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李向东、王增如夫妇所撰《丁玲传》，是当下丁玲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丁玲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性存在，长期以来，被涂抹成各种颜色。作为一个读者，我们常常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有限阅读去理解她、解读她、想像她。我当初读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看她就是个刚刚从心理上获得解放，觉悟到女性权利、女性地位、女性自由的新女性。后来她到延安，穿上军装……再后来，从《“三八节”有感》到“丁、陈反党集团”，再到反右、“文革”，完成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悲剧人生。但是，我也为她没能像韦君宜一样写一本《思痛录》而感到遗憾。

只能说，这曾经是我心目中的丁玲，我不知道她离真实的丁玲有多远，抑或南辕北辙？不过，读了这部五十余万字的《丁玲传》，则不得不改变对丁玲片面的认识。两位作者以详实、完整、新鲜的史料，以及平实而有节制的叙事态度，客观而理性地讲述了丁玲的一生。他们用手中的这支笔，尽可能地清除了丁玲身上被人为涂抹的各种颜色，恢复了丁玲的本色。

对于传记作者来说，有两个条件，是成功的必要保证：一是要掌握大量的材料，特别是独家、鲜见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既要真实、客观，又要完整、全面，而且不乏精确的细节；二是作者的叙事态度。所谓传记，无非是以文字叙述的方式重新建构一个人的人生，因此，它应该具有文学和历史学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要有能够准确无误地描述传主生平的大量事实和证据；另一方面，还需要传记作者对这些事实从适当的角度加以阐释和解读，以便更清晰地展示传主的性格特点和内心活动。这就需要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像丁玲一生都在试图寻找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点一样，是一件很有难度也很危险的事，犹如八十老翁过危桥，稍不警惕，就可能一落千丈，粉身碎骨。

二位作者应该庆幸，一是王增如曾经担任晚年丁玲的秘书，不仅直接参与到丁玲晚年生活，亲历了她的喜怒哀乐，而且有机会接触大量的，不为外人所见、所知的私密材料，如丁玲的未刊稿、朋友之间的往来书信、晚年谈话录音和陈明日记等；二是丁玲在现当代文学史，以及中共党史上的特殊地位，很多人都会留下回忆、记述与她交往的文字，特别是她幸运地活到了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不仅有可能使大量材料保存下来，发掘出来，而且能够写出或说出此前不能说、不敢说、说不出的新材料。这些谈话、回忆，以及新发现的相关人士的日记、书信等原始档案和文献，就为《丁玲传》写作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对两位作者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敬意。他们写到她的早期生活和创作，母亲及周围朋友对她的影响，她与瞿秋白、胡也频的关系，与冯雪峰、沈从文的关系，浪漫的革命情怀和现实的残酷性，被捕后在南京的生活以及冯达其人，逃离南京，辗转到达陕北，以及后来的延安审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与周扬结怨，北大荒的生活，创办《中国》的风波和晚年丁玲——所有这些，构成了丁玲人生“要件”的部分，都从作者娓娓而谈、从容不迫的叙事中体现出来，特别是延安审干以及与周扬结怨，作为丁玲命运中最核心的节点，作者的叙事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即使这样，他们的叙事也是相当克制和理性的。

很显然，重材料不是唯材料，不经甄别的材料用起来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些材料往往真伪混杂，有的甚至是相互抵触或矛盾的，必须经过作者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察、分析、梳理和筛选，才能决定取舍，放心使用。《丁玲传》的作者对材料的态度是谨慎的，心思之细密，犹如丝发。在写到丁玲被捕时，作者提到了前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沈醉于1984年6月24日写给丁玲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丁玲被捕时的一些情况，但并不准确，作者都一一给予订正，如丁玲被捕时住在公共租界，而非法租界；军统成立于1938年，当时（1933年）只有军统前身复兴社，并无军统；沈醉当年只有19岁，加入复兴社只有一年，不大可能担任“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等等。这其实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避免了传播过程中的以讹传讹。又如，丁玲曾在1943年的一份交代材料中写到谭某某，即她的老朋友谭惕吾，此时她用了一种敌视的口气，作者在使用这份材料时特别说明，丁玲是“故意”这样做的，以示和国民党划清了界限，因为那时的她正在中央党校接受审查，是不得已而为之。又如，冯雪峰在1968年7月10日写的一份材料中说：“上海办事处成立于36年7、8月潘汉年从陕北回到上海的时候，主任是潘汉年，我是副主任。”意在解释当时不同意丁玲去苏区是潘的意见，不是冯雪峰的意见。但作者在使用时亦明确指出，“此说有误”，因为，潘汉年从陕北回到上海是在10月，7月到上海时他并无职务，更非冯的上级，冯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撇清自己。

这些地方可以说都是细枝末节，但作者并不因此而掉以轻心，这样做，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传主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而且，这里并非只有冷冰冰的材料，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对传主的感情，但他们没有放纵自己的感情，而是将它控制在理性的态度之内，没有跌落到“浪漫传奇的叙事作派”和“感情主义的论事态度”这两种现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泥淖中去。我因此想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关于“花岗岩”与“彩虹”的著名比喻，她说：“一方面是真实，另一方面是个性，如果我们认为真实是某种如花岗岩般坚硬的东西，个性是某种如彩虹般变幻不定的东西，再想到传记就是要把这两者融合成浑然一体，我们承认这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个比喻用在丁玲身上也是非常合适的，而她的在天之灵保佑着两位作者，解决了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从而成就了一部现当代作家传记的优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