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

2011年5月，收到了柳鸣九先生赐的新作《名士风流》，拜读之后我在扉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柳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学者之一。敬重他，不仅因为他的学识和胆识，也不仅因为他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权威，也不仅仅因为他对我有知遇之恩，而是因为在他身上我见到了朴素的存在与求真的勇气，因为他身上闪烁着‘真’的光芒。”

柳鸣九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潜心学术。学者生活大抵都有些“平淡乏味”，先生自嘲是个“相当无趣的人”，数十年如一日，读书、编书、译书、评书、写书、与书同伴，一路思考探索，仿佛诚朴求真不过是尽到学者的本分。一个“真”字，说着简单，竟也在很多时刻成了世上最难做到的事。“真”是有分量、有棱角的，有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因如此，贯穿先生近六十年学术生涯的一个“真”字，终成为柳鸣九先生最可敬之处。

学界谈柳鸣九先生的学术贡献与胆识，似乎不约而同都会说起他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萨特思想及其作品的译介与评论。2005年，适逢萨特诞辰百年，国内多家大型报纸、周刊纷纷回顾与检视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行”，而柳鸣九先生被学术界一致视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诚然，柳鸣九先生并非最早向国内译介萨特作品之人，可这“第一”也不该作时序上的头名来解。钱林森教授有句话说得很中肯：“对于我国绝大多数读者来说，第一次知道萨特这个名字，开始较为了解其人其作的，恰恰始于萨特逝世那年（1980）中国人写的一篇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而这篇长文的作者，正是柳鸣九先生。

1980年，萨特逝世，柳鸣九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长文《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充分肯定这位20世纪伟大思想家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对从前的研究工作具有纠偏意义的重要意见。该文从三方面出发，就作为哲学家的萨特之哲学体系、作为文学家的萨特之文学作品以及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萨特之社会实践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辩证的评价。先生把萨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中的人加以剖析，予以历史的定位，冲破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种种限制，打开了萨特研究的禁区，为中国学界进一步了解与理解萨特的思想提供了可能。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萨特热”，这位法国重要思想家与其“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的理念深深印刻于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柳鸣九先生自己说过：“我为萨特在文化上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而替他办‘签证’的客观经历，这个故事既是我个人的，也是公众的，它展现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真实。”1980年前后，改革开放伊始，柳鸣九先生勇发时代先声，其用意，远不限于对萨特的研究与评判，而是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开思想解放之先河。

事实上，《萨特研究》是柳鸣九创编的“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第一辑。而“丛刊”的诞生则是当时柳鸣九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破冰”行动之延续。二十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东风吹拂，思想解放萌芽渐发。然而，学术文化领域，尤其是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还有一座在先生看来“阻碍通行的大冰山”：日丹诺夫论断。柳鸣九深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启发，也早自1978年起“三箭连发”，为外国文学研究“破冰”：先是于1978年在广州举办的第一届外国文学全国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之发言；接着又将此报告整理成文于《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最后则在《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组织系列笔谈，扩大影响。这场“破冰”行动自其伊始便得到热烈之响应。更重要的是，《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矛头直指日丹诺夫论断，并对20世纪西方文学中不同流派、作家和重要作品加以重新梳理，对其阶级归属、思想根源、评判标准与艺术特点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

1979年后，国内对西方文学的积极译介打开了新局面，对西方文学思潮、作家与作品的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得到不断的拓展，其中不能不说有这位“破冰人”一份不可忽略的历史功绩。每每想到这点，我便不禁赞叹于柳鸣九先生敏锐独到的学术目光，更敬佩于他求真敢言的非常之勇气。

柳鸣九先生从未停止过对外国文学思潮与作品的开拓性探索。而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又尤以其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广。早在上世纪70年代，柳鸣九先生便与同仁一道开始编撰《法国文学史》。这部三卷本的《法国文学史》最终分别于1979年、1981年、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耗时近二十年的著作，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多卷本的国别文学史，填补了国内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研究的空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详细介绍了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不同流派、作家与作品。该书于1993年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可谓对其重要性与历史贡献之肯定。

自1981年的《萨特研究》之后，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又陆续出版了《马尔罗研究》、《新小说派研究》、《尤瑟纳尔研究》、《波伏瓦研究》等一系列重要专题著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又主编《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是我国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工程。“就规模而言，它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套巨型的二十世纪国别文学丛书，就难度而言，它不仅在选题上是开拓性的，首选性的，而且每书必有译序，七十种书的序基本全部出自主编之手”，从阅读资料、确定选题、约译组译、读稿审稿，再到写序为文、编辑加工，还要解决国外版权问题，对主编来说，无异于“西西弗斯推石上山”。这一视野开阔，目的明确，组织严密，译介系统而有质量保证的大型文化工程，在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篇章。

章学诚评《文心雕龙》，赞其“体大而虑周”，诚以为柳鸣九先生在法国文学领域作出的贡献，亦可谓“体大而虑周”。所谓“体大”，乃指其研究视野之开阔，研究涉及时间跨度之长、评介作家流派之多，自三卷本的《文学史》到共计七十种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再加上柳鸣九先生翻译的法国名著、撰写的评论文集与创作的散文集，哪怕仅从体量上而言，也是蔚为壮观的。而说“虑周”，则是因为柳鸣九先生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既有如《文学史》一般系统的历史梳理与阐发，又有《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一般对每部作品的评价与深刻评析，更有如《自然主义大师左拉》、《走近雨果》等以作家、流派、文学思潮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探索与论述。

这样一位早已“著作过身”的西方文学研究之引领者，却始终谦逊而平和。《名士风流》写到最后，以一篇题为《我劳故我在》的文章作结，是先生对朴素的“自我存在”的“生态评估”。

2000年，柳鸣九先生在法国的著名学府被正式选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今日，他的十五卷文集又与广大读者见面。在我的心里，他早已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家。或许已无需再不厌其烦地列举加诸彼身的名誉与称号，然而这种种荣誉背后所付出的艰辛，所体现的胆识，所凝聚的卓越成就，尤其是其朴素求真的精神财富，对我们后辈来说，无疑是珍贵的，具有长久的价值。

许钧先生是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著名翻译家，译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本文系他为《柳鸣九文集》日前在香港举行的首发式而作。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