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帧诗人、出版家邵洵美(1906-1968)　的老照片，摄于1926年的巴黎，今藏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　A.C.Moule ( 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以下通译“慕尔”)　档案，编号MS Add.7648。

与这张二十岁的邵洵美的不期而遇，是从对另一个人的追寻开始的———

2015年10月下旬剑桥访学即将结束之际，收到来自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主管Frank Bowles的邮件：有关A.C.Moule的资料，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未显示于馆藏电子目录系统(Janus Catalogue)　中。若有兴趣，可预约来查。

当然有兴趣。预约到回国前两天的28号，在图书馆三楼西北角的手稿部等待不过十分钟，工作人员即将7648取出———一只有年岁的大木箱!轻轻用力打开，箱内“沙市恒泰昌”红色印记，清晰表明它出自中国老字号。一件件翻开来，匆匆过目、拍照，慕尔的手札、明信片、著作等等，突然，一张七寸黑白照片跳入眼帘———邵洵美!　西装革履，侧身而坐，发型一丝不苟，手握一本书，眼神望向前方，柔和而坚定，端的是“美丰仪”!

细细凝视亚光质感的照片，右上角竖写题赠：任道先生及尊夫人。落款：洵美，十五，巴黎。右下角则印有照相馆的名字，及“Paris”字样。

“任道先生”自然是受赠者慕尔先生，应为其循中国文人传统所取字号　(档案中其著作藏书章“任道藏书”可知)。慕尔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父亲G.E.慕尔　( George Evans Moule，1828-1912)1850年毕业于剑桥基督圣体学院，1858-1911年在中国传教，是华中教区第一位圣公会大主教。终年84岁的慕尔一生五十余年在中国，其与这片土地的深度关联可以想见：七个子女有两子两女均在中国做过传教士，其中就有A.C.慕尔。

A.C.慕尔1873年在杭州出生，后回英国接受教育，1892年以公费生身份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895年获学士学位，后于1919、1933年分获硕士、博士学位。1898-1903年，慕尔以建筑师的身份在中国工作。1904年与事务律师之女玛贝尔·贝纳特(Mabel Benett)　在杭州成婚。此后在山东传教，大清国为其颁发的传教许可护照用名“慕亚德”，不难让人想到“仰慕亚圣孔子的德行”之义。此应非虚言，现存档案中有不少他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札记，而其取自　《论语》“任重而道远”的名号“任道”亦可见一斑。

作为传教士的慕尔在中国的工作大约终止于1908年，这很大程度上是健康原因。据剑桥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主任艾超世先生介绍，慕尔因少年时生病切除掉一个肺叶，留下了病根。1909年，他回到英格兰做牧师。慕尔一生最为卓著的时期应是在剑桥：1918-1933年，任剑桥南郊Trumpington (邵洵美译为“脱秉登村”，以下通译“创平顿”)　教区牧师达十五年；1933-1938年，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历史教授　(系剑桥第三任汉学教授，前两任为威妥玛和翟里斯)；1937-1947年，任母校三一学院院士。

1957年6月5日，慕尔在英国东南部海滨小城St.Leonard-on-Sea去世，享年84岁。与其父同寿，不知是否冥冥中的巧合。去世次日报纸刊登的讣闻称，慕尔在创平顿教堂史、中国鸽哨与乐器、西安府景教铭文历史及意义、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等诸领域造诣精深。慕尔与妻子无子嗣，先妻子而去。

1925年初，邵洵美乘船赴欧，最终于4月抵达伦敦，次月由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　(Emmanuel College)　院长矍尔斯先生　(Peter Giles，1911-1935任院长)　介绍入住慕尔家中，直至1926年5月回国。与其同住的，还有在伦敦偶然结识的刘纪文，此人曾留学日本，时在剑桥政治经济系旁听，后曾任南京特别市市长，邀邵洵美任秘书长，但仅仅四个月洵美即辞职回沪，因为对“骄傲成性”的诗人来说，实在忍受不了官场“种种的侮辱”，“不如归去”!　此为后话。

正是慕尔任创平顿教区牧师期间，邵洵美寄住其家。邵洵美的记忆中，慕尔夫妇生活简朴，餐食简单，吝啬而严厉的牧师太太给他吃的总是“几片冷羊肉和马铃薯”之类，吃到叫人生厌。有一次牧师太太给了一小瓶辣酱，洵美看大约只够两次吃，一次就倒空了一半，吓得她惊叫：预备你半年吃的，你怎么一次就一半？　此后洵美几天没吃，牧师太太问起，他回答，“半年后再吃一次”，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对苦哈哈的生活幽上一默，这般秉性，自然让人想到日后洵美办　《论语》　时对“幽默”的大力提倡。

吃得不好，膳宿费却不低　(每周七镑，约合大洋120元，而剑桥其他人家通常两镑)，还要忍受牧师太太的气　(洵美不信教，常被其骂为“异教徒”)，但邵洵美坚持住了下来———“为了学问的打算”。慕尔，不仅是他的房东，也不只是布道的牧师，还是和善而博学的学者，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他不只精通汉语，还精通希腊、拉丁、德、法、意等文字。这学习条件确乎难得，时至今日也没有几个留学生有此幸运!

在剑桥，不过二十岁的邵洵美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倾心的文学世界。他泡图书馆，总“在诗歌的架子边上徘徊”；在学院图书馆台阶上，一边看池塘的鸭子一边构想诗作，有时候又到墙外的马路上沉吟；在寝室里，看到窗外草地里的苹果树，隔壁礼拜堂后面的墓碑，感觉自己仿佛“一伸手便可以触到真理”……种种情绪都换成了押韵的句子，新诗成了他的“信仰和将来”。1925年11-12月，剑桥入学备考的间隙，邵洵美先后写下了《花姊姊》　《恋歌》　《明天》　等初试诗作。

邵洵美热衷淘旧书，与书铺老板相熟，还曾重金购买19世纪末英国唯美-颓废风格的杂志　《黄面志》(The Yellow Book，1894-1897，共13期，国内2017年始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英文影印版)　全套。他狂热地迷恋古希腊女诗人萨福，搜罗萨福诗歌的英文译本，边读边译，还以萨福身世为素材写了一部名为　《莎茀》的诗剧。洵美“积极的变化”慕尔先生看在眼里不言语，只是“会心地微笑”，过不久竟在一个周六下午，冒雨带他去拜访希腊文学专家、耶稣学院教授J.M.Edmonds (洵美译“爱特门氏”)，后者告诉洵美：若不能读萨福原诗又想领略萨福的美，可以去读史文朋　(笔者注：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　的诗歌，他运用萨福诗格作的英文诗很成功。两个多小时很快过去，激动不已受益匪浅的洵美日记中记下了慕尔给他的这“意外之喜”，回国几年还特别感念爱特门先生“一席话使我得到了不少益处，尤其使我现在还感激他的，便是他同时使我知道了史文朋的名字。”而爱特门先生的家，笔者在耶稣学院档案馆查询其资料时确认其确切地址并专门探访，现为私宅。

洵美也随慕尔参加一些本地活动，比如1925年5月25日的帝国日(Empire Day，现已取消)，慕尔受创平顿小学之邀出席，洵美作为嘉宾跟随参观并合影，该小学的要闻记录簿、《剑桥独立周报》　等对此均有记载。按图索骥，经创平顿地方史专家、《创平顿今昔》　　(Trumpington:Past &Present)　一书著者Shirley Brown女士指引，我找到了至今完好的小学旧址———就在教堂斜对过的街角，现为一家日间托儿所。高耸的烟囱，高大的外窗，与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有人或许要问：在剑桥念书，为何照片摄于巴黎？　那是因为，邵洵美并未全天候在剑桥，而是间或去伦敦，或巴黎。不到一年他去了巴黎三次。第一次是1925年暑假，他在巴黎结识了徐悲鸿、张道藩、谢寿康等人，并加入了以他们为核心成员的非正式组织“天狗会”，四人并结拜金兰。还结识了画家江小鹣、常玉等人和第二次欧游时在巴黎的徐志摩。与画家的交往不仅提升了洵美的艺术修养，也铺垫了其回国后的交游与事业拓展。而与志摩的一面，则直接影响了他弃经从文的志业转向。

“在巴黎是绝不会使你感到空闲的”，洵美这样形容他的巴黎之行。看书学法文，逛公园博物院，泡咖啡店影戏馆跳舞场。而他最感兴味的是，带上画夹和木炭去画室画画，人体写生。另一嗜好，则是跑旧书铺，塞纳河边、Odeon旁边的书铺，都留下了洵美的行迹。

12月中考试结束后，邵洵美再赴巴黎。此行短暂，大约过了圣诞节就回了剑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在1926年3月到5月。这是巴黎最好的季节，有最迷人的天气，春天令人诗情萌动，巴黎让邵洵美诗思勃发，他一连作诗数首，尽享“南北东西流荡的浪漫之风”，感知萨福、史文朋所言“罪恶的甜蜜”之况味，不无惆怅地感叹“几天不见巴黎，巴黎的风也老了”，“巴黎我底巴黎，我几时曾忘却了你？　我昨夜又梦见———梦见你便是茶花女。这样可爱的你，我怎愿人人来恋顾？”(《病痊》)　三年后的洵美又撰文　《巴黎的春天》，怀恋那段“除了花在画苑里，便是走着旧书铺”的巴黎春光。

天有不测风云，沉浸于巴黎艺文生活的邵洵美，此时收到家中发生变故催其回国的来信，邵洵美只好回剑桥告于慕尔先生。至此，我们可以说，这张照片应是当此之际向慕尔夫妇道别留念而赠。

回到上海的邵洵美，很快进入创作高峰期，在文学圈声名鹊起。1927年1月，光华书局出版诗集　《天堂与五月》，收录留学至回国期间的诗作；1928年3月，创办金屋书店，出版文艺评论集　《火与肉》，这是对“五位天才”(莎茀、史文朋、乔治·摩尔、戈蒂耶、迦多罗斯)　的致敬。同月出版包括上述几位和罗塞蒂兄妹等十位诗人的译诗集　《一朵朵玫瑰》；5月，金屋书店出版第二本诗集　《花一般的罪恶》；7月，编辑出版　《狮吼》　半月刊复活号；9月，发表以剑桥和巴黎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处女作　《搬家》。不俗的成绩无疑是邵洵美留学收获的果实，而慕尔先生的从旁指点，对在异国自学文学的他，影响自不待言。

再来看照片，左手无名指的环戒，暗示邵洵美出国前已婚约在身。未婚妻是其外祖父、洋务运动中坚人物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手里拿书，则似是洵美拍照的习惯，此时不免想问问他：那，是谁的书？　史文朋、魏尔伦、波德莱尔，还是他“灵魂的爱人”萨福？　或者第一次去巴黎时随身携带的剑桥诗人鲁珀特·布鲁克　(Rupert Brooke，1887-1915)　诗集？

谈及邵洵美与慕尔的关系，邵洵美本人与研究者通常均说其单方面的受益于慕尔先生。而笔者阅读慕尔专著　《基督徒在中国：1550年前》　(麦克米伦公司1930年初版)，却在该书前言看到了慕尔对邵洵美的特别感谢，并致谢经由洵美从那些不知名的中国人处所得的帮助。该书出版于洵美离开剑桥四年后，不难想见洵美是慕尔写作此书过程中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通道。印着朴素谢辞的纸张已泛黄，二人亦师亦友的情义却因此长久留存，邵洵美若有缘看到谢语，会不会也像先生当年看他那样，露出“会心的微笑”？

这张照片，2015年底回国不久后我曾邮件发给邵洵美之女、《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　作者邵绡红女士，她回复说：家中没有此照，之前也未在其他地方见过。看得出来，他到剑桥才一年多，外貌、神情就有了明显的变化，说明有了学识的长进，精神修养不同于以前。此照片，可以说是洵美文字述说其剑桥生活的有力佐证。她很高兴，将之收入其新著《乐爸爸所乐》　(南京师大出版社2017年出版)　中，可惜尺寸较原照缩小不少。是作此文说明照片“出土”的前后，也让更多人得睹“传奇”邵洵美的韶华风度。

本文相关资料及图片，获得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部、三一学院莱恩图书馆、伊曼纽学院档案馆、耶稣学院档案馆授权，特此致谢以上各馆给予帮　助的馆员。剑桥大学三一学院Susan Daruvala院士、剑桥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主任　Charles Aylmer教授、剑桥郡地方志协会前主席、历史学家Mike Petty先生、《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　作者Nicholas Chrimes先生、创平顿地方史专家Shirley Brown女士对本文亦有助益，谨致谢忱。

2018年1月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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