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曾经是中共地下组织的成员，都为上海解放作出过贡献。在采访中，他们很谦逊，都说自己没做什么，只介绍了一些他们所在的党组织做的工作。

上海市民欢庆上海解放

虎口巧策反   机智保大桥

景德，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他长期在秘密战线工作，是中央特科和华中局社会部的一名优秀情报战士。

景老为革命所立的功勋是记不胜记的。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主持的齐鲁小学情报站，通过环龙路（今南昌路）上的光华眼科医院的台湾共产党员，中转了由日共党员中西功等国际主义战士提供的大量情报，对党中央制订正确的战略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初期，他曾巧妙地获得国民党军统破译我新华社密码的重要情报，为我军摆脱被动立下大功。

1948年至上海解放，“我在乍浦路77号开设飞达报关行，以做生意掩护情报站工作，她承担密写与陪同交际等掩护任务”。景老指着夫人陆秀如对我说。搞贸易行既可为山东解放区代销咸鱼等物产，采购所需要的物资，更可掩护递送重要的、不宜用电台发送的情报。当笔者问起在解放前夕那几个月的主要工作时，他回答说：“策反国民党军官，收集情报。”

景德的父亲长期担任上海齐鲁会馆总干事，在旅沪乡胞中交游很广、口碑极好。景德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广交朋友，收集情报，成功地策反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里的几个山东籍上校处长，还机智地保护了钱塘江大桥等重要设施。

据景老介绍，有个叫崔传法的，与景老是同乡，又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此人在军统专搞电讯，还到美国深造过半年，时任司令部电讯处处长。“那时，国民党败局已定，这些人也想找条出路”，景老说。因是同乡同学，或对景德政治背景也心中明白，崔传法与景德来往密切，无话不谈。景德见时机成熟，便按上级的指示，向他亮出身份，接受他的投诚并鼓励他多立功。从此，崔传法就将司令部里每一项布置都向景德详尽报告。特别是关于布置潜伏特务的情报，对日后镇压反革命极有价值。当时，汤恩伯正布置破坏重要设施，景德要崔传法力所能及地予以保护。于是，崔传法便采取“拖”的方法上下敷衍。他借口“统一调拨”，将大量炸药调至上海仓库“囤积”起来，一边压下各处催领炸药的电报，一边以“正在调拨”搪塞上面。他还陪景德去钱塘江大桥“视察”。面对这座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建造的大桥，景德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她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他们找来了大桥警卫营长，当察觉该营长也在为出路担忧，并流露了对炸桥任务忐忑不安的心态时，便趁机策反，暗示他“不炸更好”。后来，上面催急了，崔传法就拨了极少量的炸药去敷衍炸桥，领取单位嫌太少，催传法便推说“各处都要，没办法，先拨这些，用了再说”。结果，爆炸只伤了点皮毛，大桥终于保住了。

崔传法还有一个同乡兼同学，叫王绳武，“他比我高一级，大约也知道我与共产党有关系，也想找出路，却又不相信我”。景老说，“不过，那时情况确实复杂，特务很狡猾，人们都怕上了特务的当。有一个叫张亚明的山东籍上校处长，就是被他们怀疑后抓起来枪杀的。王绳武经管着上海等地五处电台，很有利用价值。于是，我表示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就以做生意为名，陪他去青岛，再潜入解放区，让他直接向华中局王征明同志投诚。”

掌握“自卫团”   维护商业街

林国安是中共金刚百货公司地下支部书记，离休前担任过上海市家用电器总公司总经理。“工作是大家做的，尤其是吴少航同志，许多细节他最清楚，可惜他在深圳，不在上海。”老林十分谦虚地说。

金刚公司是爱国实业家薛铭三创办的，规模虽逊于南京路四大公司，却也很有实力，仅在上海就有5家支店和1家橡胶厂，在南京、武汉、重庆、杭州和台湾都设有分店，特别是最大的103支店，即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支店，是林森路上最大的百货公司。中共金刚支部是一个很强的战斗堡垒，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拥有16名党员，其中103支店就有10名，几乎占到全店职工的18%，加上十三四位党的外围组织职业界协会会员，可以说这个店里早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1949年2月至3月间，沪南区委委员俞正平前来布置了“组织群众、保产保业、迎接解放”的任务，明确指示要从店员群众、业主资方两条线开展，将林森中路这条著名商业街完整地保护下来。经研究后，党组织立即发展了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而因病回沪的103店主任吴少航入党，并将联络业主的工作交给他承担。

1949年7月6日，中共金刚百货公司支部的同志参加游行

在获得薛铭三全力支持后，吴少航首先借物价飞涨提出搞同业议价。此举符合资方利益，很快建立了以大华百货公司为联络点的百货业议价碰头会。旋又推动建立了绸布、糖果等各业碰头会。解放军渡江、南京解放后，中共地下组织指示组建人民保安队，国民党亦布置搞自卫团，支部即确定控制自卫团、以合法名义保护商业街的决策。店员方面的工作推进顺利，各业主也因保产保业符合切身利益而大多赞同，但要得到警察局批准，还须有头面人物出面才行。于是，吴少航便去争取资格最老的虞永兴南货店店主虞如品的支持。这位虞老板是上海南货商业同业会理事长，还是市参议员和社会局特聘的专员，是个在政界兜得转的商人。开始时他十分冷淡，两天后却主动邀请吴少航与多名业主吃饭，席间表示支持组织联防，愿“勉为其难”担任团长，并请吴少航和另一位李姓西服店老板担任副团长。他说警察局那边由其负责，而团务则请吴少航等多管一些。就这样，“民众自卫团”组织起来了，各店也都修建了木栅栏，备了木棍、哨子，所有的店员都编为团员，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大都安排为负责人，每天组织巡逻值班，自卫团实际上成了有合法名义的人民保安队。5月23日和24日两天，林森中路呈现半真空状态，自卫团就佩了臂章上街维持交通和秩序，使这条商业街顺利而平静地实现了历史大转变。25日，林森中路解放的第一天，大小商店几乎都开门营业。

金刚支部的党员还查看了地形，了解保甲状况，利用送货甚至跟踪买菜等方法，调查国民党军队驻地和反动官员住址，绘制成图后交上级组织。“我从23日起就奉命隐蔽，住在公司附近一位叫包和德的朋友家中。25日凌晨一两点钟，和俞正平一起到国泰电影院，与解放军和负责抓特务的特工科的同志会面，当时我们热烈地握手，如同久别重逢的亲人。随即，我为部队带路直插八仙桥。”老林说。

智逼总稽查   巧护电讯局

骆连森，1947年入党的老同志，在520厂向有“老革命”的尊称。随着笔者的提问，老骆打开了记忆之盒：

“我那时在电讯局送报间。送报间有二百六七十人，多数是20岁上下的小青年。1948年秋，原中共地下组织党支部书记邵安祥撤退，由我接任书记。当时有党员七人。不久，就明确布置中心任务是‘迎接解放’。

“送报间曾在1947年5月发动过一场‘饿工运动’，国民党市党部主任方治前来弹压，被邵安祥顶了回去，因此很受国民党注意。‘饿工运动’后不久，就来了一个叫魏镛的人，组建了国民党第41区分部，经过两度发展，大约有70%的人被拉入了国民党。他们物色了总稽查夏根友当头。夏曾拜南市青帮头子侯长宝为老头子，这时也在小青年中收起徒弟，大约有一半小青年被他收为徒弟。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展开了争夺群众的反控制斗争，也搞结拜兄弟和聚餐会，我就结拜了21个兄弟，逐步发展党的外围组织邮电工友联合会（简称邮电联）。平时广做好事、广交朋友，深交后再慢慢讲道理，这样夏根友的徒弟一大半听我们的了。

“1949年初，中共电信局地下组织成立总支，明确提出‘保护局产，保证线路畅通，迎接解放’的斗争任务。送报间一下子发展了6名党员，使党员人数达到13人，大约占总人数的5%，邮电联发展更快，党员达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但因工作进展迅速，我已引起反动势力的注意，在局外也发现有人跟踪。于是，我在4月下旬以请长假为名，躲到局外，但仍与党员、积极分子保持联络。这中间，二访夏根友，对实现护局斗争很有作用。

“一访夏根友时我还未撤退。当时，夏无意中透露了已受命南下广州的情况，上级命我登门专访，动员他留下。夏根友承认有此事，我便以朋友身份说留比走好。我刚说完，就被他拉了直奔侯长宝家，说要听听师父的意思。到了侯家，寒暄几句后，他俩就走到内间说话。夏的话听不清，只听得侯讲了句‘听伊的’，两人便出来了。后来，夏果然没有走。估计夏是向侯介绍我的大致身份，因为邵安祥和另一位党员吴玉峰的撤退，无形中也暴露了我的身份，我与邵、吴两人最接近嘛，夏自然可以明白个八九不离十。后来当我要请长假时，他只说了句‘弄张病假单来’，一点没有为难。事后，我又获悉局里曾向他查问过我，他的回答是：‘在卖大头小头。’局里提醒他：‘要当心迭个人。’他说：‘一个小囡，呒没事体的。’

“二访夏根友是在临解放前几天。当我到夏家时，他正在搓麻将，见到我立即起身让人代替，拉了我一直走到城隍庙老饭店，点了几个菜，要了点酒，边吃边谈。这次，我按组织指示首先亮出了身份，接着向他提出：争取戴罪立功，明天起住进局里，并带领徒弟、国民党员一齐住进去，参加护局护产。当时他流露了担心解放后会被抓被杀头，我当即说：‘我拍胸脯，你不仅不会抓起来，还可能受奖。’于是，他表示‘我听侬的’。那天，他告诉我：不仅知道我是共产党，还知道其他一些人也是共产党。我问他：‘你认为哪些人是？’他掰着手指报了14个名字，全部说对，只是多了1个。最后，他拿出了4块大洋，说：‘你在外面一定没钱，拿着吧。’当时我真的非常需要钱。自撤退以后，我不能回家住，也早已身无分文了，只能住在一个叫俞根宝的积极分子家里，晚饭也在他家吃，但早饭与午饭是呒没着落的，只能找谁联络就要谁给我饭吃，常常饿肚子。但我不能拿夏根友的钱。他见我不拿，便又加了2块，说：‘你不要，就请你给邵安祥、吴玉峰家属吧，我们也算兄弟一场。’我说：‘好，这我负责转交，你们是结拜兄弟。’邵、吴两家也确实困难，我便给邵、吴两家各送了3元。

“5月24日夜，我住在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吴玉峰的舅子蒋培福家里。睡到早上四五点钟光景，蒋回来说：‘起来，起来，马路上都是解放军了。’我立即起身，走到西康路西区派报点，见到了解放军。一会儿，总支书记龚正东也来了，我俩便一起赶到江西路总局组织党员群众迎接上海解放。路上曾见到零星的敌人向外滩方向逃窜。那天中午在局里吃的饭，一口气吃了8碗，令旁边的几位目瞪口呆。这是两个月来我吃的第一顿饱饭。”

公开建社团   秘密撒传单

钱学忠是我早年工作单位的老领导。我也早知道他在哥哥姐姐影响下，16岁便入了党，离休前是闸北区人大副主任。问及解放前夕的那段日子在做些什么时，他说主要是“宣传城市政策，迎接解放”。

他说：“1948年9月，一位名叫薛承范的中共地下党员由市西中学转入市北中学，开始重建支部。市北中学自1948年6月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斗争后，原有地下党员全部撤退，只留下了三四个积极分子。重建后的支部工作很明确，就是‘迎接解放’。1949年3月，几个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被发展入党，我就是那时入党的。党员人数从4名发展到8名，每个党员又联系了几个积极分子。

“我们先是出壁报、搞社团，扩大积极分子队伍。高一甲班费起光最早发起出《灵芝》壁报，训导处不许，经斗争后才得以出版，继后秘密成立‘灵芝社’。我与魏仲云组织了‘火炬图书馆’，从交流图书到传阅《西行漫记》《李有才板话》《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刊。我们在校内外以打扑克为掩护，谈形势，介绍解放战争进程，学唱《你是灯塔》《山那边哟好地方》等歌曲。

“做得最多的是翻印、散发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的资料。4月中旬，解放军渡江在即，按照区委布置，大量翻印宣传资料。我用的那台手推式油印机藏在家中夹弄里，而文件就藏在煤球箱或瓦缝里。有一次带文件回家时，因下雨就藏在套鞋里。翻印后，就由大家广为散发，同学课桌里、老师抽斗里、行驶卡车中、商店门缝里，到处都有。5月中旬起还向保甲长家里投寄《告保甲人员书》等宣传资料。

“5月24日虽然还照常上课，但我们却在心中一遍遍地默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急切地等待着与解放军会师的那一刻。25日清晨，按事先的通知，我沿天潼路、河南北路、宝山路，向林定恕家走去。远处不断有枪声传来，站在天潼路上也可看到新亚大酒店那边布满了国民党军队。林定恕的父亲是位铁路职工，他家在交通路宝山路口，坐落在铁路轨道线中间，既无杂人还装有电话。当时，我们得知苏州河南已经解放，于是，十多个人都围着电话向河南面的亲友了解情况。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了‘上海市区解放’的消息，大家激动地跟着电台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边唱还边做了许多大红花。整整等了一夜，26日凌晨分散出来时，我与薛承范一路，边走边撕掉路边墙上的反动标语。

“第二天，沪北解放了，我们奔向了学校，随即又分赴街头宣传城市政策。在和田路永兴路口，我站在凳子上向市民宣讲。那天，我、薛承范、王宅惕、钱嘉荣还与进驻市北中学的解放军连首长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坚持斗争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在解放后的合影

文 | 许洪新 

文章选自：“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上海滩》丛书”《五月黎明》，选文略有删改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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