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迪

贝多芬　(1770-1827)　艺术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持续不断的演化和步幅巨大的迈进———在所有音乐家中，他的创作历程最具“有机性”，类似有机生物乃至个体生命的发育成长，在多年的时间过程中从不停息，由此形成早、中、晚三个明晰的风格单位，并被后世看作是具有典范意义的艺术成长的楷模。这一过程堪称人生体验和艺术风格双重意义上的“三级跳”，其中大有深意。在纪念贝多芬逝世190周年之际，这倒是值得谈论的一个话题。

纵观乐史，没有哪位作曲家像贝多芬这般，在自己的艺术发展中勾画出如此明晰的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彼此关联，各自又别有洞天，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扬弃，进阶向上，不断跨越，越写越好，越走越高，好似披荆斩棘的青年勇士，后来成长为功绩显赫的中年英雄，最终又转变为仰望星空的老年哲人。进而，贝多芬的艺术风格成长与其人生的磨难和历练又构成惊人的同步———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体验完整、系统地融入艺术表达，贝多芬应算音乐史中的第一人。对于贝多芬，音乐既是生活的回应，也是人生的探索；创作既是生命体验的记录，也是生命体悟的通道：如贝多芬自己所言，“来自心灵———但愿———回到心灵”(《庄严弥撒》　题签，1823)。

贝多芬的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大抵完整记录了贝多芬“三级跳”的全部过程，近三十年中　(1794-1822)　很少中断，可谓是这位作曲家某种意义上的“音乐自传”。这套作品常被比作钢琴艺术史上的“新约全书”(老巴赫的两卷《平均律键盘曲集》　被比作“旧约全书”)，实至名归。钢琴是贝多芬自己的乐器，终身的挚友，所有的乐思首先在钢琴上摸索、探查和成型。正因如此，钢琴奏鸣曲常常是贝多芬风格进展的先行者和排头兵，试验和突破最先在这里出现，随后到交响曲进行扩展和充实，最后在弦乐四重奏中形成结论与总括。早中晚三期均出现这样的体系化、整全性的写作模式，让人猜测贝多芬是否有意为之，抑或是德国人特有的系统化思维所致？

贝多芬在钢琴奏鸣曲中亮相伊始(作品2，三首奏鸣曲，1794)，立即就找到了只属于自己的声响范型：由低至高的直线上升“火箭”式主题旋律，似在呐喊与抗议的“拳头”和弦，刻意落在弱拍上的“突强”标记，以及严正规整的外框建筑结构……虽然稚气未脱，气息有些局促，织体的想象力也偏弱，但这位勇士的生动形象已矗立眼前。他成长得很快，令人惊讶：作品7(1797)　已是饱满的四乐章大作，而作品10(三首，1798)　则包含了更为丰富而多面的勇士维度———充满力量的挣扎　(作品10之1)，略显粗鲁的喜剧(作品10之2)，以及作品10之3中尖锐、沉痛的慢乐章。随后的十余首奏鸣曲是贝多芬青年勇士阶段的辉煌收官，此时正值作曲家克服耳聋危机的关键时刻，不禁令人浮想联翩。C小调“悲怆”奏鸣曲　(作品13，1798)　的块头、体量、规模和复杂度都明显提升，确乎不辱“世界名曲”的声望。一首悲壮深沉的“葬礼进行曲”成为作品26(1801)　的第三乐章，这是贝多芬日后诸多交响曲中伟大“葬礼”的钢琴预演。作品27之2(1801)　因高度诗意的第一乐章而获得“月光”的别号，朦胧的和声色彩与貌似随意的音调漂浮其实被纳入严谨的奏鸣曲思维掌控之中，而第三乐章是“火箭”主题和“拳头”和弦在疾风暴雨中的展演。以“田园”为核心意象的作品28(1801)　是早期贝多芬的卓越成就之一，宽广、松弛而甘美的乡间气息贯通步履不同、速率有别的四个乐章，浑然一体而又别具一格。无词的宣叙调被引入“暴风雨”(作品31之2，1802)　的器乐编织中，暗示音乐源自语言又超越语言的神秘魅力。而作品31之3中帅气的第二乐章谐谑曲，好一派英姿飒爽，如用“矫健”二字形容只会凸显语词在音乐面前的无力与贫弱……

从青年勇士成长为中年英雄，那是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果。以“英雄”命名的　《第三交响曲》　(作品55，1803-1804)　成为贝多芬战胜耳聋危机、“从痛苦走向欢乐”的著名丰碑。而围绕这部交响大作的正是两首奏鸣曲的英雄“双璧”：“黎明”(作品53，1803)和“热情”(作品57，1805)，前者高贵挺拔，谨严而大气；后者探查微小材料的动态潜能，从中爆发出似原子核能般的骇人威力。正如　《“英雄”交响曲》以巨人般的步伐突然扩展了交响曲的规模和疆域，这两首奏鸣曲也以前所未闻的幅度戏剧性地增大了钢琴奏鸣曲的体量与范围———它们是至此为止容量最大、篇幅最长的钢琴奏鸣曲，直至贝多芬晚期的作品106(1817-1818)　才终于赶超。1810年的作品81a，题名“告别”，用音乐倾诉与忘年交好友兼学生鲁道夫大公的友情，三个乐章分别对应“告别”“分离”“重逢”的命题，真挚而深切，感人肺腑。

1812年之后约五六年，贝多芬的生活和创作跌至低谷———耳聋加剧，深陷孤独，个人情感受挫，经济状况也不时带来困扰。拿破仑失势，启蒙理想遭到怀疑，强调梦幻和抒情的浪漫风潮开始涌动，令贝多芬感到疑惑和不安。弟弟不幸去世　(1815)，他与弟媳妇之间为争夺侄子卡尔所经历的漫长而痛苦的诉讼，更是雪上加霜。

所谓“英雄迟暮”。面对这样的局面和危机，贝多芬一定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内心纠结。而几近不可思议的是，贝多芬再次通过艺术的力量而获得了神秘的启示。他在“令人烦恼的境况中”(贝多芬语)　脱胎换骨，笔下的音乐性格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原先勇往直前的英雄，至老年一变为大彻大悟的哲人。这是再一次起飞，跨越的尺度甚至超过青年至中年的步幅。

经过作品90(1814)　和作品101(1816)　两首奏鸣曲的犹豫和摸索，贝多芬在作品106这首他所有奏鸣曲中最宏大、最艰深、最恢弘的巨作中为自己的晚年重新定位。所得到的方向感和经验被直接用于最后三首至高无上的钢琴奏鸣曲———作品109(1820)，作品110(1821)，作品111(1822)，这是达到“神品”乃至“逸品”极致的创作，无与伦比。应该特别留意，沉思冥想的慢板乐章在此成为乐曲的重心所在，或是升腾至人迹罕至的宇宙　(作品106)，或是沉醉于神光熠熠的星空(作品109，作品111)，或是深入到个人内心的最隐秘和最柔软处　(作品110)。时间在此凝固甚至停止，个人与苍穹融为一体，从而真正达至“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个体视域中的永恒至福与天堂意境，通过贝多芬的晚期奏鸣曲，在音乐中首次被深刻地展现出来，随后又在弥撒、交响曲、弦乐四重奏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不同的音响角度予以塑造。贝多芬的晚期作品由此成为音乐深刻性和宇宙精神的尺度和标杆，其地位至今无可撼动。

勇士—英雄—哲人：贝多芬的生命体验和风格发展“三级跳”，勾画了一条“通过磨砺抵达星辰”的罕见轨迹，在音乐艺术中出现这样的飞跃幅度和提升高度，在贝多芬之前，应无古人；之后，尚无来者。

2017年7月17日凌晨

写毕于沪上书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