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有不少新发现在不断地重塑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史。早一些有旅居法国的张英伦教授的　《敬隐渔传》，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位最早将鲁迅介绍到西方世界，同时也是最早翻译罗曼·罗兰的翻译家。敬隐渔的悲剧发生在外国文学翻译史最辉煌的开篇时刻，既是个人的，却也是国家的。

而2016年又有　《梁宗岱译集》　的出版。梁宗岱总比敬隐渔要幸运一些，同样命途多舛，毕竟较长的一生时间里，他还算是有足够的时间风流倜傥，笑傲江湖，培养学生，甚或在“文革”之后“弃文从医”，为他传奇的一生再度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敬隐渔、梁宗岱和法国文学翻译界已得到公认的巨擘傅雷差不多可以算是同一代，甚至是同一类的译者，都生于二十世纪最初的一个十年，年轻时代旅欧游学，却并不以学习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为最终的目的，而散漫地停留在所谓“文人”的传统里，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较难融合，因为以他们全面继承的浪漫主义价值，生长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之内，都免不了会产生批判、对更好的社会的向往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激烈抗争。他们在外语以及外国文化的习得上与中国的新文化、新语言的生成是一体的，他们的命运又以不同的方式沉淀了时代特有的悲剧性和传奇性。

然而在法国文学的翻译史上，同样的一代人，同样被时代动荡的洪流裹挟，其实还存在着另一类译者:他们比较早地融入了中国的现代学术体制，并且成为行进到世纪中叶，新中国从世纪初接受过来的第一批文化和教育的遗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们同样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保持沉默，在文学翻译绚丽开篇之后逐渐坠入的低潮中，尽自己的能力———即便是自己的能力，也还要看机遇———做一点翻译和研究的事情。

只是文学与科学其实是一样的，也许经不起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耽搁。一百多年前，文学翻译开始的时候，即便有着各种在流通上的物质限制，翻译与研究，竟然不可思议地与其发现、翻译的西方文学差不多是同步的。而耽搁了一阵子，因为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的特殊使命，却会在这个诡异的时代突然间失去价值。如果再缺乏风流逸事或者极端悲剧的事件，不能成为这个时代开启真正阅读并不可少的轻阅读的因素，真的就会被遗忘。如果拿法国文学界来说事，这的确是诸如吴达元、郭麟阁、罗大冈等等令人嗟叹的宿命。

这一干人中，还有今天的法语文学翻译和研究界更不熟悉的范希衡。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和范希衡先生“打交道”，是在马振骋先生家。当时他拿了一叠范先生译的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　手稿的复印件。马先生五十年代在南京大学求学，得范先生真传，所以范先生的后人找到他，给他看了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学》　的译稿。如此的转圜，或许仍然不出上述“不太应该的宿命”的范围。我当时也是鬼使神差地要了这叠手稿，想要回家细读。促成这一念头的原因很杂，主要应该是当时在做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史，脑子里塞满了此前并不熟悉的许多名字，和在五六十年代，这许多并不很熟悉的名字写的文章。

说来也巧，在当时我总负其成的《法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的项目书稿里，建国前的部分，是同在范先生求学并且获得双博士学位的鲁汶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的蒋向艳撰写的。她对范先生有一段简单介绍:

范希衡是通过庚子赔款赴欧洲留学的一员，于1929年赴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1932年，范希衡获得了鲁汶大学拉丁语系语言学博士学位和以最优等通过博士论文的拉丁语系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十五万字的《伏尔泰和纪君祥———<中国孤儿>　研究》。这是中法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关于伏尔泰的改编剧　《中国孤儿》　研究的第一篇法文博士论文，是比较文学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名篇。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　尚未出版，我却因为学术史研究的关系记住了范希衡先生的名字，知道他除了研究外，也做翻译，翻译过凡尔纳，还有卢梭。其实范先生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又或囿于时代条件，总体上来说是翻译多于研究的著述，因而在学术史上能占的份额有限。而译稿的复印件拿回家以后，因为并不完整，我也没有理出个所以然来，终未能说服哪个出版社将这洋洋一百多万字付梓。这件事在我不能说没有遗憾，因为读范先生的译文，即便不多加思忖，也还是要禁不住有些惊讶。从新汉语生成时期过来的这一代译者，文笔多能将艳丽和简洁、理性与激情奇怪地融合在一起，所有的时代印记竟然都是美好的，生动的，完全能够接受的，并没有一丁点儿的稚拙和过时。我完全不怀疑，生于一个世纪之前的译家们，无论他们是否写作，骨子里都是一个诗人，或者小说家，倘若不翻译别人，一定会成为被别人翻译的人。

没有完成马先生的嘱托，其实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原因。距离范先生翻译圣勃夫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而接下来轰轰烈烈的现代文学批评里，圣勃夫托了普鲁斯特的“福”，一直是作为反面教材存在的。我多少也受“作者已死”的口号蛊惑，一直沉浸在现代文本的“客观性”里不能自拔。虽然有时候禁不住要对作者这样那样的八卦好奇，但始终警告自己那不是正道。罗兰·巴特都已然是过去时，半个多世纪以前译的圣勃夫还有价值吗?

亏得总还有眼光好的人。一个月前，幸得从未谋面的、范希衡先生的公子范琅先生的嘱托，南京大学出版社转来他们为纪念范希衡先生诞生110周年出版的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学》。让我有机会读到真正的圣勃夫———而不是作为现代批评“活靶子”的圣勃夫，还有范希衡。

圣勃夫得到二十世纪批评家的抨击，无非因为他的批评中，作者本身是绝对的中心，批评家的主观定性评价远远多于文本所能提供的定量例证，可以想见在今天会是怎样一种境遇。例如他说孟德斯鸠“雄健，遒劲，警策”，伏尔泰“活泼，清晰，迅疾，自然流出，仿佛与泉源近在咫尺”，又例如他评价卢梭，每一个句子里几乎都有形容词:“……在我们的文学里，对家庭生活的感觉也是由他开始的，这种生活是布尔乔亚的，贫穷的，宁静的，亲切的，里面蕴积着那么多美德和温情的宝藏……”显然，他和慎下结论，让人无法捉摸的现代文学批评者不同，他有着鲜明的批评者的好恶，并不用生涩的文笔加以遮掩。他喜欢卢梭，他说读卢梭好似“突然感觉到从阿尔卑斯山那边吹到了这一阵阵清爽的好山风，来把那种极高雅而又极枯槁的文学吹得苏醒过来。”他也毫不犹豫地认为巴尔扎克已经穷尽了现实主义的可能———非常不幸的是，他似乎有点说中了:“他　(巴尔扎克)这一死，也许正是时候可以宣布说，这种文学已经提供了它的学　(流)　派，完成了它的时代了;它已经贡献出了它的最雄健的，几乎是巨灵式的文才;不管是好是坏，我们今天可以相信它的主要的汁液已经耗尽了”。

在圣勃夫的批评文选里，他几乎完整勾勒了自龙沙以来的庞大作家群体，从启蒙，到古典，直至他与之并肩战斗、后来又保留了一定距离的浪漫主义，当然还有脱胎于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我是在读完了这本圣勃夫之后，完全理解到为什么在六十年代，周扬和戈宝权独独挑了这部圣勃夫的批评文集，又独独挑了已身陷囹圄的范希衡来翻译。

在译文前，范希衡写有很长的前言。似乎是在他的前言中，他显示了与另一类译者的同与不同。“同”在于他的语言，生活的，集聚了新生儿般的新语言的能量和活泼。不同却是更重要的:这两万余字的前言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于圣勃夫的最好的研究结果。范希衡写圣勃夫，用的几乎是和圣勃夫一样的方法，从社会环境、文体的来源一直到个人的气质与生活。但是他的评述决不是对于圣勃夫个人生活的臆想和虚构，而是基于阅读之上所勾勒的带有主体立场的逻辑之线:浪漫主义之前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针对古典主义的态度，圣勃夫与浪漫主义作家，尤其是与雨果之间的亲近，他对浪漫主义的反思，以及由此生成的批评的新方法。范希衡对圣勃夫的价值肯定正是基于法国文学批评史的:如果说以布瓦洛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批评在于规则的确立，圣勃夫的批评则是“摆脱了一切教条”，借用圣勃夫自己的话来说，是“与一切时代都同时”。

“与一切时代都同时”，这不仅仅是批评家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批评同质的翻译的理想。如果说翻译注定是错过和滞后，这错过里却也无意中包含了“与一切时代都同时”的意味。相比起时代荒诞的变故，失去了翻译的遗忘才应该是人类真正的威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