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翻阅复旦大学新闻学知名教授、杂文家林帆先生的一本杂文集，由此兴趣大增，了解到一些他的作品和身世。知道他先前就读于燕京大学，悠游在北方的京城，却是一位乡音不改的地地道道的广东人，后来长期居住上海。母亲早年其实认识林帆，听她生前说起过，只因住得远而未联系上，失了机会。林帆之父林劲，在十九路军任职期间曾为外公戴戟部属，共同参与了 “一·二八”抗战。外婆同林帆母亲也熟，与林家且为正儿八经的中山 （原香山）同乡，说来该算是两代世交了。

至于我们家，因外婆正宗粵籍，母亲又出生在广东，以降生地为名，我大约也可列为半个广东人了，至少四分之一个吧。我周边的熟人和朋友圈内，不同程度上带有广东背景的还有好几位，且都能操粤语，说起来或纯正，或生涩。报上常见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的妙文，时叙粵乡广州旧话，浓浓乡情溢于言表。所以，居沪的广东人实在是不少的，广东人与上海的关系堪称频密。

不由得想起近代上海的广东人这一话题，其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文化史的大题目。

上海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腹脐部，当长江入海口，这一明显的区位优势，使之在19世纪中叶开埠以后，成为海纳百川、南北交通商贸的枢纽，市廛日益繁盛，不光大批外商络绎前来，还有许多中国东南沿海其他省份的人口纷纷迁入，如宁波人、福建人、广东人等。尤其是在上海定居的广东人日渐增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不可小觑的社会群体。他们往往得风气之先，紧随那些旅沪西方商贾，揽生意，充代理，做买办，在经济领域大展身手。还有的人则在沪地教育、文化、艺术方面以至政界，发挥显要作用。

清末上海人口的聚居和活动中心在今南市老城厢一带，这里发生的小刀会起义，其首领刘丽川，就是移居上海的广东中山人。同样来自中山的孙中山、容闳和曾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都在上海活跃过。 “一·二八”期间任上海市长的吴铁城，也是中山人。至于广东其他地方人在沪生活、逗留并留下印记的，就更多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不一而足。1932年，粵籍为主的十九路军打响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第一枪。虽调驻沪滨不足半年，却因他们的爱国热忱和顽强抵抗，打破了日寇 “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狂妄迷梦，也给近代上海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一个辉煌篇章。

从经济上看，广东人对上海城市的发展更是贡献多多。南京路最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公司的老板马应彪、郭乐、郭葵、郭琳爽、蔡昌等，无一不是中山人。前几年笔者去中山，在闹市区孙文西路上就看到了南京路四大公司在中山故乡的建筑袖珍版。仅此一项，足见广东人对上海近代商业繁荣的重大影响。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沪上还有不少纯然广东商家老字号的遗痕，像南京路的新雅粤菜馆、大三元酒家，广东移民聚集的虹口四川路附近新亚大酒店，静安寺的公成南货店、利男居食品店，还有冼冠生的冠生园食品厂，也都是广东人创办的，有着鲜明的岭南文化特色。上海工商百货、饮食服务业的广东老板，往往依照传统习惯，连售货员、厨师、跑堂服务员，不少也都是从老家引入的 “广东仔”，或出于对乡人子弟的职业提携，或为确保正宗的服务质量。

粵籍人在上海文化界的表现也好生了得。且不说近代启蒙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发明四角号码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家王云五，即便是中国电影、话剧的一些粵籍早期代表人物，如导演蔡楚生、郑君里、黄佐临，演员阮玲玉、胡蝶、郑正秋、谢添，电影技术专家司徒慧敏，不是来自原籍便是寄籍的广东人。难怪夏衍说过，广东人对中国电影尤其早期电影贡献最大。无论在他们的广东老家，还是活跃的上海多元环境，濒海临风，拥抱世界，无不受到诸多域外文化元素的激发，得以广泛汲纳，蓬勃创新。上海之成为近代中国电影、话剧乃至音乐、艺术的发祥地，便自非偶然的了。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中国近代音乐理论的奠基人、上海音乐学院创始人、作曲家萧友梅，也是从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山走出来的。

广东有着近代中国文化版图显著的地域敏感性。由于这里最早传感到西方势力入侵的沉重压力，由此而生强烈的危机感，同时也最早触及了异质文化输入而带来的活力和融通性。广东人与同样很早接受西方文化冲击和濡染的近代上海就比较易于沟通契合。从深刻性来看，这种沪粤关系的互动，竟甚于地理上距离较近的一些省份。对上海的粵籍人，及其对上海本身进步发展所展示的推动作用，恐怕是值得给予一定关注的。

作者：沈坚  编辑：吴东昆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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