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李敖（右）和曹景行在上海世博会台湾馆内欢聚

李敖去世不到一个月，网上的种种议论渐渐消散，现在倒可以写点追记文字了。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2014年元旦刚过，陪上海朵云轩的几位朋友登门拜访。热聊间他要送书给我，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两本，拿出笔来留字。翻到《你笨蛋，你笨蛋》那书的扉页，他刚写上我和妻子的名字，有点犹豫停顿，眼光中闪出一丝狡黠。我会意笑说“没问题，我们自认笨蛋”，他却接着写了一行“笨蛋指他”，落款李敖。这正是李敖好玩的一面、细腻的一面。

《你笨蛋，你笨蛋》为这本文集最后一篇的题目。书前第一张照片题为“高信疆死矣！”是他站在挚友墓前低头看着碑文，很有点凄凉孤独的感觉。墓地近海风大，李敖外衣裹身而显得瘦小。书中第一篇则是李敖2001年写的《送高信疆归大陆序》，第一句说到了生离死别。

我1997年初次拜访李敖，就是由高先生引见的。早先我在香港《明报》集团旗下的《亚洲周刊》供职，高先生那时为集团总编，我的上司。他有台湾“纸上风云第一人”的美誉，缘于数十年在文学、媒体上的不断抗争、开创和辛劳，热心仗义扶持新人、帮助朋友，包括李敖。高同李敖的交情非同一般，李敖同胡因梦匆匆成婚就拖他去证婚。李敖傲视天下骂人无数，唯独对高“恭敬而知心”。

高先生到北京帮香港商人办新刊并不成功，此后虽如浮云野鹤心情却难舒畅，身患重病而不自察。一天他回台湾同李敖吃午饭，李敖发觉他脸色很不好，李敖第二天就陪高先生去和信医院，带上十万元（新台币）现金，到和信医院李敖把钱放在柜台，说：“请你把他收押。”可惜为时已晚。李敖说：在高先生死前两小时，“我跟他在一起”。好友走了，李敖二话不说拿出七十万新台币（约合十五万人民币）为他买了块墓地，也就是前面提及的那张照片的地方。李敖的女性挚友陈文茜说，“李敖那时自己也并不富裕”。香港朋友马家辉写道：“在金钱背后，不能不说是有着一股热血和一身侠骨”。

其实，李敖把高信疆押送去医院之事，只不过是早几年他自己被友人送医救命的翻版。2001年我去李敖台北书房，发现他刚动了手术成了“无胆之徒”，腰间还留着尺把宽的白色箍带。在我看来李敖本来就是“医盲”，前些时候他感到不舒服，看了两次医生都说感冒，开了药打发回家。过了两天一位开医院的朋友到访，一见面就骂“你眼睛都发黄了，见你鬼的感冒！”立即就把他硬架到自己医院手术台上，腹部打了四个小孔把坏死的胆囊取走。

到我们见面时他已养得白嫩许多，比先前还要神气活现，连“丧胆”之事都变成他口中的风光。但我还是感到他的一些变化。那一年李敖流年不利，得病之前几个月92岁的老母去世了。李敖孝母，在自家楼上买了一套房子给母亲住，生怕出事还装了探头可时时监护。母亲走了让他想到自己的死，“我一直把妈妈看作我同阎罗王之间的一道隔墙，现在墙没有了”。他更担心两个年幼的孩子，尤其在大病之后。病中小女儿前去探视问了一句“你如果死了我们怎么办？”让66岁的李敖警觉到要更多为孩子今后的日子着想。好在老天爷又成全他多活了十七八年，看着孩子长大见世面，过上不错的日子。

那天提到孩子，李敖马上变得柔和起来。他告诉我，前些日子朋友来看他，聊到一半电话铃响，他接听时满脸诚恳不断点头称“是”，让朋友感到奇怪。他解释说是小女儿兴师问罪，怀疑老爸偷吃她一块巧克力。我问“究竟是不是你偷吃的？”他甜滋滋回答“是的！”

对孩子照护的回报，是人生走到最后仍有家人的陪伴。去年8月李敖的儿子李戡发了一张照片，是他接李敖出医院，“25年来收过最棒的生日礼物：一个恢复健康的爸爸。”李戡比了个V字手势，坐在轮椅上的老爸却把手势反了过来——看过电影《至暗时刻》应该懂得他的意思。老顽童么！

▲2005年9月李敖在北京录《鲁豫有约》

凤凰卫视与李敖结缘始于1999年7月《杨澜工作室》栏目赴台拍摄。杨澜在台北东丰街李敖书房对他的三小时采访，让大陆观众第一次看到了“音容宛在”的活李敖。也许也是因为第一次面对大陆背景的女主持人，李敖谈古说今妙语滔滔不绝，可谓少有的精彩。李敖说一口略带东北腔的北京话，又有点大舌头，不断引经据典，还老是问“你懂我的意思吗？”后来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听录音重新整理采访文字稿，很是辛苦。香港《亚洲周刊》刊发后，李敖把全文收入他的文集《洗你的脑，掐他脖子》。

此后几年我和同事多次采访李敖。记得2000年6月一天下午，我同凤凰同事曾瀞漪敲开他书房的门，发现他正在发烧，精神有点萎靡；而且屋内停水，连喝的都没有。我们转身就去楼下超市给他提了两大桶净水回来，过一会他又精神十足对着我们镜头说个没完。我也见过他如何对待不喜欢的媒体和记者，先问打算做多长时间新闻，如果是三分钟他就只讲三分钟，叫人家无法删剪他的原话。

他对我们一直另眼相看，关系越来越密切，2004年终于开播《李敖有话说》，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做了735集。我现在也年过七十，更可以体会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每星期都到摄影棚连着几小时录节目的辛苦。何况他平日怕冷又容易出汗，每次录节目都要湿透几身衣服，内衣换好几次。但他也是台北同事眼中“对人最好的嘉宾”，对每个人都很亲和，包括打扫卫生的和停车场的门卫，过年还会派红包给他们。

李敖与凤凰卫视近二十年的合作，以2005年秋天他的回乡之旅为最高峰。我早就劝说他回大陆看看，他却一直顽抗，一会儿说自己不必周游天下照样知道天下，一会儿又说宁愿保持旧时的记忆而不遭破坏。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要用迷药把他做倒，装进麻袋扔上走私船，偷运到北京就搁在他女儿李文的家门口。其实我知道真正原因是他怕坐飞机，以为现在乘飞机还是像许多年前那样颠簸。后来，当他终于登上飞机经香港飞往北京，才发觉现在的飞机居然如此平稳、宽敞，尤其是他坐的头等舱。

李敖在北大、清华和复旦作了三场演讲，他都很看重，作了许多准备。刘长乐先生在悼念李敖的文章中提到，为了准备上海复旦大学的演讲，李敖通宵达旦黎明时分才睡下。李敖回乡，我一路看、一路听，印象最深刻的场面是他同北京小学同学的相聚。那是他北大演讲的第二天，早上被陈鲁豫“约”去录了两集节目，在我看来那是《鲁豫有约》开播以来最精彩的节目，尤其看他们一老一少斗嘴十分过瘾。接着是钓鱼台的午宴，招待十多位老同学。

因为李敖录节目回来晚了，我同曾子墨先代他招呼这些与他同龄的老人，听了不少他童年时代的趣事和丑事。李敖一进门，我们就要考一考他自称天下无双的脑子，看他能叫出几个老同学的名字。没想到他居然认出一半以上，五十多年没见过面哪！

▲2017年8月李戡接父亲李敖出院

李敖特别念旧。他在北京专门去看望当年的老师，单膝跪地双手送上一千美元的红包。在老同学面前，他变得前所未见的老实，话也少了许多。后来我写下一段话：“那天李敖坚持在老同学面前他没有资格讲话；一起拍照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肯站在中间。他送给每个老同学一支名牌金笔和一本他的书，每本都是当着同学的面签名，郑重其事地递过去。这时的李敖很传统，很念旧，很动情，很林黛玉。”

但老顽童还是老顽童。快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忽然提起上海一句粗口，要我帮他“正音”。没想到他回去后居然在节目中就用来骂人，还好音还是没正到位，估计除了我没人听明白他说什么，否则一定触犯香港电视广播条例。

我同李敖都属猪，年岁则相差一轮，见面时说话没大没小，开玩笑百无禁忌。他最不服气的是我父亲曹聚仁一生发表四千万字，他追不上却老是要说“没有我写得好”。

四年前的那次见面留下最后的印象，是他同上海来的朋友中午吃便饭，坚持要请客，而且从口袋里掏出一厚卷蓝色的千元大钞。接着他又展示了其他随身装备，小照相机、小刀和防狼电击器，叫人家不敢打他的主意。我在一旁看着，只好苦笑。

同李敖打交道常常只好苦笑。 记得有一次我一边苦笑一边对他说：“你李大师本领高超，敢在独木桥上翻跟斗，只是跟着你上桥的人弄不好就纷纷落水。”不知这句话他是否听得进去，只是今天已无法再问他什么了。李敖走了，一切任人评说，不知他会不会在另一个世界里苦笑？

作者：曹景行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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