美国？（1948年夏国民党教育局最后一次招考去美国公费留学生，考题就是“请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英文”。）不过，课堂上学生们正全神贯注地听课，一点看不出长途跋涉后的疲惫以及对前途的担忧。

当时山东会馆地区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是景德。他的公开身份是齐鲁学校教师和会馆理事会的理事，他的父亲是山东会馆的总务主任。说来也巧，景德于1932年毕业于烟台第八中学，曾是张敏之的学生。他反复解释中共的政策，力劝自己的老师尽快带领学生们回山东复课，至少留在上海等待新政权建立，绝不能去台湾。当张敏之反映中共的康生在胶东推行“扫地出门”的土改政策,使得很多家在农村的学生无法安心学习。景德推心置腹地对老师说，毛泽东同志已经知道这一情况,山东肯定很快就会和其他省一样走向新生。显然，景德是代表党组织在做张敏之一伙人的工作。但张敏之等不听劝阻，固执己见。所以后来景德经常叹息,他这辈子最大遗憾之一就是没有能说服自己的老师。

被冤杀的张敏之

我的外甥保生比我小一岁。我的父兄即保生的姥爷和舅舅们也竭力劝保生留在上海，和我一起上学，还希望保生能串联其他同学一起留在上海。然而，保生和他的同学们执意要随学校继续南下。他们想得很简单：我们要读书，所以要跟着学校走；而且老师有如父兄，家里尽可放心。他们哪里知道，前面有险恶的陷阱正等待着他们！

我记得最后一次，景德和李士钊带领我二哥郭映艇等年轻人，在会馆和张敏之等几位头头会谈了一个晚上。听我二哥回来说，景德提出两点请张敏之他们三思：一是台湾根本不缺学生，缺的是当兵的，所以山东同学们特别要警惕蒋介石的真正目的，不是让他们念书，而是拉他们当兵。二是蒋介石最痛恨大陆的学生。他认为大陆所以丢失，很大程度上是毁于三年来的学生闹事。据景德透露，蒋介石在最近一次内部会议上杀气腾腾地说：国家将不惜一切代价镇压违法乱纪的学校和恣意妄为的学生。因此景德判断蒋介石很快就会采取行动镇压学生，决不会发慈悲轻易让大批山东学生进入台湾。但张敏之等一伙人去意已决，会谈不欢而散。

果然，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密令上海的军警特务，用坦克强行撞开十几所大学的校门，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至于山东八千子弟后来的遭遇，不幸也被景德言中了！

上海山东会馆

03

梦想赴台去念书 

澎湖被劫酿惨案

这些山东中学生的流亡生活是充满坎坷的。他们离开上海后辗转南京、杭州、湖南、江西和广东等地，徒步几千公里，一路翻山越岭，风雨苦行，饥寒交迫。从下面两段文字中，可见这些学生在流亡路上的艰辛：

这8000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叠条薄被。一二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再夹两根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地下，铺点稻草。白天每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空地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甚至石块在土板上写字。(摘自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

一吃饭我们八个人一桌，一个桌一盆菜。那个盆子又可以洗脸，又当菜盆子了。围在那里蹲在那里，风一吹就满盆子沙子，这样子吃饭。我们那个教室就是宿舍，我们那个铺盖，也没有什么铺的东西，一个被单子睡在水泥地下。晚上睡觉，白天前面有个黑板，老师一本书，我们没有书，我们就写笔记。老师在上面讲，或者写黑板，我们来抄。（写字的）笔，我们就到街上去捡个笔头，铅笔头削一削，就那样写字。但是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情绪很高。

在广州期间，他们得到国民党高层的同意，准备赴台湾念书。1949年初夏，他们到达澎湖。不料，当地的国民党防区司令李振清和39师师长韩凤仪要强行拉这些山东孩子去当兵。张敏之校长、邹鉴副校长和五位学生代表据理力争，因为事先已达成协议，同意他们去台湾念书。结果，7月13日在防卫部操场发生流血冲突。张敏之等七人以“共匪间谍”论罪，经蒋介石批准后被枪决，史称“七一三惨案”。据说还有的孩子冤死狱中，有的被装进麻袋抛入大海。事后估计此冤案的失踪者有300多人(一说是109人)。除了女生和年龄尚小、身高没有步枪高的男生送澎湖子弟学校念书外，大部分山东子弟被胁迫当了兵。台湾有媒体指出,39师本是共军手下败将,逃到台湾时只剩500名残兵。李振清本人还当过俘虏,后潜逃来台，但到了台湾就嗜杀成性。

大约10年后，台湾当局才允许这些山东子弟陆续转业，去台湾上学。其中有极少数人经自己努力，后来事业有成，成了台湾的名人，如历史学家张玉法、文学家尉天骢、作家张放等。被迫参军的学生，也有个别被擢升为台军的将军。如曾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王若愚，就是保生在八中时的同班同学。至于张敏之，他原是北伐期间加入国民党的老党员。抗战期间为躲避日寇扫荡，他曾带领学生1500人迁校至牟平山区，后又转至皖北，胜利后被誉为“山东抗战期间爱国老教育家”。然而1948年底山东全境解放在即，他却带领八千多子弟背井离乡，而且不听忠告，一意孤行。后来他惨死于国民党的枪口下，只能说是咎由自取了。

04

组建山东同乡会

旗帜鲜明反台独

这批赴台的山东子弟尽管有个别人曾经出将入相，但总体而言一直受到台湾本土派的排挤。到了民进党执政时期，台独分子更明目张胆地挤压向往和平统一的山东子弟。台独势力甚至扩展至军队中，大力提拔台独分子充当各级军官。所以，山东子弟就依托台湾山东同乡会等民间组织，把分散在各处的同乡们团聚起来。台湾山东同乡会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主张两岸和平统一。每次聚会，他们打出的口号是“齐鲁是古老祖国，山东是美好故乡” “最甜是故乡水，最亲是故乡人”“一山一水一圣人，一草一木一世情”等。这些口号充分表达了在台同乡的心声。

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当局迫于压力，在澎湖马公岛上建立“七一三事件”纪念碑，以悼念当年为山东子弟争取读书权利而牺牲的师生，同时还将枪杀张敏之等政治犯的台北马场町，改辟为“马场町纪念公园”。然而民进党上台后，一小撮台独分子在“去中国化”的口号下，叫嚷要把“七一三事件”纪念碑拆除，遭到台湾民众的普遍反对。那些山东子弟更是义愤填膺，据说他们还租了几条船去澎湖阻拦拆碑。在强烈反对声中，台独分子只好暂时罢手。

据保生介绍，台独势力在台湾某些部门还是很猖獗的。例如他毕业的台大法律系，就是臭名昭著的台独分子的据点。台湾有人曾揶揄：“台大法律系是台湾的乱源！”民进党很多要员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吕秀莲等都是台大法律系毕业，连一些教师也是铁杆台独分子。他们还多次拉拢保生回台大教书。保生不屑与这些台独分子和政客为伍，因此于上世纪末随儿女去美国，后就在芝加哥定居。保生说，他们这批山东子弟虽然后来各奔前程，贫富有差，但当年大家在腥风血雨中共过患难的那段经历，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尽管岁月流逝、壮年不再,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两岸人民是骨肉同胞，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根在大陆山东！

当年山东流亡学生、现为台湾退役军人及家属在澎湖悼念“七一三事件”遇难者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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