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蒋星煜先生手迹,韦泱提供
一年多前,蒋星煜先生出了新著《文人风骨》,嘱我去取,阅后获益匪浅。书中写了司马迁、苏东坡、柳公权等十位中国历代文豪。不但写出了他们的文学成就,更写出了他们傲视俗世的精神品性。在我接触过的文化老人中,蒋先生是极富个性的一位,他无党无派、特立独行。他评骘文史、臧否人物,都简洁明了、要言不烦。但也有底线,他对我说,别人的负面故实,说些给你听听,不宜放入文章中的。
蒋老是国内外著名的戏曲史论家。但是,我们见面常常谈的是戏曲以外的一些话题。在《蒋星煜文集》的序言中,余秋雨先生写道:蒋星煜“是国内最早用现代观念研究隐士史和书法史的人”。我们常常从隐士与书法的话题切入,随意闲聊。
一次,在冷摊上乍见《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赶紧买下。这是蒋老写于抗战时期的一部旧著。此书在重庆由中华书局初版于民国三十一年。时值1988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近代名籍丛刊》六种,欲将蒋星煜的这部专著与钱穆、梁启超名著一起重印出版。然历经动荡,蒋星煜手头已无原著版本,所幸好友金性尧先生还留得一册他赠送的再版本,又慷慨回赠,遂使重印之事得以实现。1992年,上海书店又将此书作为《民国丛书》之一种予以影印出版。翌年,蒋星煜先生赴台出席关汉卿学术讨论会,意外在几所大学图书馆中,见到此书的台湾版,想购置一册留作纪念,终因出版此书的出版社已关闭,未能如愿。
此书初版时,蒋先生才二十出头,离开孤岛上海的复旦大学,辗转来到时称陪都的重庆。谈起何以年纪轻轻却写了这样一个沉重深奥的话题,蒋老不无感慨。那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日伪气焰嚣张,作垂死挣扎。全国军民浴血奋战,决意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一些知识分子看到当时一些政府官员腐败无能的表现,既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又看不到中国的出路与前途。于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遁入各种陶渊明式的桃花源,过着类似隐士的生活。作者联想到自己,尽管一边在学校图书馆任管理员,埋首书堆,一边以笔为武器,撰写了不少宣传抗日的诗文,但亦时有“莫谈国事”的顾虑,多少也属于“隐于市”的隐士一类。面临这种种严峻的现状,自然引发了他对隐士含义及历史渊源更多的思考,而且回顾自五四运动以来,还未有人注意到这种独特的隐逸文化现象,遂决定写一写这个专题。可以说,当年的蒋星煜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他在书中分十个专题,论述了历代隐士形成的因素、地域的分布、类型的划分等等。这是他第一次对隐士的论述,他是我国现代学界最早重视这一命题的学者。
亦是书缘使然,在旧书店曾淘得一册旧著,书名为《颜鲁公之书学》,这是蒋老早期另一专著,也使我与蒋老有了品茗晤谈的新话题。
蒋老说,幼时得观外祖父孙汾卿藏《东方朔画像赞并碑阴记》拓本,对颜真卿(字鲁公)笔力刚劲、气态雄博的书风产生浓厚兴趣,“爱之甚深,每日清晨悉心临摹,无时或懈”。由于从小打下“童子功”,及至年龄稍长后,知道了颜真卿一生刚正不阿的秉性,以及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理论后,更把“颜筋柳骨”看成是中国书法固有的最高境界。青年时代的蒋星煜,在颜字研习颇具面貌之时,继1943年出版《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后,又花了近两年时间,写成书法研究专著《颜鲁公之书学》,此时他年仅25岁,可谓早慧之俊彦。
斯书共分十二章,从“颜鲁公之人格与书学”、“颜鲁公之家世与书学”,到“颜鲁公书学各论”、“颜鲁公碑帖考证”、“颜鲁公系书学家之成就”等,全面考证了颜鲁公的书学史料,论述了颜真卿的书学风格。在书末,附有“本书参考书目”,凡达107种,如人们熟悉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叶昌炽《语石》等,还有较为冷僻的陶宗仪《书史会要》、潘之淙《书法离钩》等,蒋星煜不计繁琐,都耐心地一一寻来披阅一过。可见,他那时年少气盛、精力充沛,读书量之大,涉猎的面之广。
对于《颜鲁公之书学》,蒋老认为“这一小书是空前的创举,当然有点敝帚自珍的感情,但前人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比较系统的研究工作,整理工作,也是事实”。然而,当时在大后方,不用说出版单行本,连一本书法类的刊物也没有,写成的文字没有一个章节有发表之处,可作者却把这部书稿看成是“命根子”。为防遗失,他花了半个月时光,用颜体工整、端庄的蝇头小楷誊抄了一份。有此复本,他才放下心来。抗战胜利后,经多方联络,此书终因内容过于专业冷僻,没有出版机构愿意承印。后经朋友介绍,他结识了国民政府留法元老李石曾先生。李不是书法家,也无暇研究这部书法考证的专著,但他看到第十章“颜鲁公碑帖之流传”第三节“收藏”中,列有数百种相关书目,其中有“民国成立后,李石曾家藏《刘中使帖》真迹”一句,甚感惊讶,说明作者用功之深。由此,李对他颇为信任,答应设法帮助出版此书。1946年,抗战已胜利,蒋老从重庆回到上海。一日,世界书局有编辑来访,对方说,李石曾已任世界书局的董事长,尊著《颜鲁公之书学》决定在世界书局出版。闻此,他自然欣喜不已。书局编辑在与作者商量封面上的书名题签时,他表示可请一书法家挥毫。编辑却认为,原稿封面题签是地道的颜字,就用这六个字,研究颜体书法理论的书,用其他书体不妥。他一听急了,忙说“那是我自己写的,不好吧!”编辑坚定地说:“有什么不好?!您谈的是颜字理论,写的是颜字字体,这就不是空头理论。”这样,书名题签之事就一锤定音了。
1948年4月,《颜鲁公之书学》在世界书局顺利出版。建国后,此书一直未获再版机会。新时期中,蒋老闻知此书在台湾世界书局重印过。又获知,武汉古籍书店有过盗印本。2009年6月,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暌别六十年,此书终于在大陆正式得以再版问世。2013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皇皇八卷本《蒋星煜文集》,他早期的两部专著《颜鲁公之书学》与《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赫然列于第一卷。可见,蒋老“不悔少作”,对早年的研究成果亦加珍视。也可见,他对文人风骨不但心驰神往,也是身体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