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以代表鲁迅对《史记》的总体评价，也是最高评价。这两句话，一指其史学地位，一言其文学价值，自是非常允当。然而，两句话的关系究竟怎样？历来人们谈论得却不是很多，而在我看来，这倒恰恰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史记》之所以成为“史家之绝唱”，就因为它是“无韵之《离骚》”，即因为它的文学性，也即因为它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透视。

众所周知，史学以“事”为研究对象，文学以“人”为描绘中心，似乎是各有侧重。然而，看看历史，所有的“事”又都是“人”做的，无一例外。所以，必须把“人”写透彻，才能把“事”说清楚，这才应该是优秀的史学著作所追求的境界。而把这一境界提升为一种自觉追求的史学家，就正是司马迁。

考察在司马迁之前的先秦史著，《春秋》《左传》为编年体，《国语》《国策》为国别体，尽管在这些著作中都有一些写人写得不错的篇章，但它们在总体上却都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所作的记录，都没有注重突出历史事件中的人。而到了《史记》，我国史著的面貌方发生了迥异于以往的巨大变化，其“本纪”、“世家”、“列传”皆是以人为中心结构而成，因而被称为“纪传体”。这一伟大的首创非司马迁莫属。

当然，《史记》的贡献绝不仅仅表现在体例上，而且更表现在细部述说上。深入到每篇传记内部，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司马迁注重于写人物的性格、禀赋，往往是他用笔的着力之点、精彩之处。不用说大家熟知的《项羽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等等，在这里还可以随手举出其他许多例证。例如《商君列传》的开篇，写商鞅在魏国时做魏相公叔座的幕僚，公叔座年老病重，便向国君魏惠王推荐商鞅接自己的班，魏惠王当时没有表态，公叔座就说：“鞅有奇才——大王若不想任用他，就该把他杀掉，千万不要让他为别国所用！”过后，公叔座又把自己与魏惠王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商鞅，并劝说商鞅赶快离开魏国，以防不测。商鞅听后只是一笑，说：“既然大王没有听信您的话来任用我，又怎么可能听信您的话来杀害我呢？”后来的事实证明商鞅的判断是准确的。在这里，司马迁仅用一句话就写出了商鞅的胆识和智慧，同时也写出了他的自信与自负。又如《张仪列传》的开篇，写张仪学成纵横之术后去楚国游说，结果被怀疑为小偷遭到一顿痛打。他的妻子就对他说：“你要不是因为读书游说，怎么能受到如此这般的侮辱？”张仪却问妻子：“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嘴里吗？”妻子笑了，说：“舌头当然还在。”张仪也笑了：“只要我还有这条舌头，足矣！足矣！”几句对话，就把张仪作为纵横家加亡命徒的嘴脸勾勒得跃然纸上。

类似上述的一些生活细节，本来都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司马迁却看得很重，这可以说明他关注历史自有不同于别人的侧重点。现在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关注就常常在于细节，不过不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性格细节，这也是《史记》高出于“二十四史”中其他史著的地方之一。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从某种意义说，性格也决定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就告诉我们：历史都是性格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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