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
翻译家草婴原名盛峻峰,是我雷士德中学的同学。他比我大几个月,老成持重,大家选他做班长。他很有威望,直到后来,外地同学到上海,总去拜望他。
我和他同学时是在抗战期间,他很爱国,认为抗战期间不应娱乐,他绝不看电影看戏。只有学了俄文以后,杜美电影院放苏联电影,他为了听俄语,这才去看苏联电影。还拖我去,第一次是看 《斯杰潘·拉辛》,他还口译给我听。以后凡有苏联电影,他都去看,无非是为了学俄语的需要。
草婴很重视革命友谊。解放前,地下工作者汤季宏的母亲卖报,常在石门路南京路口摆摊,草婴经过总以塔斯社名义买好多份报。他买了报没用,就给我。
草婴的性格和我截然相反,他善于与人交往。我见了名人就退缩,他却相反,迎上去打交道。我多次与他到外面开会,他都结识许多名人做朋友。比方巴金同志,我很早就因周予同老师介绍认识,后来“文革”期间,巴金同志又放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和我们在一起,我自觉有责任保护他,凡去什么地方开会,我尽可能陪着他走。可我和巴金同志就不如草婴和他熟,他们往来密切,还共同倡议办博物馆。又比方倪海曙老大哥,本来跟我往来多,有时还睡在我家亭子间,可后来就改为我到草婴家和倪海曙老大哥会面了。
我是语文工作者,写文章用大白话,草婴很欣赏我的文笔,一定要我把他译的 《战争与和平》 和 《安娜·卡列尼娜》读一遍。我读了,译得极好,没提出什么文字上的意见,只是读时佩服草婴,像《战争与和平》 这样的书,我读一遍就受不了,何况翻译乎! 其实他俄文好,眼睛看的是俄文,脑子里已经变成中文,写下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