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泱

时下，健在的大陆作家中，见过张爱玲的，已经寥寥无几。而与张爱玲早期有过多年交谊者，则非沈寂先生莫属。近来在给年逾九旬高龄的沈老先生撰写年表中，断断续续听他谈及张爱玲。今年适逢张爱玲（1920—1995）逝去二十周年，打捞一些沉入历史海底的碎片，作为对海上文坛前辈的心香一炷。

1.康乐酒家，坐落在静安寺路上（今南京西路北侧，原美术馆旧址），当年是一家颇为有名的高档餐馆。

1944年8月26日下午3时，由《杂志》社主办，在这里举办了一次评论张爱玲及其《传奇》的座谈会，《杂志》当年九月号以《<传奇>集评茶话会记》为题，对座谈会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沈寂作为“新进作家”，以谷正櫆的名字，也在邀请之列。当时按姓氏笔画排列，他第一个出现在出席者名单中，接着是炎婴、南容、哲非、袁昌、陶亢德、张爱玲、尧洛川、实斋、钱公侠、谭正璧、苏青。《杂志》社出席的是鲁风、吴江枫两位，《新中国报》记者朱慕松作记录。

座谈会由吴江枫主持，他的开场白简洁扼要：“此次邀请诸位，为的是本社最近出版的小说集《传奇》，销路特别好，初版在发行四天内已销光，现在预备再版，因此请各位来作一个集体的批评，同时介绍《传奇》作者张爱玲女士与诸位见面，希望各位对《传奇》一书发表意见，予以公正的与不客气的批评，在作者和出版者方面，都非常欢迎。”

作为座谈会主角的张爱玲，这天涂着口红，穿着橙黄色的绸底上装，戴着淡黄色的玳瑁眼镜，脸上始终露着微笑，可见这天她的心情之好。主持人话音一落，她便从座椅上欠了欠身，声音低低地说：“欢迎批评，请不客气地赐教。”接着大家自由发言，几乎是一片赞扬声。年方二十的沈寂说：“在中国封建势力很强，对付这势力有三种态度，一是不能反抗，二是反抗，三是不能反抗而将这势力再压制别人。若《金锁记》里‘七巧’就有以上第三种人的变态心理，受了压迫再以这种压迫压子女。”

最后，主持者请张爱玲“说几句”。张爱玲说：“我今天纯粹是来听话的，并不想说话，刚才听了很多意见，很满意，也很感谢。”座谈会结束。柳雨生本在邀请之列，因故未到，他特地把书面发言寄给了张爱玲，即转到编辑手上，及时得以在报道中一并刊出。可见作者们对这次座谈会的重视。

这是沈寂第一次见到张爱玲。虽然彼此没有直接交谈，但在一张桌子上，算是面对面了。

2.其实，正式见面前，沈寂与张爱玲常常在纸上见面。1942年，时在复旦大学读二年级的沈寂，创作第一篇小说《子夜歌声》，在顾冷观主编的《小说月报》刊出后，一发而不可收。第二年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第七期上，刊发小说《黄金铺地的地方》。而这一年，张爱玲从<紫罗兰>第二期至第六期，连载小说《沉香屑》。主编周瘦鹃“深喜之，觉得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可以说，《紫罗兰》是张爱玲最早赢得文名的刊物。同年，沈寂在柯灵主编的《万象》第九、十一、十二期上，连续发表了《盗马贼》《被玩弄者的报复》《大草泽的犷悍》三篇小说，得到柯灵的好评，在第九期《编后记》中，柯灵推荐道“这里想介绍的是《盗马贼》，细读之下，作者自有其清新的风致。沈寂先生是创作界的新人，这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而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当年也在《万象》上连续。她的《心经》，还与沈寂的《盗马贼》同时刊登在九月号上。在柯灵的眼中，张爱玲与沈寂，是《万象》的重点作者，也是有广阔前途的青年作家。

1943年底，在亲友们为沈寂与女友朱明哲举办完订婚宴的当晚，日本宪兵突然逮捕了沈寂。原因是沈寂的中学同学蒋礼晓侥幸出逃后，在其家的日记本上，查到沈寂的名字。四十余天的监狱生活艰苦难熬，包括上“老虎凳”。沈寂咬牙挺住，终因没有确凿证据，于1944年2月被释放。没过几天，有人打电话给沈寂，轻声说你进过宪兵队，不宜再给《万象》投稿，以免牵连刊物和柯灵，但可转而为《杂志》写稿。果然不久，《杂志》编辑吴江枫写信给沈寂，向他约稿。沈寂寄去小说《敲梆梆的人》，吴江枫说作品即可发排，但以后要改个笔名，不能再用过去的沈寂。两人推敲一番，最后定名为谷正櫆。之后《王大少》《沙汀上》《挖龙珠》《沦落人》《大草原》等小说相继刊出。当年八月，《杂志》举办过一次笔谈专辑：“我们该写什么”，作者有疏影、谭惟翰、张爱玲、谷正櫆、朱慕松、钱公侠、谭正璧等十一人。按来稿先后排序，张爱玲、谷正櫆为三、四，正巧登在同一版面上。可以说，这是他们“零距离”在一起。尽管，只是见名不见人。从《紫罗兰》《万象》到《杂志》，两人纸上见面不算少哪！

3.但是，在康乐酒家所见的第一面，沈寂并没有给张爱玲留下好印象。沈寂发言里有“变态心理”四个字，这正是张爱玲极为反感的字眼。她联想到不久前看到的迅雨（傅雷）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刊《万象》1944年第十一期），也批评她的《金锁记》：曹七巧“恋爱欲也就不致抑压得那么厉害，她的心理变态，即使有，也不致病入膏肓，扯上那么多的人替她殉葬”。张爱玲进而联想到，有变态心理的作者，笔下才会出现有变态心理的人物。这谷先生与迅雨先生，可是一鼻孔出气，串通好专门找她的茬。她越想越气闷，就把这一想法悄悄与吴江枫嘀咕了一通。吴江枫听后很是吃惊，觉得事情不妙。作为《杂志》编辑，又是那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他不希望张爱玲的情绪受到影响，如此，对《杂志》以后的编辑工作也无好处。吴江枫很快把张爱玲的想法转告了沈寂。怎么办呢？两人商量时觉得，从刊物这边说，张爱玲惹不得，她不但是《杂志》台柱子，更是上海滩当红女作家。从沈寂这边来说，一句老话说的是“好男不跟女斗”，应该消除张爱玲的误解，于是，在吴江枫的建议下，决定登门解释。

一日下午，约好时间，沈寂跟随吴江枫去了赫德路195号爱丁顿公寓（今常德路常德公寓），电梯直达六层楼。吴江枫是熟门熟路，可见他是这里的常客。张爱玲乍见吴江枫带着谷先生进门，已心知肚明，笑脸相迎。张爱玲年长沈寂四岁，自然有大姐的姿态，举止落落大方，这使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的沈寂，很快消除拘谨，言谈自如。三人东拉西扯，说说笑笑，从座谈会谈到正在喝的咖啡味道，谈到市面上的行情。前后坐了约一个来小时，丝毫不见张爱玲有什么不愉快之处。张爱玲由此晓得，谷先生常常以“沈寂”笔名发表作品，谷先生与迅雨的评论文章毫不搭界等等。“到底是上海人”的张爱玲，的确“拎得清”。

4.到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沈寂除继续创作外，还先后做过《光化日报》特约记者，到《辛报》编过“社会新闻”版，还主编《民众周刊》。后应环球出版社冯葆善先生之邀，应聘主编《幸福》月刊。又于1948年5月，接编《春秋》月刊。

抗战胜利后，社会舆论对张爱玲多有责难，在大光明大戏院担任外国原版影片“译意风”（类似同声翻译）的姑妈，决意为张爱玲换个环境。这样，她们搬出爱丁顿公寓。起先迁入静安寺路梅龙镇弄内重华新村，几年后又迁往派克路（今黄河路65号）卡尔登公寓（今长江公寓）。其间，张爱玲埋头写作，从小说《华丽缘》《相见欢》，到电影《不了情》《太太万岁》。但报刊上以张爱玲署名的作品已大为减少，还时遭退稿。这大大打击了她的自尊。同时，这也意味着靠稿费生活的她，渐渐陷入困境。这些，沈寂颇能理解。

时至1948年底，沈寂正在革新《春秋》杂志，想办得更纯文学一些，在一时稿源匮乏之下，他想到了张爱玲，不能用真名发表创作作品，就请她化名发表翻译作品吧。沈寂写信约张爱玲译稿，很快，张爱玲寄来了一篇题目为《红》的译作，约四千余字，署名霜庐。沈寂看后，觉得是对毛姆原著的改写，文字风格则是张式的。张爱玲说明道：因在创作小说，没有全部译完，很是抱歉云云。同时，把美国“企鹅版”毛姆小说原著附来。沈寂读的是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对外国文学自然烂熟于胸。他很快根据原文，译完余下的三分之一文字，文末还写上“本篇完”，编入《春秋》1948年第六期“小说”栏目。在内页《红》的题目处，沈寂请人配了题头画，中间留了空白，署名是用翻译还是改编，沈寂颇费踌躇。却因发排时间紧，最后疏漏了填写。这样，不看前面目录，不知作者为谁，只是此文与鲁彦的《家具出兑》，田青的《恶夜》等排在一起，给读者造成这是一篇原创小说的感觉。刊物印出，张爱玲收到样刊后，自然喜出望外，为了这份情谊，张爱玲又赶紧续译毛姆一篇稍短的小说《蚂蚁和蚱蜢》，寄给沈寂。沈寂标上“W.S.毛姆作，霜庐译”，同样请人在页面上端配了相关插图，编入《春秋》1949年第二期。张爱玲译毛姆作品，沈寂曾予救场。这实在是张爱玲的一则文坛轶闻哪。

5.很快，迎来五月上海解放。沈寂因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买下他的小说《盐场》《红森林》版权，并邀请他出任该公司编剧。在获得上海军管会同意后，年底，沈寂携妻子赴港履新。可是，两年后的1952年1月，沈寂因公司欠薪职工三个月，代表职工与厂方谈判未果，得罪了港方。又因参加进步团体“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组织的爱国活动，被裁定以“不受港督欢迎的人”，终身驱逐出港。1952年4月，沈寂回到上海，进入公私合营的上海电影联合制片厂。

而在上海的张爱玲，经主持上海文艺工作的夏衍同志提议，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过1950年7月召开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

亦是巧事。一日，在黄河路上开办“人间书屋”的沈寂，去对面卡尔登公寓探望一个朋友，刚进大楼，与正从电梯里走出来的张爱玲撞个“满怀”。张爱玲脱口而出：“谷先生吗？”她习惯称沈寂为谷先生，她已从报上知道沈寂因进步行为被驱逐出港。“是。张小姐多年不见，你好吗？”听这一问，张爱玲显得无精打采：“还是老样子，除了动动笔头，呒啥好做的。”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沈寂看得出，张爱玲情绪低落。正要告别，张爱玲说：“对了，最近正好出版了一本小说，送你看看。”说着，转身上楼去取书。

这本书叫《十八春》。这是张爱玲第一部长篇小说，相比以往的中篇小说，《十八春》写作的时间稍长些。她应《亦报》主编龚之方之约，答应写这部小说，以连载形式，来吸引报纸读者。小说署名“梁京”，从1950年3月至第二年2月，全部连载完毕。《亦报》趁热打铁，请张爱玲对全书再修改润色一遍，同年11月以“亦报社”名义，出版单行本。接着，《亦报》又连载她的另一部小说《小艾》。

1952年至今，六十三年过去了，沈寂一直保存着这本《十八春》。这是他与张爱玲在上海最后一面的见证。这次见面后过了大约三四个月，沈寂听说张爱玲去了香港，不觉得惊奇，认为是顺理成章之事。

时光转到2009年，台湾著名导演李安要执导张爱玲的《色·戒》，知道沈寂十分熟悉旧上海的一草一木，便聘请他担任影片史实顾问。又听说沈寂曾与张爱玲有过交往，高兴地说，请您任顾问是请对了，增强了我拍摄《色·戒》的信心。比如，张爱玲小说中的麻将戏，李安很重视，沈寂说那时不用塑料或木质，用的是牛骨。再比如，姨太太穿着黑披风，如何走路？沈寂说要走一字步，有一定的扭摆。为了老朋友，沈寂又做了一回幕后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