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头发

她身材微胖，皮肤黄白，脸颊一块紫褐色疤很显眼。到我们班里来，身份是上一级的留级生。老师让她坐在教室最末一排，一个人一张桌。

在我们小学四年级学生眼里，留级生就是不求上进的坏学生，所以她一来，女生们与她之间自觉筑起一道防线，都不愿理睬她。调皮的男生却常招惹她，“留级生”三个字时不时唱在嘴上。开始，她一律不理睬，只装听不见。有一回男生闹得太厉害了，她突然间怒目圆睁，破口大骂脏话，随即把桌上的铅笔盒、课本等砸向这些男生。

那时我们只上午上课，下午课外小组活动，班级同学三五成群，集合在某一同学家里做作业温功课。课外活动人人都要参加，“异类”的她当然也不能游离在组外，可是哪个组都不愿接收她。那天放学后，她走到我面前，期期艾艾，表示了想参加我们这个组的意思。因为我们这个组在我家里活动。我和她住一个宅上，两家相隔一条河，也可以算是邻居。平时，偶尔也听到过有关她家的一些情况。知道她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因为她读书不好，或许也因为长相有缺陷，家里不待见她，让她干很多家务活，她有时反抗，就遭到父母和哥姐的打骂。

她这个要求，想想也没有理由拒绝，我就答应了。她第一次来我家时，似乎很高兴，还带来了一把盐津枣给我们吃。第二天小组活动结束时，她突然问谁能帮个忙，把她的辫子剪掉，剪成短发。因为班级里这几天有传闻，说她头上长了虱子，班主任也找她谈过话，让她家长帮她把头发剪短，这样可以干净些。

她这个要求一提，谁也没有接茬，似乎也有怕沾染上虱子的担心，接着大家都匆忙收拾书包走了，只留她在我家客堂里迟迟不走。她又央求我，我也确实不会剪，就不肯答应。她教我说，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只要先把两根辫子剪掉，然后把头发修剪整齐就可以了。见我犹豫着，又说你剪坏了我也不会怪你。在她一再央求下，我动了恻隐之心，又觉得自己好歹也是课外小组长，应该学雷锋多做好事不是？

于是我找出家里一把大剪刀，根据她比划的长短，“咔嚓”两下，先剪掉了她两根长辫子，接着我就埋头修剪她的短发。

不知不觉时间很长了，但我对自己的手艺很不满意，往往右边的剪平了，又觉得左边的好像长了，于是又修剪左边，看看左边也整齐些了，又发现右边又显得长了，直到终于感觉到从左到右差不多在一条线上了，才罢手。可是，真要命！按原来规定，短发剪成半耳齐的，因为不知不觉不停修剪，最后就剪成了在耳廓上面的一个短发了，后脑勺上露出一片青白的头皮。年少的我实在是不知，理发的手势是有讲究的，剪发刀和普通剪刀也是有区别的。更重要的是修剪时不能盯着眼前局部而忘了整体。

这个超短发，放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随处可见，还被有些年轻人视为时尚。可在当时，人们的审美眼光是一致的。第二天，她顶着我的这个作品，一进教室就遭到了几乎所有同学的耻笑，马上就有人给她起了绰号“马桶盖”，是指这个发式像一只马桶盖盖在头上。此后她在班级里的日子更难过了，她不再理睬我，还常常报我以白眼。我很难过，凡听到一声“马桶盖”，心里就咯噔一下。但也感到委屈，我又不是存心的，你说过剪坏不怪我的，怎么又怪我呢？

很多年后，当我成为一名美术教师，在指导学生人像写生时，看到有学生盯着一个局部，画得忘乎所以时，我往往会神经质般地大声疾呼：注意整体！整体观察！

这桩好事变坏事的剪发风波，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后来，这位女生和比她小两届的弟弟，一起到外地插队落户，几年后落实政策，两人中可以调一个回城，她的父母选择了让她弟弟回来，她就留在了当地结婚生子，又听说她在当地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嫁的那个男人也对她不好。每每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心里藏着的负疚感又会泛起。直到近年，听说她已叶落归根回到上海，而她的孩子待她也不错。这样，我心里的一份沉重感也卸了下来。

送饭票

进了初中，感觉全国人民学雷锋的热情更加高涨，班里同学个个争做好事。教室墙上挂着一本光荣簿，记录“学雷锋见行动”的好人好事，一个星期统计一次，比一比全班四个组哪个组成绩大，好事做得多。我当班长，专门负责这件事。光荣簿上最常见的记录是，某某某捡到什么物件交了公、谁谁谁今天主动帮助谁谁谁补习功课、某某和某某两个同学回家路上搀扶一位盲人过桥……有一天我发现有个组长还记录了这么一条：我组某某同学，向雷锋学习已经开始每天记日记。这倒让我有些费思量，班级里记日记的同学不少，这个举动算不算好人好事？

有一天早上，我刚踏进教室，有个男生很激动地把我叫住。这个男生黑不溜秋又矮又瘦，但好动爱闹，所以在班里获得一个“小泥鳅”的绰号。“小泥鳅”见到我，立即从书包里掏出一样东西给我看，他说这是他刚才在上学路上捡到的。原来这是用橡皮筋圈着的一叠饭票。那时粮食紧张，每人每月都有定量，单位里食堂吃饭都要凭饭票供应。这叠饭票面额不等，有半两一两二两的，也有半斤一斤的，合起来也有二十多斤。当我把“小泥鳅”做的这件好事，登记在光荣簿上时，他乐得跳了起来，因为这件好事，填补了他们组这星期的空白记录。

想到遗失了这叠饭票的人心里该有多着急，过后我和班里一位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俩决定利用星期天不上课的时间，把这叠饭票送到失主那里。饭票上印着某某钢铁厂字样，送到厂不愁找不到失主。因为丢了这么多饭票是件大事情，失主一定会在厂里通过张贴寻物启事或者喇叭广播等方式寻找的。我们打听到这个厂在中山北路的最东头，于是星期天吃过午饭，我俩就开始从中山北路西端出发往东跑。可是这条路好长呀，烈日当头，两人跑得气喘吁吁，大约走了将近两个多小时，才到了厂门口。大铁门关着，门卫室有个窗口开着，见里面有个师傅，我们说明了来意，把饭票递给他看。他看了一下，笑了起来，说：可惜这饭票已经作废了，厂里去年已换了新饭票。接着他从口袋里摸出来一叠新饭票给我们看。一听此言，我和大队长顿时傻眼，一路跑来屏足的一股气，一下子泄了。回家路上，两只脚越走越重，身上一点劲都没有了。那时口袋里也还有一两毛钱，可是谁又舍得乘车呢？况且这是无功而返。这件事我和大队长事先也有默契，我们觉得自己是班干部，做好事不声张才应该，最后这样的结果，如果让大家知道就更没意思了，再说“小泥鳅”捡到失物交上来，他也不知道这是已经作废的饭票呀！

后来，我们这届学生天南地北、各分东西，大多失去联系。很多年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有些沙哑的男声，让我猜猜他是谁，猜了几下猜不着，疑是骗子，正准备挂电话时，他报出 “小泥鳅”三个字。

电话里的他很激动，讲了他如何费周折打听到了我，接着他立马发出邀请，请几个同学一起聚聚。待到见面时，我已完全认不出他了——原来矮小的他已是人高马大，黧黑的脸膛布满沧桑。饭桌上的他滔滔不绝，从十六岁插队讲起，讲到之后人生路上如何经受磨难坎坷，最后总算赚到了点钱，几年前买下了沪上地段不错的商品房。他感叹道，现在总算日子安定了！

接着他又回忆起我们同学期间的一些趣事。我不由得想起那次他做好事后，我和大队长一路辛苦到厂家送饭票之事。他听了后，突然大笑起来，说：哎呀呀，怪我不好，骗了你们两个傻瓜，那饭票其实是我舅舅的，他是厂里管食堂的，因为换了新饭票，我舅舅就留下了旧的做纪念，结果被我拿出来……

在座的都笑了出来。我没有笑，盯了他好一会儿，很不客气地问他：你再老实交代一下，这辈子还干过哪些坑蒙拐骗的事？

他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又呵呵笑了起来：好，我交代，同学面前不再说假话，一路走来，大坏不敢，小坏难免……

作者：徐慧芬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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