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屈指算来，初次刊行　《阅读日本》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十年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文化名人看世界”的“印象系列丛书”，先有朱自清的　《欧洲印象》、季羡林的　《德国印象》、柳鸣九的　《法国印象》，为了补缺，出版社邀我从　《阅读日本》　中选择若干篇配图，编成一册　《日本印象》。这回的增订版，算是第三回出演，希望就此一锤定音。

说实话，这册谈论日本的小书，既非学术著作，也不是旅游指南，只是个好奇的读书人“行万里路”时的随笔札记。正如初版后记所说，“不管此前还是此后，我都不是、也不敢冒充是日本学专家”。此次增订，虽颇多补充，也仍不脱“清新却浅陋”的基本面貌。

前三辑没有变化，忠实于当初的感觉，是非对错，一律不改。原先凑数的第四辑，这回仅保留“结缘小集”四个字，其余全部解散。补充进来的十则短文，都与正题相关，总算排除“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至于记录年初四国之行的第五辑，则是道地的“新鲜出炉”。

书中所收各文，写作时间最早的，当属撰于1990年6月的　《今夜料睹月华明》《春花秋月杜鹃夏》　《书卷多情似故人》。这三则随笔，是我第一次旅日归来的习作，走马观花，兴奋不已，真诚但浅薄。作为我“阅读日本”的前史，依旧值得保留。至于“阅读”之后，偶尔撰写涉及日本的文章，那都是学术交流的副产品。

几年前，我在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　中谈及：“二、三十年前，中外学者交流少，见面难，一旦有机会，都渴望了解对方。于是，努力表白自己，倾听对方，寻求共同研究的基础，在一系列诚恳且深入的‘对话’中，互相获益，且成为长期的朋友。现在国际会议多如牛毛，学者们很容易见面，反而难得有推心置腹的对话。不是就文章论文章，就是为友谊干杯，不太在意对方论文之外的‘人生’。至于只看重对方的身份、头衔、象征资本等，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　第264—2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很高兴我“阅读日本”的主体部分，形成于交流尚属难得、风气也未变化的二十多年前，各方的“表白”与“倾听”都很真诚。那时中日关系很好，普通民众没有那么多解不开的心结，学者之间更是相互理解与支持。

正因此，初版　《阅读日本》　整体形象“很阳光”。除了时代氛围，还有个人经历。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以北大教授身份赴日，颇受优待，自然更多地看到日本社会及学界美好的一面。也曾听到留学生吐槽，可我对他们的委屈与愤慨体会不深，无法代言。阅历如此，加上明确的问题意识———为自家疗病，而不是为他人开药方———致使我更多地谈论日本的好处。初版后记中，我引用鲁迅　《〈出了象牙之塔〉　后记》，称“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那确实是当初的写作思路。直到今天，我仍持此立场。其中的关键，我并非日本学专家，偶尔“阅读日本”，主要目的是照镜子，正自家衣冠。毕竟，“自家有病自家知”。

今天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还记得“文化震撼”(Cu1tureShocK)　这个词。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起步不久，中国的经济实力及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间距离很大，民众刚走出国门，面对完全陌生的花花世界，往往会有眩晕的感觉。这个词现在偶尔还在用，但已经没有那种切肤之痛了。须知八十年代谈文化震撼，是包含痛苦、彷徨与反思的，如今则只是旅游标签，如旅游教育出版社刊行的　《文化震撼之旅·日本》　《文化震撼之旅·法国》　等。

因有钱而不再低调的中国游客，成群结队走出去，自然是休闲观光加购物，再就是对异文化“痛下针砭”。这与我们当初的惶惑与心虚，见贤思齐、卧薪尝胆、奋起直追，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经过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人方才有今天这点挺直腰杆说话的底气。我不喜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因那好像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其实，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九曲十八弯，好不容易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若不体会此前的苦难与屈辱，以为一切都是应该的，也就不怎么懂得珍惜了。

我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始终警惕鲁迅所讥讽的“爱国的自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作为大国子民，中国人普遍抱有强烈的自尊心。而且，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一不小心就会浮出海面的。对于这一点，国人必须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在我看来，走出去，面对大千世界，还是以鉴赏为上。以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还不到摆阔的地步;即便真的富裕了，最好也能做到波澜不惊。若“一阔脸就变”，未免显得太没文化、也太没出息了。理解并尊重那些跟你不一样的国度、民族、文化、风景，这既是心态，也是修养。

记得很清楚，1994年4月的某一天，从小樽开往敦贺的海轮上，我连猜带蒙地读报，惊叹日本人无时不在的危机感———报上称，换一种统计方式，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超过日本。过了十多年，具体说是2011年，这预言终于实现。这只是数字，可我深刻体会到两国民众心理的巨大变化。不说中国人为此“第二”所付出的代价　(包括环境污染与贫富差距等)，就说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及舒适度，与日本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大城市不明显，你到乡村走走就明白。这也是我不改初衷，愿意修订重刊　《阅读日本》　的缘故。

在我看来，日渐富裕的中国人，需要自信，也需要自省，方才能不卑不亢地走出去。至于我自己，在很惬意地享受上几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便利的同时，“越来越怀念那种个体的、可辨认的、有温度且有感情的学术交流，以及那种剑及履及的低调的学术合作与教诲”(参见　《“道不同”，更需“相为谋”》，2015年5月13日　《中华读书报》)。说这段话，是有感于时代风气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这个时候刊行增订版　《阅读日本》，是在向多年前启迪过我的日本文化或帮助过我的日本学者致意。

当初为写　《阅读日本》，我拟了好多题目，也做了不少资料准备。如今翻阅诸如“和服与羊羹”、“东洋车与博览会”、“大相扑与歌舞伎”、“水户黄门”、“泉岳寺里的说书碑”、“夏目漱石遗迹”、“徂徕碑与福泽墓”、“江户名所百图”、“作为游记作家的贝原益轩”、“栉冢、游女与三味线”等题目，以及相关笔记，依旧兴趣盎然。只是当初没能一鼓作气，回国后杂事繁多，匆匆将手头文章结集，再也没有时间与勇气续写。再说，时过境迁，年轻一辈的学识、见解与文采，均超过我当年的水平，也就不好意思再表演下去了。说到底，那是特定时间、特定境遇、特定心情下的产物。

此次增订，补充了各文出处，以见写作初衷，同时，向刊登拙文的　《瞭望》　《美文》　《读书》　《十月》　《大地》　《书屋》《中华散文》　《二十一世纪》　《鲁迅研究月刊》　《书城》　以及　《文汇读书周报》　《南方周末》　《中华读书报》　《人民日报》　等报刊表达谢意。尤其需要致意的是　《光明日报》和　《东方》　杂志，当初曾腾出宝贵的篇幅，连载我那些非文非学的随笔。

同时期撰写的相关随笔，以下三篇没有收入本书，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大学百年》　(初刊1994年10月29日　《文汇读书周报》，收入　《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三版)、《中国教育之我见》　(日文本刊　《文》1994年夏季号，中文本收入　《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以及　《学术史·知识分子·民族主义——与东京大学渡边浩教授对话》　(日文本刊　《思想》1995年第7期，中文本刊　《现代与传统》第七辑　【1995年6月】，收入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至于收录曾入别的集子的《燕山柳色太凄迷》　和　《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是为了话题的完整性，日后他书重刊，将加以调整。

书中附录了中岛碧教授的信札以及丸尾常喜教授的“年头诗”，是为了怀念两位故人。记得当初我将这些“年头诗”推荐给《美文》　杂志刊发，丸尾先生很是高兴。至于为纪念中岛碧先生而在　《中华读书报》　刊发　《共同研究是否可能》，并附录原信，得到了中岛长文先生的嘉许。

此次增订，保留初版的序言及后记。夏君的序言光彩依旧，自然只字未动;我的后记则颇有蛇足，因新书篇目调整，最后一段自我辩解显得多余。只是为了保持原作风貌，同样未作删改。

2016年3月2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文系　《阅读日本》　增订版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