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家、编剧、电影导演、广告人,再到舞台剧导演,每一重身份背后,吴念真都希望透过真实的细节打动人心中共情的部分。
《台北上午零时》是吴念真“用情至深”的一部舞台剧,缅怀的也是最好的青春年月。那时候,每个人都想拼出一个未来,彼此的情意又如此单纯。
■文汇报记者 傅盛裕
由吴念真编剧并执导的舞台剧《台北上午零时》将于1月30日-2月1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出。吴念真掐灭第二支烟,阳光透过窗帘,打在脸上。开始讲述七八年前的上海往事。彼时,吴念真偶然撞进一家小巷理发店。理发师是个19岁的小姑娘,修剪的同时,吴念真同她聊天。
“我说,你是上海人?她说,不是,贵州的。她家离贵阳还要坐四五个小时的客运巴士,再走一个半小时的路。我说,你为什么要走那么远的路跑过来?她说,要学理发。我说,你会留在上海吗?她说,不,上海很花钱的,我想回老家。我说,回老家干什么?她回答,我要开理发店,里边能放5张椅子,再找一个助手。”
复述的是对话,可看得出,吴念真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从镜子里看到她的神情,还有那双红红的劳动的手,在说着那么单纯的愿望,忽然就看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刚到台北的自己。”
来沪推介舞台剧《台北上午零时》的前两天里,吴念真把这个故事有详有略地讲了三遍。作为台湾热演多年的“人间条件”系列第三集,《台北上午零时》写的,正是吴念真的青春岁月。
都说吴念真是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这一次,故事的名头从“人间条件”换成了大陆观众更熟悉的“这些人,那些事”,场合也从银幕移到剧院。不变的是,聚焦小人物,书写大时代。
可是,此番面对如何讲故事的追问,吴念真却剖白:“我不是最会讲故事的人,我是转述者。”
舞台剧是人生最大的意外
“舞台剧是我人生最大的意外。”吴念真说,起初只是纯粹的剧场观众,因为有很多“做剧场的朋友”,才有了不断的演出赠票和彩排邀约。“我常常觉得剧场的有些表现太形式化了,太讲究所谓深层思考的、意象上的东西,带给观众的感动并不是那么多。”
涉足舞台剧之前,吴念真做电影、拍广告,“面对的是社会中多数的人”。“有时候我和做剧场的朋友聊天也说,为什么不把观众面拓宽一点,提供更多题材,让观众从不同的作品中选择。”吴念真说,“他们都说也想,却没有办法做到。那我就想去试试看。”
于是便有了“人间条件”第一集:《满足心中缺憾的快感》。这是一个奶奶附在孙女身上,重回人间还愿的故事,背景是典型的台湾家庭。吴念真说:“这部戏的初衷,就是针对最亲近的人,也是最远的社会现实,希望增进几代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
一开始,吴念真计划“演一次就算了”。但“人间条件”如今已演到第六集,成为全民舞台剧,粉丝从18岁到80岁。自去年10月到上周,全台湾已上演37场。
剧场工作人员给吴念真讲过这样一件事。因为“人间条件”声誉渐隆,有一位太太提着菜篮子就跑到剧场,想买戏票。“工作人员问她,你知道演的是什么吗?她说,我知道演‘人间条件’,舞台剧很好看。工作人员只能告诉我,很难跟她解释啦,因为这一期‘人间条件’演的内容是同性恋。”说到这里,吴念真大笑。
借鉴电影的方式做舞台剧
吴念真的儿子吴定谦在大学念的是戏剧系。对父亲的新身份,他有不少专业上的意见。
“我儿子经常说,你这样安排很怪,舞台上的演员都不走位。”吴念真说,“我回答他,那么严肃的对白,演员要像电影那样固定在那里,情感才能集中。为什么要走位?他质疑我,如果演员不动,观众会觉得闷。我说,如果内容本身很动人,观众会被吸引进去。”吴念真说自己不懂话剧,但“不懂的人来做,有时候是好事”。
“人间条件”第二集,主演林美秀有一大段独白。看到这样的安排,林美秀的第一反应是,“导演,我讲那么久,底下不会觉得很闷吗?”“你讲得很有感觉的话,底下一定会听进去的。”吴念真说。
待到正式演出,林美秀瞄见台下观众偷偷擦眼泪。“如果内容能够传达真挚的情感,演员动和不动是不重要的。”看到观众的反应,吴念真也有了信心。
务求通俗,是吴念真的信条。“舞台剧要摆脱过去那种精英的局面。如果仅仅做小剧场,观众通常就是大学戏剧系的学生、老师,送的票比卖的票多。”他说,“任何创作的目的都是要和更多人沟通,即便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当初也是在街头上演的。”
把故事讲到所有人都懂
通俗,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懂。
《特别的一天》是吴念真20岁至30岁时的小说集结。虽然获奖无数,但写完这些小说,吴念真说:“年轻时相信:社会底层的压抑、苦难和忧伤都可以透过文字揭露而得到抚慰或解放。但后来却发现文字功能的局限,因而舍弃了文字,工作重点转向剧本。”
转变的背后,是吴念真一以贯之的“入世”。“我写了很多矿工的故事。有时候我把小说给做矿工的爸爸看,他说根本看不懂你在写什么。这些人不太会去阅读小说。我写小说不能帮到这些人,又无法安慰到他们,那写小说干嘛?”吴念真说。
出身矿镇、初中毕业后就到台北打工的吴念真,年轻时吃过不少苦。写《台北上午零时》,正是吴念真盘算着整理人生的时刻。为此,这部描写青春的舞台剧,他“用情至深”。
“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来到台北,受到老板的粗鲁对待。半夜睡在阁楼上,洗完澡之后相互贴药。”吴念真回忆说,那时候有个广播节目,从晚上11点播到凌晨1点,就叫《台北上午零时》,播的都是妈妈的寻人启事、年轻人的家书之类。“除了资讯,那还是对年轻人的纾解和安抚。不晓得多少次我都是在节目的音乐声中睡着的。”吴念真说,那个时代,大家都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养家、可以在城市安身立命。
“上世纪70年代的台北,就像90年代的上海,大建筑开始起来,每个人都那么辛苦,努力要拼出一个世界。”吴念真说,“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我来讲是很难忘记的,因为到最后人改变了嘛。都不一样了。”
选《台北上午零时》首进大陆,也因为吴念真坚信,城市是不同人的组合体。在北京、上海、广州,也有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汇集在城市里,“想拼出一个未来”。
五度荣获“金马奖”最佳编剧,写小说、拍电影、做广告,太多人将吴念真和“会讲故事”联系在一起。但吴念真自陈:“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所谓创作人,常常觉得我是一个转述者,别人跟我讲故事的片段,我组合起来,说给别人听。”在转述的背后,是“现代人共同理解的情感”。
一个桥墩一个桥墩来,搭起整座桥
吴念真的父亲五十多岁时患上矽肺病,后来不堪折磨,跳楼自杀了。守的时候,吴念真一直和弟弟、妹妹说父亲的笑话,既是心理防卫机制,也是纾解心结。“人活到这种年纪了,也经历过很多大的撞击。生活就是这样,苦乐交替的嘛。”吴念真苦笑。
《这些人,那些事》这本书里的故事,都是小人物,甚至鲜有全名,可面对生命的沉重,吴念真摆出轻拿轻放的姿态。“同样是生活里很重的事,如果用一种轻巧的方式讲,可能给别人的想象空间会更大。”
沈从文和汪曾祺是吴念真最喜欢的大陆作家。“我觉得他们对人、对时代的那种描述如此细致,可以看到眼睛里充满关爱。我以前上编剧课,一定要学生看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去学会最基本的东西:注视一个人,再去描绘,这样很多时代的氛围就出来了。”
因为注视,无论编剧或是导演,吴念真都试图抓住真实的细节。“有些人只要看到感动的东西就会说,啊,好煽情。我说,不不不,煽情是本身的东西很少,硬要加元素把里面的东西逼出来。而真实的东西,哪怕只是适当的时候说一句话,都会很感动。”
和侯孝贤、杨德昌、许鞍华合作,吴念真都在捕捉真实。虽然他说,侯孝贤的出发点很感性,“一个桥墩一个桥墩来,最后搭起整座桥”。而杨德昌“会从社会的问题出在哪里谈起,商业价值怎样影响个人的生活价值,厘清之后再不断添加细节”。
但对真实的追求,其实并没有变。许鞍华的《客途秋恨》,其实是和妈妈之间的故事,被吴念真说服后,改编成了电影。当然,这种观念也贯彻在吴念真自己导演的作品中,比如《多桑》。按吴念真的说法,“我很在意某些细节中和观众的沟通”。
《这些人,那些事》里,吴念真引用了麦克阿瑟的话,回望写作时的心情:回忆是奇美的,因为有微笑的抚慰,也有泪水的滋润。
到了这个年纪,投身舞台剧,沿用《这些人,那些事》作为系列的名目,也是因为书中那些“生命中很难磨灭的记忆”,在剧中“内涵是一样的”。
眼下的人生感喟,就像吴念真自己写的:“人生很多滋味都要到一个年纪才懂得去细细品味。然而当你一旦懂了,一切却都已经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