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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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福庆（1882-1970），被称为“中国现代医学之父”。他坚持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医院、医学院，先后创办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山医院、上海市肺科医院；创立中华医学会，为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耳濡目染，少年立志学医
颜福庆诞生于上海江湾一个清贫的基督教牧师家庭。6岁时，父亲颜如松因感染伤寒去世后，颜福庆便寄养于伯父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人颜永京家中。
1890年代初，颜福庆的三哥因患脑膜炎离世，年仅14岁。1897年，二哥颜志庆疑因误用海洛因作为吗啡的替代品，用于治疗感冒和腹泻，染上毒瘾。一年后，伯父颜永京因糖尿病引发肾小球肾炎，病情恶化，临终前对颜福庆说：“在我的有生之年，已经看不到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进步、强大和充满希望的国家。你们的下一代将比我幸运，你们将亲眼看到中国的新生。”从此，颜福庆坚定了学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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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人之一颜永京
颜福庆从小常与母亲到舅舅吴虹玉创办的同仁医院玩耍，21岁于圣约翰书院医学院毕业后进入同仁医院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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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仁医院创办人吴虹玉
1906年，颜福庆远渡美国，通过插班考试，进入耶鲁大学医学院二年级就读。三年后，获得耶鲁大学医学院最高荣誉——优秀博士毕业生。同年，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进修热带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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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福庆博士毕业照（中排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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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福庆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证书
打破成见 推广西医
耶鲁学院1898届的四名学生发起了一个海外传道团——雅礼会，十年后，雅礼会在长沙立足，胡美（Edward H. Hume）在长沙创办了雅礼医院，颜福庆接受聘任，来到长沙。胡美把颜福庆称作“上帝送给长沙的礼物”，颜福庆说道：“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内心的喜悦之情，能为我的同胞服务，这太令我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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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美（右二）与颜福庆（右一）
无奈当时的老百姓对西医并不了解，也不相信西医，甚至把西医穿的白大褂联想为人们出殡时穿的衣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兴医办学，推广西医，少不了当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恰巧在这个时候，“民国元老”谭延闿得了大叶性肺炎，便请来当地中医，几天过去，病情仍不见好转，谭家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请来了颜福庆，颜福庆给他量了体温，开了些药。第二天，谭延闿病情痊愈，令中医束手无策的病竟然被西医看好了，这件事情传遍了长沙甚至整个中南地区，也赢得了谭延闿对现代医学的信任。
颜福庆拒绝了谭延闿的酬金，并提出一个要求：在湖南开办一所学西医的学校。从此，便有了湘雅医学院，它最初的名字叫做“湖南-雅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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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的湘雅学生
亲自下井调查 唤醒公共卫生意识
在中国人平均寿命只有30岁的年代，颜福庆深感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此时，中国中部地区钩虫感染肆虐，为了摸清井下钩虫病的感染原因，颜福庆亲自深入150米下的竖井进行调查。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矿井下，孤独感和恐惧感包围着第一次下井的人。颜福庆发现，当时的矿工们喝水、吃饭、排便，全部都在地下150米的地方，裸露的皮肤一旦接触到从粪便中排出的钩虫虫卵后，极易发展成为钩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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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观察病毒
颜福庆组织工人进行化验检查，结果显示矿工的钩虫感染率高达81.6%！他随即展开药物治疗，但出于对西医的不了解和不信任，很多人拒绝治疗，甚至张贴布告，散布吃西药会失去生育能力、外国人要灭绝中国人等谣言。最终，矿上采取激励措施：服药治病者，每天将获得一定的补贴。自此，钩虫感染才得以控制、消灭。在颜福庆的说服下，煤矿建立了卫生部，负责卫生相关事宜。
正在颜福庆于萍乡煤矿进行钩虫病调查时，有一个少年，看到他背了一个显微镜，十分好奇，并对此产生浓厚兴趣。颜福庆便鼓励他报考即将成立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1年，他成为湘雅医学院的第一批毕业生。这位少年，就是“中国疫苗之父”——汤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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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飞凡
1928年秋，汤飞凡收到颜福庆的来信，邀请他回国。一年后，他谢绝了导师的挽留，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来，支持筹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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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医学堂建筑（现华山医院老楼）。1928年7月，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接办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为学校第一所实习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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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医学堂大门 图片来源：indiana university –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民国初年，中医西医势不两立，行业混乱，为统一公共卫生行政及医学教育标准，全国各地的西医集结，组成中华医学会。1915年，颜福庆作为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大会上呼吁“维护医生的荣誉和职业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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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首次大会合影（前排右六：颜福庆）
“犹太人”颜福庆
1926年，湖南被推上了革命的风口浪尖，湖南人奋起驱赶外国传教士，胡美成为“处决名单上的头号人物”，而湘雅医学院所有的非湖南籍教师和行政人员也未能继续留在长沙，颜福庆说道：“何去何从，我茫然无所适从。”
12月25日，颜福庆一家乘船逃离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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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夏长沙学生在湘雅医学院前示威游行
1927年，协和医学院向颜福庆发出邀请，聘请颜福庆为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任期为一年。在颜福庆担任过的多家医学院的院长中，协和医学院的薪资最高——每年5750美元。然而，协和医院对中外教员实施双重薪资标准，中国教员的薪水低于外籍教员，颜福庆作为华人代表，深感不满。
一年后，颜福庆离开协和医院回到上海老家，为了募集中山医院的费用，颜福庆向社会发起募捐，由此获得了一个雅号——“犹太人”。颜福庆的“二次创业”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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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医院募捐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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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中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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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医院全景
1931年起，为了募集筹建中山医院的100万元，他常常坐着三等车厢的电车，拿着装有募捐册的公文包，挨家挨户劝说对方捐款，一次、两次……直到对方把自己的大名写在募捐册上。颜福庆用尽了各种关系，张学良捐赠1万元，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巨额丧仪，五台山善普化佛教会会长王春暄捐赠50元，江海关捐助53000两，设立专为海关职员服务的“江海关病室”，艾利·嘉道理捐赠了中山医院的皮肤科……两年的时间，捐款数达到80万元。
1936年4月15日，国立上海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新校舍与中山医院同时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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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即将完工的中山医院大楼。图片来源：indiana university –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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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山医院病房 图片来源：indiana university –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上海医学院的校歌中有这样一句话：“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颜福庆于1931年获得医师证书，但他坚持不开业，不徇私，不贪污，他也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认为如果医生一边开业，一边在学校做教授是教不好学生的，对于有意向来医学院教书的医生，必须先将自己的诊所关掉，才可进入医学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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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学院校歌
颜福庆对招生非常严厉，设置了较高的分数线，学生的淘汰率也高达70%。同时，还要求学生必须要有仁爱之心，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未来的从医过程中，对病人有耐心。颜福庆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是从湘雅起家的，没有湘雅就没有上海医学院。”
文革期间 颜福庆捐献遗体被拒
颜福庆坚持解剖应是医学院学生的基本课程，但在百余年前，人们普遍认为人体解剖违背伦理道德，虽然政府明令准许医院及医学院解剖尸体，但实施起来仍然困难重重。1920年，湘雅医学院打破成见，在赈灾义卖的菊花会上，当众解剖尸体，轰动长沙。
创办上海医学院后，颜福庆依然非常重视解剖。上世纪60年代，他带着长孙颜志渊到上海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指着两个标本对颜志渊讲：“这是你的两个双胞胎姐姐”。七十多年前，颜福庆的双胞胎孙女不幸小产，他便把孙女的遗体捐献给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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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胞胎标本
1970年11月29日早晨，颜福庆倒下了，家人问要不要去医院，他摇摇头拒绝了，那时，他的住所与自己创办的医学院仅一墙之隔，颜福庆就这样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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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福庆旧居 徐汇区新闻宣传中心 朱亮 摄
颜福庆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百年后把遗体捐给学校做解剖，然而这个遗愿在70年代并没有实现，颜志渊决定去世后把遗体捐赠给学校，替爷爷完成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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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29日，颜福庆去世8年后，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在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了“颜福庆骨灰安放仪式”。颜福庆亲属们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大门前合影，随后前往龙华公墓参加仪式。
2005年，复旦大学举行百年校庆，枫林校区颜福庆雕像屹立于“福庆路”旁，“正谊明道”被铿锵有力地书写在了中国的历史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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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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