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科2007年3月在北京同他的中文译者和出版者的合影。自左至右为:雷娜特，刘月樵，郭世琮，沈萼梅，埃科，李婧敬，庄静君，马里奥，赵武平。摄影田湘如

 

埃科在中文版作品上签名、绘自画像赠本文作者

 

赵武平

 

翁贝托认为他到中国来，　“不是寻找独角兽，而是努力理解龙的习性和语言”，希望自己面对中国文化，能够“遵循一种完美的、民主的文化人类学的原则: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差异”。

 

(一)

 

没有任何征兆，我的斯柯达，一周内连出了两次异常:电瓶故障，遥控钥匙失灵……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我有点忐忑。

 

带着疑惑和不安，周六上午十点过后，我开车来到离家不远的一个维修点。那里往南过一个路口，再向前走几步，就能隔江望见后滩的芦苇，翠竹，和香樟。

 

“电池用完了，”年轻的技师随意撂出一句话，忙碌着连头也没抬。

 

还没来得及回话，一条手机上的消息，就已让我的心猛然一沉:几个小时前，也就是欧洲时间周五晚上，翁贝托·埃科去世了。

 

翁贝托，不在了?

 

没错。他在家中故去，死于癌症。

 

我黯然想起一句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那是上年纪人岁末年初最忌讳的心理暗示，而他上个月刚过八十四岁生日。

 

难道马可波罗把这谶语，也从中土传到了他的国家?

 

我记得，翁贝托在北大讲过，他也赞成说意大利面条，是大旅行家带回的礼物。

 

我不愿相信，他竟然去了另一个世界，而他又是那样一个罕见的写作超人，———仿佛浑身是劲，从来不知疲倦，周周有专栏，年年出新书。

 

不是说他还有新书，要在五月问世吗?况且，他交来的作品，还有六部等待出版:紧赶慢赶，也才只出了七部。当初，为迎接他的上海访问，提前赶出　《波多里诺》，编辑、校对和出版部门四位同事，和我在一个弄堂里逼仄的小公司，紧张地随排随校，整整忙了一个通宵，———那已是九年前的事了。

 

性急的翁贝托，也许实在等不及了。

 

(二)

 

去年在私下里，我还开玩笑说，那些词条式的称呼，像小说家，语言学家，哲学家，符号学家，还有知识分子，其实没一个适合他。

 

凭我的直觉，像他这样并世无两的智者，———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巧辩能言，诗文兼善，应是希腊神话里的人物，跟大英雄赫拉克勒斯一般，身上有一半神的血统，是一个“半神”，一个“火焰光芒万丈的大彗星”。要不然，谁能相信，他半辈子专攻中世纪之学，年近半百才半路出家，竟能以一部　《玫瑰的名字》名动天下，译成四十三种语言，在全世界行销逾千万;之后每过若干年，隔三岔五，就又有新的长篇，接连写出六部，也部部畅销，———说来也是奇怪:有怨言嫌他把理论强行和故事嫁接，下笔驳杂玄虚，毫无幽默之趣;也有嘲讽诬他不识小说门径，叙事滔滔不绝，根本不谙简约之道。然而，谁也奈何不得，无法阻挡他的流行。他还在周刊上开专栏，一写就是三四十年。自六十年前，出了第一部专著　《圣托马斯美学问题》，他以后探讨符号学，批评理论，和历史研究的专论，还有讽古喻今、褒贬时政、调侃时尚的随笔，加起来竟有六十余部。

 

我一度有过错觉，以为死亡与他无关，虽然早就领教过他的“我们如何笑对死亡”。他这篇诙谐的妙文，给我的印象，就是在弥留之际，他一定会带了微笑，———坦然的，

 

和蔼的，调皮的，乃至狡黠的微笑，“坚定自己的信念，听候上帝的召唤，愉快地离开人间”:

 

“当感到自己的大去之期不远时，不妨坚定地相信，这世界上充满了混蛋　(五十亿人口)，那些在舞厅里疯疯癫癫的男女青年是混蛋，那些自以为揭开宇宙奥秘的科学家是混蛋，那些妄图以一剂良药治疗社会百病的政客是混蛋，那些只知道炒作花边新闻的媒体是混蛋，那些生产污染性产品的企业家也是混蛋，———这么一想，难道不会觉得，死亡是一个让你脱离这个混蛋世界的，极其幸福而轻松的时刻吗?”

 

然而，翁贝托毕竟是死了。

 

然而，四个月前，我还在法兰克福，同老朋友马里奥·安德烈奥赛谈起，如何再请翁贝托和夫人雷娜特重访上海，———上一次白玉兰怒放的早春三月，在博物馆一楼大厅，看过陈列的青铜器收藏，他不肯接着参观了。

 

“你们要是高兴，继续看去吧，我下回再来。”他对马里奥和雷娜特说，口气固执，丝毫不容分辩。

 

他是大胖子，在过道边的长凳上一坐，庞大的身躯俨然一座巨塔。他似乎再也不想动弹了。

 

可是，哪里还有下回?

 

(三)

 

我真有点不安了。因为一直记得，他嘱托我的一件事，至今也没帮上忙。

 

那是二OO七年三月三十日，临近午夜时分，他给我发了一个邮件:

 

亲爱的武平，

 

刚刚接到你们精美的礼物。顺便提一句，要是能再给我说说，这个文献上的内容是什么，我会非常高兴受教。那天晚餐时候，你们总裁给我们介绍过，可我显然没记住所有细节。

 

这几天就寄上一本我的　《在超现实中旅行》，你在第二五一页上面，能看到我讨论中国如何接受安东尼奥尼电影的文章。

 

雷娜特会在这本书的里面，夹入一些照片。

 

再次感谢你在我们到访中间给予的协助，感谢你所有的同事，还有你们总裁，诸位让我们这次短暂的停留，成为一个难忘的经历。

 

你的，翁贝托

 

这里说的礼物，是告别时候，送给他的纪念品。那是一部珍贵的明刻　《宋书》　中的一页，经过精心裱褙之后，装在一个别致的玻璃框之中。听说是件“五百岁的文物”，他顿时两眼放光，连声称善，说一定要亲自带回。积藏古籍善本、珍稀手稿乃至残本散页，一向是他热衷不倦的癖好。但等到第二天早上，离开锦江饭店，就要前往浦东机场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随身携带偌大一个玻璃物件，恐怕无论如何也上不了飞机。于是，无奈之中，只好托我通过邮局，寄到他的家里。

 

那一天，晚上在绿波廊设宴，谈起城市的演变，陈昕总裁对客人说，大家中午去的陆家嘴，是近十年发展起来的上海;出版社所在的福州路，则是过去一百年的上海;而饭店外面的城隍庙，则是七百年上海的缩影。在赠送礼物的时候，又介绍说是取自有五百年历史的木版印刷古籍，上面文字记载的是一千四百多年前一个朝代的史实。翁贝托身为史学家，自然对这页故纸兴趣浓厚。但没想到他回国后，竟仍惦记着要我说明，那些文字到底是说什么。

 

这下可真是难住我了，———看不见实物，怎可能说得清楚，那刘宋史书一页，内容究竟为何。

 

至于他自己那本书的事情，则是他们离去前一天的傍晚，走在城隍庙人群熙攘的街道上，雷娜特问我是否听说，安东尼奥尼一九七二年在此地为纪录片　《中国》　所取的镜头，后来成为中方指控他代表苏修、美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用电影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证。翁贝托不经意地插了句话，说他针对那件事写过一篇　《论阐释，或者，成为马可波罗的难度》，收在一个文集当中，到家后会找出寄给我看。

 

“安东尼奥尼反华电影”事件的来龙去脉，我虽然有所了解，但却并不清楚片子一九七四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上遭禁的那一晚，翁贝托正好也在首映现场。

 

不过，我猜他应该不会明白，这场莫名其妙风波的真实起因，却是某著名物理学家“上书”的恶果。他对安东尼奥尼“丑化”新中国社会的指控，恰好被江青等人拿来用作道具，制造出“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幕闹剧，不光在中意两国间引发外交风波，也激起意大利知识界以意识形态和艺术自由为话题，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亲历其境的翁贝托，自然也参与在内。

 

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在　《电影季刊》　发表文章，以符号学家和文化评论家的身份，结合对电影语言表达手法的分析，既道出了安东尼奥尼身为西方导演在封闭而又极度敏感的中国左右为难的苦衷，也解释了艺术作品处于世界上两种不同文化之中，自然会受到“人类学和符号学”的价值判断，也难免被另一文化所误读，曲解，甚至拒绝。他尽管理解中国人当时的心态，但却不能认可粗暴强加给导演的那些罪名。他坚信安东尼奥尼不是任何一方的“御用宣传家”，更与法西斯风马牛不相及，毕竟安东尼奥尼作为勇敢的反法西斯艺术家，在意大利尽人皆知。

 

后来，翁贝托也还说过，自从马可波罗访问中国以来，无数向往中国，热爱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即所谓的“中国爱好者”

 

(Sinophiles),无论是虔信的耶稣会传教士，还是“最后一个文艺复兴人物”基歇尔，和近代大哲学家莱布尼茨，或者其他的后继者，都希望接近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进行交流。但他们努力的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在新时代做马可波罗，同样面临风险和困难。

 

(四)

 

虽然不曾当面问过，但我在心底以为，翁贝托也是一位真诚的“中国爱好者”，一个想真正了解当代中国的马可波罗。

 

一九九三年夏天，经过广州、西安，兰州，敦煌，吐鲁番，走了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之后，翁贝托和一批欧洲学者来到北京，在题为　《他们寻找独角兽》　的报告中，他对两种不同文化的相遇和冲突，描述了三种可能性:征服，———结果要么是教化，要么是毁灭，比如欧洲文明同非洲和印第安文明的关系;文化掠夺，———像古希腊战胜古埃及后，对后者文明的兼并和吸纳;交流，———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向沟通，如同欧洲和中国最初接触的情形;“马可波罗时代以来，尤其是利玛窦时代，两种文化就在交流各自的秘密。中国人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接受了欧洲科学的很多方面，同时，传教士又将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带回欧洲”。

 

翁贝托认为他到中国来，“不是寻找独角兽，而是努力理解龙的习性和语言”，希望自己面对中国文化，能够“遵循一种完美的、民主的文化人类学的原则: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差异”。

 

在同样场合，关于欧洲命运和前途，以及巨大的移民潮，翁贝托也有惊人预言:“我这次有幸走了丝绸之路，在新疆看到佛教、道教的庙宇旁边有清真寺。我想到了二OOO年后，欧洲各国会像新疆一样，在巴黎，柏林，罗马，那个时候的清真寺会比现在多得多。”

 

翁贝托目光如炬，近乎当代先知。但其言其行，却又似对牛弹琴:

 

“新的欧洲后现代的民主思想，应该建立在承认各个种族、民族的权力，他们能在任何地方自由活动，也就是说，不仅要尊重他们的思想，而且接受有不同文化和语言的民族，这就是二OOO年欧洲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现在可以说，欧洲已经天下大乱。”

 

可惜，这个混蛋的世界，永远不懂他的忠告。

 

如今，欧洲涌来更多难民，极端宗教恐怖活动也不消停，这世界哪里还有太平?

 

难怪他要赶紧抽身脱离。

 

在冥冥之中，我仿佛望见他，正带了一丝微笑，绝尘而去。

 

二〇一六年二月廿六日凌晨，埃科先生辞世第七天，记于打浦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