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

谢其章

阿姨的称呼，有几种用法：一、母亲的姊妹；二、称呼跟母亲辈分相同、年纪差不多的妇女；三、对于保育员或保姆的称呼。我现在要说的是保姆。在我的意识里，称呼保姆为阿姨，多少有些尊重的意思，尤其是当着保姆面的时候。

邓云乡先生（1924—1999）说得直接“现在叫保姆，叫阿姨，那时候叫‘老妈子’。当时我的房东大奶奶就常说：‘怕什么，——没辙了，我给人去当老妈子去。’”（《文化古城旧事》）

小的时候，我家请过保姆，第一个是南方人“阿茶”，大名叫什么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阿茶哪年走的，我也不清楚，大概是我上了小学以后吧。阿茶后来一直与我家有来往，阿茶的家在北京大兴县，那里盛产葡萄，所以每到夏末，她总会送来很多葡萄。阿茶做白斩鸡最拿手，八十年代姐姐结婚，阿茶主厨在我家摆了两桌，我印象深的还是白斩鸡。我家五间平房，三间住人，一间厨房，还有一间很小的屋只够放下一张床，我很小的时候和阿茶睡在此屋，别的记不住，只记得她常哼哼“苏三离了洪洞县”，直到近年我才清楚这是京剧《苏三起解》的唱词，下接“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前几年听比我长两岁的姐姐说，小时候我和弟弟淘气淘得过分时，阿茶会揪着我俩的头对撞，以示惩罚。这个细节，我依然记不得。再后来，听姐姐说，阿茶过世了。

接替阿茶的是“李奶奶”，缠小脚，河北香河人。每月好像开二十块钱。在那个艰难的岁月，多亏了李奶奶的里外操持，我们放学回家能有口热饭吃。小学四年级，全班四十几个同学分到一张胶皮雨鞋票，我没有去争取，李奶奶还责怪我为什么不争呀！

母亲每天给李奶奶几毛钱的菜金，每到晚上李奶奶就跟姐姐报账，有时候钱数对不上，李奶奶使劲儿地想，怎么也想不起来，姐姐就会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我别的记不住，这个场景却记得很牢。我做过一件很对不住李奶奶的事，那是上小学的时候，母亲给我两块钱买月票，我在逛厂甸时，钱被小偷扒去了。我不敢跟母亲讲，上学坐公共汽车时就用过期的月票，结果被售票员发现带到了总站。李奶奶听说了就去总站交了罚款把我领回家。罚的款是个大数目,我记得大概是二十来块钱——李奶奶一个月的工钱。

“文革”时，李奶奶走了，我们几个小孩每天吃饭成了问题。其后，我很快学会了做饭，蒸馒头、包包子、焖米饭等，我还学会了炒一般的菜。如今我烙饼、包饺子、擀面条，换着花样给自己做吃的。

我所亏欠的还是李奶奶垫付的罚款，插队回城探亲时，我和姐姐去看过一次李奶奶，那时老人家好像还是帮佣，我竟然没有想起还李奶奶这笔钱。如今，李奶奶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姐姐也于今春病逝。每念及此，我心里就不是滋味，我不能拿少不更事来为自己解脱。

等到自己成家有了孩子，雇阿姨，又成为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那时候请阿姨都靠熟人介绍，我妻老家是山西，第一个阿姨是她姨的孩子，工资二十元。干了一年多，换了一个，也是山西老家的，岁数很小，我戏称为童工。岁数小，办事就不那么靠谱，有一回她把孩子关在屋里，煤气灶开着，还坐着锅，撞上门就出去了，等想起来危险又手足无措，幸亏邻居叫来派出所民警爬上三楼从窗户进屋把煤气关了。虽然有惊无险，我们还是决定辞了她，这个小阿姨竟说“北京我还没玩够呢！”她只干了不到一星期，我买了两斤点心和火车票将她送到了永定门火车站。

阿姨走了，我和妻只好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人这一生，一头一尾离不开人伺候，幼童是越来越省事，老年人则是越来越费事——我的岳父较挑剔，难有合他意的阿姨。曾经发生过一周换过三个阿姨的事。他身体不好，常往医院跑，住院是常态。我跑医院跑出一经验，再找阿姨，得找“全能”型的——在家是阿姨、在医院是护工。最后我招的那个阿姨，姓聂，河南人，瘦小。我问她你从上一家是怎么出来的（如果是闹纠纷出来的就不大靠得住），她说是老人过世了。我又问，你在医院干过么？她说干过。无数次的聘阿姨，终于找对了人，别看小聂身单力薄，内心却强大无比，岳父最后两个月在医院，小聂楞是两个月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儿，像铁人似的。

过去家里的保姆干到最后就成了一家人，主人家给保姆养老送终，如今这样的事再也没听说过了，可是处出了感情的情况还是有的。在岳父的追悼会上，小聂哭得比亲人还亲人。至今，我和小聂还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