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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到厄勒海峡对岸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很便捷，就是坐上家门口的火车，一条线、几站路的事。自打海峡上一桥飞架，一直如此；厄勒海峡大桥由丹麦和瑞典共同投资建造，是在2000年7月1日正式开通的。

记得我初到瑞典，首先遇到的就是这座桥。某年冬夜，在哈姆雷特王子呆过的城堡边，有人指着海对岸的一片璀璨灯火说：瞧，那里就是瑞典。对我而言，经过一座桥是一个通过仪式；对瑞典而言，桥也是将自己和欧洲大陆拉近的通过仪式吧。

此前，自1965年签订协议以来，丹麦和瑞典间就毋需签证，有船来渡海峡两岸的人。大桥开通后，桥边虽有丹麦和瑞典的边境标记，可那就像是两国的国王，是重要象征———这象征美好而知趣，对庶民的实际生活可不插手。

瑞典南部不少省市的人，如斯科南省人想要飞往世界各地，多使用大桥南岸的哥本哈根国际空港。此外，他们在哥本哈根的瑞典教堂结婚，到哥本哈根的歌剧院看歌剧，简直把哥本哈根当成了自家的都会。海峡大桥让桥两岸的人愈发撒起了欢，在哥本哈根和马尔默间通勤的丹麦人和瑞典人都越来越多。除汽车自驾，利用火车到对岸上班的每天约五百人。在马尔默置房定居的哥本哈根人更多，以至马尔默出现了所谓“丹麦村”。还有不少丹麦人多此一举地更换国籍，拿到瑞典籍后的他们在宣誓仪式上发言：“丹麦人又打回来了。”引来瑞典听众的爆笑。

没错，丹麦和瑞典，历史上打过无数的仗。瑞典南方的很多地域曾是丹麦领地，也是瑞典人抵抗丹麦军入侵的地方。隆德大学化学系的新晋教授艾娃跟我指点她家的住址说：“很好找的，就在纪念塔东边”，她指的这座塔纪念的就是对抗丹麦军的一场鏖战。从斯科南省往斯莫兰省去的国道上，必经一座爬满青苔的三孔石桥，桥边立有木牌，标明曾有丹麦军人马踏过。再往东去，斯莫兰省有座“火焰山”，瑞典农妇曾在那里把丹麦兵灌得酩酊大醉，再放一把大火，把他们统统烧死。这些实物和传说都是关于遥远时代的纷争。如今，丹麦人又“打回来”了，瑞典人也不对抗，全球化的氛围中，幽默和欢笑似乎才是应有的旋律呀。

作为普通百姓，我能感觉到丹麦和瑞典同根———至少大家说着各自的语言直接对话，不需口译；我也看到过欧洲一体的幻景，比如在欧盟成员国万民同欢的“欧洲电视歌会”上；比如在旅行中，多数欧洲国家加入了申根，欧洲大地上有的是桥梁、渡船和道路，但不存在关卡。

让丹麦人“打过来”好了，我们住在马尔默、隆德一带的人，每到周末，就喜欢把腿一跷，就到了哥本哈根。这个周末，我又去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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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却是我第一次，起意去瞧瞧那个颇有名气的景点“克利斯钦城”。克利斯钦本是废弃的军营，只有几个看门人；在1960年代末的嬉皮风潮中被一批丹麦嬉皮士占领，慢慢成了个自治飞地，后来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嬉皮士、流浪者，几经取缔风波而未决。快靠近时，我被一片晃荡着水波的绿荫吸引。一条小河，河边有青草，草高而乱，不像北欧通常的水边绿地是被收拾齐整的。阳光和煦，打下一层鸡蛋黄色的光。一只苍鹭立在小径旁一丛芦苇边纹丝不动，对路过的人毫不在意———苍鹭一般害羞、敏感，见人就飞走了。水边、树下，三三两两有人坐卧，体型偏瘦。偶有从我身边走过的，不知是沉思还是梦游。一枝缀满红果子的野玫瑰一直垂挂到路边一块木板牌上，牌上有红漆刷出的字符：克利斯钦。很快，小径左侧现出一条木头台阶。

爬上木台阶顶端，眼前是个低矮的围墙，不少人在里头晃动。走进去，看到的是一家接一家脏兮兮的饮食摊点。男男女女坐着抽烟，指间的烟比通常的长而宽。空气中弥散着一种味道，像烟味而不闻烟香；像烧焦了秸秆，却不见卷起一团黑云；也不能说它就是一股臭气，可真不是什么好味儿，那就是大麻吧。走出饮食摊，能看到高高低低的旧房舍被破烂的海报和杂色的涂鸦打着肆无忌惮的补丁。这里有博物馆、邮局等，尽管设在年久失修的建筑里，克利斯钦算五脏俱全。但那股不时飘来的古怪气味迫使我穿过最近的侧门逃出去。

我一步跨回了今日文明世界。走过公主街。我打运河边走过，欧洲七叶树结满果实，却是有毒的假栗子；眼下，叶片在绿之外多了圈红褐色边缘，像是工笔画师特意勾描的。一条寻常的帆船不叫“玛丽”，不叫“安娜”，而叫“蚊子”。深秋了，蚊子偶尔还有，只歇在墙上一动不动；游走了一夏的帆船很快也得上岸。

我原打算到歌剧院隔壁的现代艺术馆一带看看海水，晒晒太阳；以为只会有三三两两的人，不曾想撞入了人山人海：这一天，那里竟有一场世界“街头食品”展览会。人挤着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个位置歇下，眼面前的过道上站着个亚洲男子，他搂着欧洲女伴，亲她的发、她的颊，举止欧化———我认定他不是日本裔，而是日本人，因为他的眉眼里有无法驱散的顶真。

在这里，能看到丹麦女吃韩式海鲜拌饭，印度男嚼英国炸鱼薯条。国籍、肤色、语言、服装等变得次要。代表各国饮食文化的摊点开在世界的街头———无论它是挪威的还是索马里的。这人头攒动的世界的街头，没有安检，如今这年头，突发恐怖袭击可不是绝无可能的事。所幸，这一天，2016年9月24日这个周六的下午，在哥本哈根模拟出的世界街头，恐袭只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夕阳西沉时，才准备回家。我拖延着归程，多少是因为畏难情绪。

3

返回瑞典的旅程自今年1月　6日骤然变得艰辛，简直是一夜间退回战争年代：边境封锁了!　自驾要通过关卡，乘火车更是复杂。原本从哥本哈根市内经由哥本哈根国际空港，过厄勒大桥抵达瑞典的火车被截断。所有前往瑞典的人须在空港一站下车，爬高上低，拖着大包小包，跌跌撞撞地冲到另一站台，穿过护照检查，才能登上前往瑞典的专列。而火车甫抵瑞典境内第一个小站就会戛然停止，上来一群瑞典警察和海关人员，这一停少说20分钟；处于审查视线中的乘客越来越焦躁。检查延长了火车运行时间，这条线火车的发送频率随之大幅降低，原本几乎人人有座的车厢变得水泄不通，何况还有从空港出来，拖着大件行李的人。边境封锁和护照检查也使瑞典南部的一些本地路线被迫改道。

住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人不能完全理解边境封锁对马尔默人意味着什么。于是有了这么个南北对话：

“知道吗，就好比斯德哥尔摩的地铁线突然只剩下一条。”

“那可真他妈要了命!”

我的邻居，八十岁的斯万老人想不通：“我长得像斯科南省人，我说地道的斯科南土话，凭什么还要查我的护照!”要查当然就得人人平等地被查。没护照或签证的人会立刻被警察带走。丹麦和瑞典间这条畅通了十多年的铁路线，如今偶尔会停运几小时，特别是在凌晨和深夜。铁路局时有速报：有难民试图沿铁轨从丹麦步行到瑞典，或试图卧轨自杀。

厄勒海峡大桥好端端给弄成了残废。导火线自然是2015年秋突然涌入欧洲的大批难民。本来，抵达瑞典的难民一直都有，远的不说，如1940年代的德国、芬兰和挪威难民，1970年代的智利难民，1980年代的索马里、科索沃、伊朗和伊拉克难民，1990年代的巴尔干难民等。十年前我刚来的时候，已有偏右的知识分子朋友在逃离犯罪率日增的口岸城市马尔默，他们以为马尔默越来越多的难民增大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年，瑞典吸收难民数一直居世界及欧盟成员国的最前列，负重超过一个北欧小国的承受力。但瑞典百姓多数不认为政府做得傻，反以为做得对。

不过，去年的难民数一下子大到了难以消化的地步。2015年末，向瑞典移民局提出难民申请的有162，877人，其中51，338人来自叙利亚。瑞典南部的每个大市、小村几乎无一处不见难民，超市和教堂门口总有几个蹲点的乞讨者。公交巴士或火车上会鱼贯而入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他们揣着免费发放的交通卡，用一种车厢内其他人大多听不懂的语言大声拉呱。你从隆德中心火车站出来，在人群中未及站稳，会有人推你一把，以为是个老相识，定睛看，眼前是一张脏兮兮也笑嘻嘻的脸，还有一只就在你眼皮底下的投币铁罐。在H&M这样的大众商店，能看到不是用通常的银行卡，而是用政府发放的购物卡付款的难民。也有原本在叙利亚当医生的难民在通过考核后开始在瑞典救死扶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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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冬之交，瑞典哥德堡市的左派疾呼：“我们必须奋战，为欧洲其他国家及全世界在难民问题上树立一个他们做不到，而我们做到了的典范。难民们去叩芬兰的门，不让进，他们跑我们这儿，严冬就要来了，我们怎能也不让进，还有比这更不道德的吗？”圣诞前夕，一个反法西斯反种族主义组织在脸书上抗议：“所有的小孩子、大孩子们，圣诞老人不会来瑞典了!　为什么？　他没有能过边境的护照!”抗议还是无力，多数民众并不知如何是好：继续往左因为力不从心而不现实，朝右也因为见死不救而不正确。难民，他们不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也不是受欢迎的；无论欢迎与否，他们就在这里。在移民来源涉及全球175个国家的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它的市中心有家“群众公园”，公园对面那家超市，员工和门口蹲点了大半年的两个难民熟到跟同事一般，员工直接帮难民兑换用捡来的饮料罐得到的款子　(通常人们主要出于环保目的，拿空瓶在机器上换出的纸质收据，可作超市购物时的支付补充)，难民在乞讨之余，会站起身走几步，捡拾门口散落的纸屑。这样的乞讨者中有些人似乎天生喜乐，在夏天的露天音乐会上，摇摆着良好的节奏，举着储投币罐，笑吟吟地在人群中穿梭。当然，因为发生了几起难民强奸妇女事件，夏天的活动上都投入了警力。

去年深秋爆发的难民风波一年后的今日，瑞典各派基本达成共识，接受难民不是让他们一时获救，得考虑能否提供他们需要的教育、工作、医疗等——不单一个人，还有他们即将建立的家庭。移民局愿帮助真正的难民，对犯罪分子，对伪造年龄和背景，有淘金目的的男青年加强了甄别。对砸锅卖铁到达瑞典的，如若他们祖国的局势已稳定，在劝说送返时给予资金补贴。有不少难民已自愿离开，少数被强行遣返，也有一些在被谈话后消失、潜伏了。据说，瑞典的难民问题正趋于缓和。然而，边界会再开吗？　何时开？　没人知道。即便问题缓和，即便厄勒海峡大桥解禁，并不意味着从前的欧洲一家的理想能复现，并不意味着一条连接哥本哈根和马尔默的铁路线能失忆一样忘却边界被封锁的日日夜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