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月赞[新加坡]　翻译/王欣

本版照片由葛月赞女士提供。葛月赞　(GretchenLiu)，新加坡学者，主要研究视觉历史，撰写多部关于新加坡建筑和视觉历史的专著。近年来，她的研究转向了她的公公刘抗早年在上海的经历以及他与刘海粟和傅雷间的友谊。左图为刘抗自拍照。

——编者

刘抗　(1911—2004)　一生几乎相机不离手。从1926年初他登船来到上海，到后来定居新加坡，摄影始终在他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一席。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将自己看做是一个“摄影师”，而是更愿意将摄影当做一项令人愉悦的业余爱好。年轻时，刘抗用相机记录了他在上海、巴黎精彩的艺术探险之旅，之后相机又记录了他的家庭生活。摄影记录着他的旅行，支持着他的艺术。本文主要聚焦刘抗“上海时光”的摄影，时间大约从1926年初到1937年8月。其中包含了他于1928年到1932年在巴黎的旅居生活。巴黎的逗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刘抗上海生活的一种延续。今天，这些留存下来的照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人的视角，以此来观看早期现代中国的艺术世界。

刘抗是最早在中国接受西画训练的艺术家之一，二战之后移居新加坡。他的人生旅程是蜿蜒迂回的。如果不是历史的变故，他也许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和艺术教师在上海度过一生。刘抗1911年4月1日出生于福建永春。这一年正是清朝的覆亡，封建帝制的终结，中国社会进入了充满不确定因素，并伴随深刻精神反思的阶段。第二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始不断吸收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力图增强自身的实力。

刘抗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南下马来亚，家族中的几位成员早已在那里成功立足。1917年，他父亲召唤妻子和儿子同去团聚。全家住在麻坡　(马来西亚的一个城镇)，那里拥有相当规模的海外华人社区。刘抗念了华文小学，然后去往新加坡继续求学。当时正巧有一位来自中国政府的官员代表上海暨南大学到刘抗所在的学校招生。刘抗的反应热烈，尽管年纪还小，他还是极力说服了父母让他去上海读书。

刘抗于1926年初来到上海时，中国正进入一个文化、社会和政治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刘抗来上海之前，在新加坡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架相机，好像是一台小型的柯达相机。)　此时的上海，经济繁荣，正在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大都会。它融合中西，包容着新的思想，新的精神、新的风格，成为志向远大的中国青年人心中的“麦加”。上海亦是中国的现代艺术中心，是中国现代美术学校、社团和艺术家工作室的发源地。都市视觉文化中充斥着新杂志、新海报、新广告里极具诱惑力的图像。这些新的视觉图像和元素有助于加速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切对于热爱艺术的少年刘抗而言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刘抗在上海的第一晚住在南京路先施公司旅馆。对于习惯了热带温热天气的海外留学生来说，亟需购买寝具和其他装备来对付上海阴冷潮湿的气候。暨南大学校园位于远离市中心的真如，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学生。周末休息时，刘抗常常进城去冲印胶卷。他常常光顾南京路上的相片冲印店，当年在上海冲印照片的纸袋包装广告被保存至今。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暑假，刘抗报名参加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课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是当时上海最大的私立美术学校。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艺术。1926年秋，他成功地申请成为上海美专的全日制学生，直接进入二年级西画系。刘抗没有确切记录他于何时第一次见到了赫赫有名的校长刘海粟。几十年后，刘抗在回忆文章中描写了他对这位艺术教育家的第一印象：“大大的脑袋，宽阔的嘴巴，洪亮的声音，犀利的目光，坚毅的表情。身材健硕但并不高大，走起路来步速不快但充满活力，沉稳自若。”

刘海粟因着画风的大胆和艺术的革新思想而闻名于上海的艺术圈。作为老师，他认为画家应该将艺术理论与天赋和个人见解结合在一起，摒弃中国传统的习画路径：临摹前辈大师的构图和技法。刘海粟的教学方法以人体写生为基石，而这正是西方绘画训练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当时这所新兴的现代美术学校引进了写生课程，雇用模特儿，男女皆有，并且还有裸体模特儿写生。这直接导致了1920年代中期发生的关于刘海粟和上海美专人体模特儿写生的论战。“裸体模特儿事件”是民国艺术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之一，被反复地书写和研究。1925年，一张表现上海美专课堂写生女裸体模特儿的照片显眼地刊登在《上海画报》　第一期的头版，引起了热议。地方政府官员发起了禁止人体写生的运动，并要求惩罚刘海粟。刘予以还击。军阀孙传芳的加入，使冲突升级。1926年6月，孙发布一道命令，勒令刘海粟停止在学校里使用人体模特儿，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后果。上海的纸媒竞相报道此次论战。与此同时，学校也充分利用了纸媒论战所产生的广泛社会效应，为招生做足了广告。刘抗可能就是被这场论战激发起了对艺术的兴趣。

1926年秋季学期，上海美专又面临了另一次危机：油画系主任和一个学生的争执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和退学潮。双方最终没有达成妥协，学校提前结束了这个学期。直到1927年，学校仍处于关闭状态。在停课的日子里，刘抗无所事事，于是他与同班同学、新朋友陈人浩　(1908—1976)　一同去福州旅行。陈人浩有一个十四岁的妹妹陈人滨　(1914—2007)，在福州师范学校念书。等到六个月的假期结束之时，这对年轻人的恋爱已经得到了家庭的认可。

1927年秋天，刘抗和陈人浩回到上海，去新华艺专继续学业。新华艺专是由一部分原来上海美专的老师于1926年底成立的。新华艺专承认学生在上海美专所修的学分，开设的课程也与上海美专相似，同样坐落于法租界。此时的刘抗不再是那个从南洋初来乍到的局外人，而是成为上海艺术学生群体中的真正一员。尽管错过了二年级一半的学习时间，他仍然顺利地升入了三年级。在新华艺专的学习以深入研究人体造型为重点。“一整年都在画人体素描。学校里有一些人体石膏像供我们练习。但真正的人体是鲜活的，与石膏雕塑完全不同……在新华艺专人体素描教室里学习的一年，我收获许多。”

这个时期，刘抗摄影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常规的学生场景。在照片中还经常会看到刘抗为了拍摄的完美而使用三脚架。这些照片构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觉集合，它映照出上海正在经历着的巨大变化，传统和现代的交织碰撞，缔造出一种新的多元混合的文化形态。照片中严谨而富有艺术性的取景构图展现了刘抗日益提高的摄影技术和挑剔的眼光。比如，在上海公园拍摄的照片中，朋友们摆弄出富有创意的造型。另一张与陈人浩在杭州户外写生的照片也构图独特，镜头从他们的肩头穿过，将风景和画中景连接起来。还有一张照片记录了新华艺专的一次人体写生课场景。全班30个学生，其中只有2名女生，大家与雇用的女裸体模特儿合影。女模特儿羞涩地转过身，背对着镜头，显露出优美的身体轮廓，同时也巧妙地回避了自己的真实面容与身份。

在新华艺专留法教授陈宏的影响下，刘抗和陈人浩决定继续前往巴黎求学。刘抗回忆：“我们有一位老师叫陈宏，还有一位也是教同样科目的叫高乐宜，都是留学法国的。陈宏学的是印象派，高乐宜则倾向现实主义。尽管这门课有两位指导老师，但我们更喜欢陈宏，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新颖的风格。当时同学们向往一切新的东西，所以大家深受陈宏老师的影响。他还常常给我们讲述法国艺术的发展，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去法国继续学业的原因。”

陈人浩得到了福建省政府的资助，入巴黎艺术研究院学习，刘抗自费进入了相对松散的格朗特·歇米欧尔研究所学　习。在那里他跟随着庞薰琹(1906—1985)　和常玉　(1901—1966)的步伐。刘抗和朋友们一起浸淫在巴黎，这个世界都会的艺术氛围之中，追慕大师，朝圣卢浮宫的艺术珍宝，流连于各大画廊领略野兽派和后印象派的独特魅力。同时，他们自己也习画不辍，一些作品入选了秋季沙龙等重要展览。入选的鼓舞促使刘抗重新思考中西艺术的关系，如何运用西方的绘画技术来表达东方的精神。

在巴黎，刘抗还收获了两份持久深厚的友谊。第一份友谊是与他过去的教授刘海粟缔结的。刘海粟受到政府资助于1929年3月抵达巴黎，开始一段长时间的欧洲游学生活。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张韵士　(1899—1970)　和儿子刘虎　(生于1920年)。刘海粟邀请刘抗和陈人浩做助理，和他的家庭一起到欧洲各地旅行学习。作为他过去在上海美专的学生，刘抗和陈人浩很乐意为校长效劳，为校长一家安排了临时住宿直到刘海粟全家找到长期居住的公寓。两个年轻的艺术家很快进入了刘海粟的生活圈子，就此原先的师生关系转入了亲密的私人交往。

第二份友情是与傅雷　(1908—1966)　结成的，一位来自上海郊区的青年学者。他于1928年2月来到法国，先在法国西部的普瓦捷学习了几个月的法语，然后搬到巴黎，于当年8月正式注册入学巴黎大学。刘抗和傅雷是如何认识的，我们不得而知。但1929年夏天，他们已经计划一起度假了。傅雷在瑞士日内瓦湖边风景如画的StGingolph小镇上找到了一间提供食宿的小木屋。在刘海粟全家、刘抗和陈人浩于8月加入之前，傅雷已经在这间小木屋里住了两个月。对于画家而言，这样的旅行小住无疑是一次轻松的创作假。

接下来的几年中，傅雷凭借着娴熟的法语为刘海粟作翻译并帮助他与法国艺术界和官方打交道，刘抗则更像一名摄影师。在刘抗保存下来的相片中包括了刘海粟、张韵士和刘虎的肖像照，还有他们在旅行途中装扮优雅的观光留影。1930年秋，刘海粟一行参观了比利时世界博览会。这是一次庆祝比利时独立的大型庆典活动，中国政府也派了大型代表团参加，展现了中国的商贸、教育和农业产品，同时还举办了一个汇集了180件中国艺术作品的展览。在布鲁塞尔，他们在皇家美术馆欣赏了鲁本斯及其他弗兰德斯艺术家的作品。

刘海粟作为艺术界雄心勃勃、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巴黎又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而这片新天地却是普通的中国学生难以接近的。刘抗用相机为我们记录下了刘海粟与法国艺术界泰斗的两次重要会面。第一次是1930年5月拜访雕塑家、教授兰道夫斯基　(PaulLandowski)的工作室。兰道夫斯基是当时在巴黎工作的杰出雕塑家，此时他已接受邀请为南京中山陵塑一尊国父孙中山雕像。关于这次拜访留存下五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在完成的孙中山雕像前与兰道夫斯基的集体合影　(见题图右)。

另一次是于1931年7月23日登门拜访保罗卡休　(PaulGachet)，在他家中看到了他父亲收藏的梵高和印象派画家的　作　品。(Paul-FerdinandGachet，1828—1909，法国医生，他因在奥维为梵高进行生命中最后的治疗而出名。他还是印象派的重要赞助人。事实上，他自己也是位业余画家。)　保罗卡休深居简出，因此造访他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

此次拜访留存下两张照片。刘海粟一行　(张韵士、刘虎、傅雷、刘抗、陈人浩)　与保罗卡休及夫人Emilienne和未出嫁的妹妹Marguerite在花园里合影。保罗卡休穿着他那件钟爱的外套，每一粒纽扣都严谨扣紧。刘海粟是如此描绘这次难忘的郊游：“我同韵士、虎儿和朋友傅雷、刘抗、陈人浩一行六人，从巴黎东车站乘车向南走，大约车行一小时光景就到了奥维，一路是充满着浓厚的旨趣的。……在高原耸然立着的楼房，这就是保罗卡休先生家，石壁上满盘着青碧的藤蔓。……他很殷勤地接待我们，讲了不少关于梵高的生活，和关于他的父亲卡休医生与塞尚、毕莎罗、梵高一帮人的交谊的历史，真使我们得着不少可贵的艺术史料。……末了再引导我们参观他父亲一生心血所积的珍藏，在二层楼的二间画室中悬挂着特拉科瓦的素描和莫奈、毕莎罗、雷诺亚的小品，这都是外间绝未见过的珍品。再上楼有二间很光明雅室就珍藏着梵高的极品：卡休医生的肖像……卡休先生在领导我们看这些杰作的时候，尽量讲关于梵高制作的经过以及他的生活状况倾诉给我们听……当时我心中满现着不可名状的震荡。”1930年秋天，刘抗和傅雷一起住在位于巴黎东郊的马恩河畔诺让的一座大公寓楼。刘抗住在二楼，傅雷住在三楼。他们常常一同听音乐会，看展览，友情与日俱增。几十年后，刘抗在给傅雷儿子傅敏的信中写到当时的情境：花园很大，到处栽满了鲜花。花园的后面种着几棵大树。花园的一边是网球场，我们常常在那里打球。公寓的一日三餐都很丰盛。只要有外国学生来，欢快的气氛就会升腾。这栋楼里租住着十七八位长期租客，包括一对德国来的母女，一对埃及夫妇，还有一些来自非洲的法属殖民地的学生。

刘海粟的第一次欧游结束于1931年8月。临别时，他向刘抗、傅雷、陈人浩发出邀请，请他们回国后来上海美专任职。三个好朋友欣然答应。傅雷和刘海粟夫妇一同回国。刘抗和陈人浩继续留在巴黎直到第二年1932年秋天才回上海接受教职。这段在一起的时光承载着彼此共享的难忘经历，体验深切的艺术探寻。它所缔结的不同寻常的友情尽管在日后遭遇了不少艰难挑战，起起伏伏，但终其一生却从未彻底中断过。

刘抗回到上海美专入西洋画系教授人体素描时还未满二十二岁，他的许多学生都比他年长。为了平复各种担忧与非议，刘海粟为刘抗组织了一次巴黎作品的小型展览会，很快刘抗就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他喜欢教学，受到了学生的爱戴。刘抗的工作包括和其他老师一起组织带领学生进行每年春秋两次的旅行写生，地点常常选在上海附近的风景胜地。刘抗用相机记录了许多写生途中的情景。在这些照片中，时髦的上海都市青年与凝固的乡村风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无论出自个人的角度还是专业的角度，上海美专的教学时光之于刘抗，都是有益的，充满活力的。经过几年在巴黎的学习，刘抗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认识传统风景。刘抗享受着和刘海粟的温暖情谊，在刚刚重新回到这座城市时，他在刘海粟家中暂住过一段时间。同时他依然保持着与同在上海美专任教的陈人浩和后来从美专辞职的傅雷之间的友谊。1936年夏天，刘抗和傅雷、朱梅馥夫妇同游黄山，这是他第一次游览黄山。傅雷夫妇先行回上海，刘抗继续留在黄山写生和拍照。当刘抗把在黄山拍摄的照片寄给傅雷夫妇时得到了热情的回复：“照片中很有几张‘杰作’，‘天都探海松’与‘天都望后海’两帧，若有机会请代放大，如普通小说版本大小，要放得精，印得精，钱归我来付，不必客气。看了这些游踪，真使我神思恍惚，说不尽的感动。”

1930年代早期，上海美专置身于复杂的情势之中。它凭借着富有声望的师资力量、颇具规模的学生群体、有规律的定期展览和聚焦艺术话题的系列出版，树立了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中心地位。教授们和他们的作品经常为上海各大艺术期刊和流行的通俗画报做重点的报道。然而艺术发展的高潮背后却是逼近的战祸和涌起的动荡所投射下的长长黑影。

1935年冬天，在苦乐夹杂的环境中，刘抗导演着人体写生课上的学生们和他们的裸体模特儿错落交叠地排列成一幕人景，拍摄了一组照片。学生们对着镜头微笑，模特儿悠然地转身背对镜头。刘抗挨着模特儿站着，另一位同事张弦抱膝坐在前排。其中一张刊载在1936年上海美专第17届毕业纪念刊。刘抗的相机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一幕场景中每一瞬微妙的变化，显影在相纸上保存至今　(见刊头图)。

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这个美好时代的终点。此时大大小小的事件在上海艺术界的周边震荡，而其中的一些大事件将改变个人命运的轨迹。1937年8月，日本轰炸上海。学校停课。刘抗带着新婚的妻子陈人滨即刻登上了去往马来亚的法国轮船。这对年轻的夫妇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他们以为很快，也许几个月后，就会回来。但战争越来越惨烈，回来几乎变得没有可能。陈人浩也随后逃往马来亚。

他与上海从此暌隔。那一年刘抗写道：“在南洋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内心感到寂寂空荡，仿佛漂浮在一片汪洋之中……我总是感到难以名状的空乏就好像在无垠的沙漠里跋涉。”战后，刘抗移居新加坡，在形塑新加坡视觉艺术的发展和推进当地文化话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在那里多次举办回顾展。最后一次是2011年，适逢刘抗诞辰一百周年。终其一生，无论是现场写生还是对着照片作画，刘抗始终坚持画人体。终于，他在匆忙离开上海三十七年后于1974年重新回到这座城市。刘抗拥抱着他的老师刘海粟，两位艺术家在暮年相聚了。

那张“小模特儿”照片也获得了它自己的生命力，出现在各种关于上海史、中国史和艺术史的出版物中。一位收集这张图片背后信息的上海记者，在刘抗生前的最后几个月中和他有过一次对谈。谈话内容刊登在2004年1月29日的　《上海英文星报》，题目是　《赤裸的回忆》，介绍了由这张照片在当时社会引起的震动。刘抗告诉她：“我们是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拍摄了这张照片，当时我们想这样拍摄会很有意思……我告诉‘小模特儿’有一天我们终将各自散去，为什么不一起拍张照片以后留作念想呢？　她同意了。”

文章还写道：“这位在刘抗班上做了一年的模特儿十分害羞，所以她转过脸站在人群中。如此，站在她前面的人就好似一块防护盾牌可以为她遮挡一下。……67年过去了，照片里的22人中间只有13位可以确认身份。在此13人中，已有4位去世了。包括‘小模特儿’在内的7位不知身在何处，生死未卜。大多数人都过着艰难的生活，可能比他们当年摆拍照片时所预计的更为困苦。”

历史的缝隙在2012年被刘海粟美术馆的策展人弥合了。为了纪念上海美专建校一百周年，他们尽力识别了照片中的每一个人。这也是对那段在中国艺术史上几乎被遗忘的时光的最好纪念。若刘抗在天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辗转一生，刘抗始终保存着他所拍摄的照片。没有系统的整理和分类，只是由着它们静静地散落在主人书房的抽屉里和书架上，好像执著地等待着再一次的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