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3天，全球病例猛增了10万余例。

截至北京时间3月25日12时，全球累计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人数突破40万例；美国更是在7天之内，确诊病例暴涨10倍。

疫情还在扩散，给经济、出口、股市、教育等各方面都带来了打击。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话说：“这是一场人类危机……我们正面临着联合国75年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全球健康危机。”

19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举行视频记者会

我们已然站在了全球盛衰的关键节点上，但人类彼此间的争吵似乎更胜往日：是勇敢承认危机现实，还是把病毒“甩锅”给特定群体？是借鉴他国的抗疫经验，还是固守意识形态偏见？各种声音纷乱摇摆，我们究竟该如何化解这场空前危机？

在众多能对这个问题作出精彩诠释的智者中，向大家推荐其中一位佼佼者：贾雷德·戴蒙德，世界上最重要的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家、思想家之一。

戴蒙德（左），学识极为渊博，通晓六国语言。他对于大问题的关照，让他成为少数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也因此收获了诸如比尔·盖茨（右）在内的全球众多“大佬级”读者

上世纪90年代，戴蒙德凭借代表作《枪炮、病菌和钢铁》为“人类命运”三部曲拉开序幕，轰动世界，他宏大的历史观对《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等一众历史学家影响至深。2019年，贾雷德·戴蒙德带来了耗时14年的新作，“人类命运”三部曲终篇《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也许是一个不幸的巧合，不到一年，这本书的主题就与当下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映射。

不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是解决国家危机的第一步

探讨“一个国家乃至人类整体面临的危机”，这样宏大的命题，戴蒙德在《剧变》中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前提预设： 应对危机的最小单位是个人，进而由个人构成了国家、全球社会。所以，在化解危机这个问题上，国家、全球社会不妨向个人学习。

结合到当前的疫情危机，戴蒙德认为国家层面可以做到的最起码有：

第一，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不隐瞒，承认危机的存在。

对个人来说，这一问题至少可能出现三种复杂的情况： 个人可能一开始拒不承认危机的存在，或者只承认部分危机的存在，又或者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最后，个人不得不“大声求助”的时刻其实就是他承认危机的时刻。

就像个人一样，国家一开始也可能会忽略、否认或者低估某个危机，直到外部事件的出现使其不得不直面危机。

3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表示，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出现大幅增长，有可能成为全球新冠疫情新的“震中”。

第二，愿意承担责任，不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不自我怜悯，不推卸责任    。

在踏出承认危机存在的第一步后，解决个人危机的下一步是承担个人责任，避免使自己沉溺于自我怜悯的情绪中，不要总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而要意识到做出个人改变的必要性。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历史为拒不承担责任的极端例子给出了结局，比如说，一战后的德国。 那时大量德国民众听信了纳粹分子和一些德国人编造的谎言，认为德国战败是因为国内社会主义分子“在背后捅刀子”，而不是由于协约国军队在军事上具备压倒性优势。 纳粹分子和一些德国民众将心思都放在《凡尔赛和约》的不平等问题上，却不承认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政府在战前实施的一连串错误的政治决策使德国在不利的军事条件下参与战争，进而战败。

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如此一来，德国人对一战不负任何责任，而是以受害者的立场自居，沉溺于自我怜悯的情绪，这使德国国内纳粹势力盛行，从而导致了二战的爆发，最后为德国带来更为悲惨的结局。

第三，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 正如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对解决个人危机来说很有借鉴价值，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对于一国应对危机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而言，借鉴西方的模式并对其加以调整，在维新变革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在二战之后，日本再次在调整的基础上借鉴了美国的部分民主政府模式。

第四， 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比起个人问题，国家问题的处理不适合速战速决，也很难保证能一举成功。不管是国家问题还是个人问题，危机往往具有复杂的属性，我们往往需要尝试一系列不同的解决方案才能找到最有效的那个，而这需要有耐心，能够忍受挫折、不确定性和失败。现代的美国算是个例外。它没有像德国、日本、芬兰等国家那样，在战败与被侵略的经历中铸就一身钢筋铁骨。在《剧变》一书中，戴蒙德说：

1840年以来，美国对外几乎战无不胜，所以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时，美国人很难接受任何失败和妥协。

进入21世纪，美国身陷复杂的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困境，这些困境都不存在快捷的解决方法，都需要耐心与妥协，然而美国目前还未展现出这些品质。

全球化时代下流行病防控的根本举措 

上面说的是单个国家应该如何应对眼下的危机。但事实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随着疫情在世界各国蔓延开来，每个国家都同时面临着国内和国外两个传染源，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图:南都大数据研究院

近几十年，可怕的致命性新型疾病主要是通过游客，从地方性疾病肆虐且公共卫生条件欠佳的落后国家被带到发达国家—例如霍乱、埃博拉病毒、流感、艾滋病等。戴蒙德在《剧变》中写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上升。如果不建立起全球的应对机制，各种传染病会将人类整体的生活标准越拉越低。

3月18日，比尔·盖茨在Reddit论坛上主持了一次讨论会，就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问题与用户进行了讨论。盖茨写道：“当前阶段，富裕国家……通过采取适当的行动……应该能够避免高水平的感染”。但更糟糕的是“疫情将如何影响不能像富裕国家一样进行社交隔离、医院容量也更低的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获取，既包括化石燃料释放的温室气体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包括人类为了粮食、土地开发而造成的对野生物种的侵扰。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人类以发达国家为标杆的、对高资源消耗的生活方式的追逐。

现实是，如果未来全球所有人口向美国人的平均资源消耗量看齐的话，那么这样的资源总需求，将相当于现在地球800亿人的水平。可能吗？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民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他们采取正确的政策，例如建立诚实守信的政府，实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他们有一天也能变得像繁荣昌盛。 在戴蒙德看来，这种承诺是不切实际的，是一个残酷的谎言。

2019年，亚马孙森林起火点统计（图：BBC）

所以，不仅仅是着眼于眼下疫情的这种“燃眉之急”，如果人类想从根本上减少类似的传染病大流行，只有一条路：努力使全球各地民众资源消耗水平和生活水平接近均等，这样才是全球化的世界唯一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2月，比尔·盖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撰文指出：“除了保护好本国公民，各国应该帮助中低收入国家做好应对疫情的准备……通过帮助非洲和南亚的国家做好准备，我们不仅可以拯救生命，同时还能减缓病毒的全球扩散。”

要做到上面的这一点，必定要建立在发达国家作出牺牲的基础上，但人类却往往难以放弃眼前的利益，最典型的对抗性观点来自于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他说：“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妥协的。”

理查德·布鲁斯·切尼，老布什总统的国防部长，小布什总统的副手

愿意与否，无论是面对全球资源的残酷现状还是当前全球性传染病高发的态势，戴蒙德在《剧变》里说：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是，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必将发生变化，并且我们将见证发达国家人均资源消耗水平的下降。

当前国家层面已无法解决全球性危机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这是一场需要团结应对的人道危机。当前国家层面的应对措施将无法解决危机的全球规模和复杂性。”上面讲到了解决全球危机的大方向，但问题是：How？

全球问题的解决是人类被迫进入全然不熟悉的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历史先例能够为我们指引方向。就全球来说，国与国之间因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差异而彼此区分，在很多问题上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

在《剧变》中，戴蒙德认为，我们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拥有国家层面的优势，也许这正是我们应该尽快弥补的，比如：

首先，对于我们的全球危机，人们尚未形成普遍共识， 全人类之间缺少普遍的、一致的身份认同和共享的核心价值观。

面对疫情，各国首先想到的是封闭自己的国门，更不用说，在更大的全球危机层面，还有不少人至今仍认为全球气候危机是人为编造出的谎言。

其次，各个国家都缺少承担责任的意愿。

全球平均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图：世界气象组织）

最后，我们的选择自由和容错度都受到严重的制约，制约因素包括势不可当的全球资源枯竭趋势、全球二氧化碳水平的上升，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这些制约因素令我们没有进行试验和调整策略的余地。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以来，我们的世界正着手建立处理全球性问题的机制。

全球化既给人类带来了问题，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 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要素也得到了增长与传播，例如信息、通信、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几门主导性的世界语言的出现、对别处状况和解决方案的普遍认知，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的全球共同体意识。持类似看法的不止贾雷德·戴蒙德一人。比如，面对这场全球疫情，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就认为，在技术上，人类能够有效控制疫情。

同样，稍早之前，比尔·盖茨对全球领袖们发出的呼吁中也提到，在技术解决方案之外，需要的是更多的外交努力，推动国际合作和数据共享。这场“人类危机”似乎正在朝着乐观的方向前进。3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决定不再将新冠病毒与中国联系起来：

上周，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S·巴考在通知学生撤离校园的邮件中写道：

没有人预知未来几个星期我们将会面临什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深刻意识到：COVID-19是一场考验。

它考验我们的善良、慷慨，它考验我们是否能超脱自我及享乐。在愈加纷杂混乱、非人所愿的当下，我们要做的是竭尽所能去彰显人性至善。愿智慧和德行与我们同在。

最后，还是回到贾雷德·戴蒙德在《剧变》中的观点，尽管各个国家在过去经常面临危机，而且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但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在面临危机时，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进。了解以往国家应对危机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便可为当下的我们点亮一盏指路明灯。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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