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祥

明朝作家何良俊的笔记，《四友斋丛说》　卷三十，详细列举了刘道原的检讨书，检讨自己平生有二十种过失：

佻易卞急，遇事辄发；狷介刚直，忿不思难；泥古非今，不达时变；疑滞少断，劳而无功；高自标置，拟伦胜己；疾恶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简，御下苛察；直语自信，不远嫌疑；执守小节，坚确不移；求备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节，高谈无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过恶；立事违众好更革，应事不揣己度德；过望无纪，交浅而言深；戏谑不知止，任性不避祸，论议多讥刺；临事无机械，行己无规矩；人不忤己而随众毁誉，事非祸患而忧虞太过；以君子行义责望小人。

这样深入检讨，还不算，他说还有十八弊：

言大而智小；好谋而阔论；剧谈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风义而龌龊；乐善而不能行；与人和而好异议；不畏强御而无勇；不贪权利而好躁；俭啬而徒费；欲速而迟钝；暗识强料事；非法家而深刻；乐放纵而拘小礼；易乐而多忧；畏动而恶静；多思而处事乖忤；多疑而数为人所欺。

检讨完过失，自剖完坏毛病，刘道原说，“事往未尝不悔”，过几天却又犯了，自己犯错自己讥笑，不去从根本上检讨过失。

何良俊看刘道原的二十失十八弊，自身也检讨了一下，觉得很多地方都很相像，“盖十有其六七矣”。他于是感叹：是不是天下的人，弱点都差不多的呢!

是的，人的优点各显其能，弱点却没有多少差别。我看到这里，也感慨良多，知命之年已过，是要反省对照一下了。

二十失，归纳起来，以下几点在自　己身上也绝对明显——

遇事则发。

发的原因有许多，佻易，轻佻，轻浮，不庄重；卞急，急躁。因为这些原因，于是一触即发。

任何工作，都有时间和质量的考量，实施过程和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难免被呵责和呵责人，也常常告诫自己，愤怒时不作决定，可总是无效。照刘道原的反思，其实就是急躁，这种急躁，似乎与生俱来，平时藏在心底，好像将它压得很牢，实际上，事情来了，情绪如同闪电，倏忽即至。

再次告诫自己，年岁渐长，碰到事情，无论私事公事，常默念“愤怒时不作决定”。

御下苛察。

这一条的原因，刘道原自己说了两点：求备于人，不恤咎怨；以君子行义责望小人。

一个有点作为的领导干部，总想将事情做得完美些，矛盾于是来了，因为能力等主观因素，再加天时等外部因素，很多事情的结果，和当初的设想往往大相径庭，严重的甚至南辕北辙，用完备这条标准一衡量，那就会责怪、埋怨下属。

还有，用君子之道来和小人比较。生活工作中，随便你在哪个地方都有小人，长相虽异，属性却同。弄得你都不能相信，怎么又会有这样的人？

因为要求完美，因为用君子的标准要求下属，最后生气乃至受伤的往往是自己。

不掩人过恶。

这个缺点，常常致命。

人非圣贤，孰能无错？　而我们，很容易发现别人的错，别人的不足。看不惯一人，獐头鼠目，满脸横肉，酒色过度，道貌岸然，尖酸刻薄，猥琐，吝啬，贪婪，什么样的词都会涌上心头。

而对待别人的不足，许多人也是言不由衷，为的是不得罪人——万一自　己的不足也落在别人嘴里呢？　能放人一马就放人一马，这是中国人的中庸性格决定的，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交恶对方。

所以，经常在公众场合，说一个人的不好，需要相当勇气。刘道原将“不掩人过恶”这一条当作自　己的错误，想必他为这种做法埋了不少单。

为人处世，如果对方不是十分特别的过错，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论议多讥刺。

这一条，似乎是从言语上讲的，戏谑不知止，任性不避祸，什么话都敢讲，什么玩笑都敢开，没什么避讳，不知道轻重，好，这么一率性，麻烦了，一句好好的话，自认为一点事也没有，没想到出了麻烦，有时麻烦还不小。

写作数十年，好几次差点惹上官司，我在　《差点成了被告》　一文里，已有详细论述，文中举的几个例子，都是亲身经历。最离奇的一次是，2011年，我出版某本书，居然得罪某终审，其实我真是无意———要说有意，真是天意——中讽刺了人家的研究成果，而这项成果恰恰又为这位终审发明。所以，我能深刻体会刘道原这一条的苦衷。

至于刘道原另外的诸种毛病，我不一一归纳了，差不多都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们的每一天中。

刘道原，刘恕，以史学著名，也曾是　《资治通鉴》　的得力编辑。《宋史》　载，刘恕曾与司马光出游，见路旁有一石碑，碑主是五代的一将领，大家都不知将领的其他信息，只有刘道原，当场道出这将军的生平。司马光回家一查验，果如刘所说，于是对后辈刘道原偏爱有加。

再举一事以证刘自说的缺点：他和王安石，本来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不认同王安石变法，在很多公开场合，多次批评王安石的新法，最终导致两人绝交。那时，正是王安石们如日中天时，刘道原的做法，自然是自找没趣，日子也就不那么好过了。

和刘道原为同道中人的苏轼，也反对王安石新法，他写有　《和刘道原见寄》　一诗，正是惺惺相惜的写照。

刘道原的这些人生自我检讨，虽时过境迁，但若仔细体会，细加观照，仍有极强的针对性，这根针，几乎对着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