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沐

小区里的园林植物造景,一般都遵循了“高低错落”、“花开四时”等原则,所以不同品种的植物会交错种植,不会出现成片感染的问题；另外出于成本的考虑,一般也不会选择外来树种。如果某一种树感染了虫害,就利用与之对应的天敌来防治就行了,比如请花绒寄甲来对付天牛。而如果给整个园区喷洒农药,不仅造成环境污染,锻炼了某些虫的抗逆性　(将来会越来越难对付),并且还将很多害虫的天敌也无辜地杀死,同时还让食虫的鸟儿们断了口粮……

临近端午,小区公告栏贴了张“杀虫告示”,大意是,为了住户安全,将于近三日喷洒杀虫剂,请大家看护好自己的小孩和宠物。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此前住过的小区、大学校园、植物园等,都未曾在园区内大规模喷洒农药杀虫。或许是此地的风俗?　或许是其他住户的提议?　不得而知。我只能嘱咐爸爸,这几天尽量别和孩子到小区楼下玩。

周末推孩子出门,却正好碰上杀虫现场——一辆洒水车正在小区里缓慢前行,工作人员抱着粗大的喷药管,朝树木以及草丛上喷洒,空气中弥漫着酸爽的药味。还有两名工作人员跟在洒水车后面作防护工作,让周围的孩子们避开车辆。新鲜的农药正从沿途的树上滴落下来,我一边推着童车一边对东奔西跑的女儿叫唤：快过来!　迎面又看到另一位妈妈推着婴儿车。

我忽然意识到,这一幕是不应该出现的。

首先,现在的城市里,虫子已经很少见了。即使不打药,一年也见不到几只。不知道小区去年打过农药没有,如果打过,那么刚好与我所在的单位形成一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单位所在地包含一个家属院,外墙还有一座小小的街心花园。从面积以及植物数量而言,我所在单位与所住小区类似。来济南快一年了,我在两处待的时间差不多。除了少量的蚂蚁、蜜蜂、蚊子、苍蝇和果蝇以外,我在单位没有见过别的昆虫。在小区里看到的虫子种类也差不多,甚至还稍多两种：偶尔会看到鼠妇,俗称潮虫　(当然,它并不是昆虫,而是一种小小的甲壳动物)；在室内见过一次蚰蜒。以这些昆虫的数量以及出现的频率来看,真的不需要喷药。它们对人的潜在危害远远小于杀虫剂。

退一步讲,即使真的有除虫的需要,靠杀虫剂也是下下策,因为虫与药之间的关系就是军备竞赛,“凡杀不死我的,都会令我更强大”。生态学家蒋高明长期奔走于农业第一线,他在《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一文中介绍了在自己家乡进行调查的结果：“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二十多次……害虫在农药的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如果有人研究农药诱导的害虫进化机理,应该有很好的科学发现。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继续有成吨的农药倾倒在农田里。”

对于农田作物,我并不熟悉。但是对于社区植物、景区植物的防虫,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只要植物的多样性较为丰富,并且不人为破坏动植物生态平衡,就完全不需要使用农药来除虫。

2014年元旦,我探访了位于北京西郊凤凰岭的“最强科研实力寺庙”龙泉寺,碰巧听到农场和大寮　(即厨房)　的年度总结。该寺的“大地心”农场一年收获40种蔬菜,而且产量较大、基本可以满足寺庙僧俗二众日常饮食需求　(大寮每顿饭要蒸一千多个馒头,每天要烧四百斤柴火)。对于寺院菜地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不能杀生,所以不能使用农药。那么怎么对付虫子呢?　他们的做法是专门开辟了一小块地请虫子们来吃。结果虫子真的只在这一块地上吃,没去破坏其余菜地。

我认为,这片农场的蔬菜品种之丰富,以及整个景区的生态环境状况较好,也是虫害少的重要原因。不同品种的蔬菜间隔种植,可以避免特定种类昆虫的泛滥。此外自然界中的肉食性昆虫以及很多鸟类,都会将吃菜的昆虫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我父母住在顶楼,十年前开始在平台上开辟了一个小菜园。这些年陆续种植过的蔬菜有苋菜、白菜、空心菜、黄瓜、辣椒、长豇豆、丝瓜、扁豆、土豆、茄子、马齿苋；花有月季、腊梅、金银花、四季桂、兰花、米兰、茉莉；水果有葡萄、石榴等。再加上邻居们种植的作物,品种就更多了。他们从来没有打过农药,仅仅只有白菜和空心菜大量生虫,所获无几。其他的菜虽然偶尔有虫子出没,但是毫不影响收成,自己家根本吃不完,每年都会送一些菜给亲戚朋友。夏天吃不完的豆角、茄子、小辣椒之类,就放在太阳下晒成干货,留到冬天。

也许有人会说,树木的虫害与蔬菜的虫害不可同日而语：蔬菜遭受虫害,大不了损失几棵白菜；若是树木遭遇虫害,损失要大得多。但是,如果对树木病虫害的发生有一个常识性的了解,就可以知道根本不需要在小区内喷洒农药。

一百多年前,在美国东部最著名的阿巴拉契山脉,许多山头都是整片的栗树林。从缅因州到密西西比州,大约生长着30亿棵美洲栗树　(Americanchestnut)。1904年,一场意外发生了。在纽约市的布朗克斯动物园的栗树上,发现了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菌类。这种菌类传播速度非常快,能够导致栗树枯萎死亡。植物病理学家说,这是由亚洲移植的栗树所携带的霉菌造成的,亚洲栗树对这种霉菌有很强的抗病力,美洲栗树对此却毫无抵抗力。从第一棵树发病开始,只经历了短短几十年,到20世纪50年代时,美国东部地区900万英亩森林中的主要树种美洲栗,已经功能性灭绝了　(即该物种因其生存环境被破坏,数量非常稀少,以致在自然状态下基本丧失了维持繁殖的能力,甚至丧失了维持生存的能力)。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树木病虫害爆发的两个关键因素：成片种植以及贸然引进外来树种。外来树种会带来病毒和虫子,而本地树种通常没有相应的抗体与天敌,所以很容易染病。再加上成片种植,就会导致迅速传播,大面积感染。如果在引种时能够谨慎把关,并且不过度破坏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那么,即使外界环境非常适宜昆虫生长,也很难出现虫灾。

小区里的园林植物造景,一般都遵循了“高低错落”、“花开四时”等原则,所以不同品种的植物会交错种植,不会出现成片感染的问题；另外出于成本的考虑,一般也不会选择外来树种。如果某一种树感染了虫害,就利用与之对应的天敌来防治就行了,比如请花绒寄甲来对付天牛。而如果给整个园区喷洒农药,不仅造成环境污染,锻炼了某些虫的抗逆性　(将来会越来越难对付),并且还将很多害虫的天敌也无辜地杀死,同时还让食虫的鸟儿们断了口粮……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对农药的依赖将越来越深,而生物多样性则会越来越低。

我曾经在昆虫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西双版纳工作过一段时间。由于所在单位比较注重环境教育,所以在那个占地面积为11.25平方千米、活体植物有一万两千多种的植物园里,并没有上演过用农药打虫的剧情。可想而知,那里的昆虫数量之多。就我个人而言,其实很害怕虫子,但是住在植物园的一年时间里,并没有被昆虫伤过一次。大部分时候,虫子带给我的,是对苍白童年的弥补。从来只在传说中听过萤火虫,有一天夜里,在植物园的宿舍里,我看到一小团黄绿的光影移动,定睛看,居然是萤火虫。有位同事,特别喜欢虫子。夏天的夜里,她常常带着小孩子们夜游植物园,看星星,听虫鸣,然后在自己的日志上秀出蛞蝓(鼻涕虫)、毛毛虫、青蛙的图片,并且给它们配上各种对白。有一次,她发现蜾蠃跑到她衣柜筑巢。她知道此虫不伤人,所以就安心地接纳了这群小客人,为它们在衣柜里留了一角。

有一阵子,一种黑色的毛虫常常成群出没在树上,令人发怵。于是我杀死了几只。没过多久,它们就集体消失了,也许是羽化成蛾吧。生有时,死有时,世间万物皆有其时。一只虫子的生命能有几日?它们于我并无妨碍,只因着想象中可能的伤害,我就急迫地杀死了它们。想起这段往事,不免惘然。

曾经梦想过,陪着孩子在那座南方乡下的植物园里长大,教她认识各种昆虫。夏天教她念“斜阳千万树,无处避螳螂”,秋天给她读“风枝惊暗鹊,露草泣寒虫”,在家里听“虫声新透绿窗纱”,在河边看“点水蜻蜓款款飞”。再大一点,给她念《诗经》：“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也要经常带她去农家住上几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然而世事无常,最终我们还是定居在这座北方的都市。她还不会说话,但已经开始对小虫子产生兴趣,有时走在路上忽然停下,半蹲在草丛边,大声喊着“阿蚁!　阿蚁!”——到现在为止,她只认识蚂蚁。小区喷洒过农药的第二天,我们在院子里看到落在地上的蜻蜓和天牛尸体。我犹豫着,还用得着把它们的名字告诉她吗?　也许她以后不会再见到这些昆虫的活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