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延延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190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类财富分配规律的研究，彻底改变了他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他整理了好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所得分配数据，发现不论哪个年代，哪个地区，所得分布的模式几乎都一样，它并不是常识想象的“钟型”──很穷和很有钱的两端人都很少，大部分人落在小康的中央部位，而是绝大部分的人都很穷，极少数的人很有钱，中产小康阶层的人数和有钱人一样少。

帕累托发现财富分配的一个重要规律——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大部分人将在底层挣扎，只有少数人能离开贫穷环境迈入小康，更少的人能再从小康变成富人。何以如此？帕累托的解释说起来也很简单：一个有一块钱的人要赚到两块钱，他创造财富的“条件几率”，跟一个有一亿元的人要赚到两亿元是同样的。钱滚钱，小钱只能滚小钱，大钱却能滚大钱。这是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分配财富的一个自有规律？如果是，人们是否必须或只能按此规律行事？

这个结论后来被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法西斯统治者拿来合理化他们的政治策略，他们认为照顾穷人无益，只会浪费资源，国家应变成最大的大富翁，如此能让投资滚出最多的钱来。这样的结论和做法也许并不符合帕累托的初衷，但他还是被视为了“法西斯经济代言人”。

这样的历史待遇是不公平的。人们只看到帕累托揭示出的规律，却没有看到他的研究可能引发巨大变革。他指出过去人类财富分配最大的特色是一致的“条件几率”——在“小钱赚小钱，大钱赚大钱”的条件下，一定使得绝大部分的人一直压在贫穷的社会底层，翻不了身。从这点上进一步推演，人们很容易推断出：如果要改变财富分配的模式，那么首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改变“条件几率”，人类的理性活动也许可以在这里发挥作用。这也意味着，人类对各领域的自有规律应有统观的反思，要意识到，若任这个自有规律无限制地发生作用，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就会无限扩大，社会各阶层形成的相对平衡就会被打破，动乱将会摧毁经济活动，乃至整个社会的既有秩序，这也是斯密在揭示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基本秩序后一再强调的道理。

二战以后人类文明的最大进步在于，人类对自有规律的遵从与人类的尊严、权力、平等等诉求相结合，成为制定社会秩序的基本道理。对帕累托法则，许多国家努力以各种方式去打破，大体有三。其一，限制政治权力和商业财富之间的挂钩交换，以削弱“强强联盟”的放大机制；其二，以高税收的方式将富人以大钱赚来的大钱，贡献部分出来作为社会公共资产，以达到穷人与富人的财富共享。其三，由国家进行教育投资，拉近穷人和富人下一代所获得的教育水平。上一代的富人财产如果是上一代穷人的一百倍，国家保障下一代穷人子女所受的教育，绝对不会比富人下一代子女得到的少于一半。如此，在一代之间，就将“条件几率”拉近了五十倍。一句话，国家提供有效手段以确保穷人能够从社会得到较好的“条件几率”，找到上升的梯阶。还有一种也被认为是较有效的手段——建立公开透明的证券投资市场，保障小额股东的投资利益。手上只有小钱的人，也可以在投资市场上分享大规模企业的获利。财报公开、检核确实、杜绝内线交易，这样的投资市场有利于穷人参与分享新创财富。

遗憾的是上述制约手段开始时还比较有效，可慢慢的就变了味，社会财富以“利润”的形式越来越集中在人类少数人——资本家和企业高管的手中，2014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写了一本叫《21世纪资本论》的书，该书用大量的历史数据表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资本积累的速度远远超过收入增长，照此趋势，未来十年，全球收入和财富增长的鸿沟将进一步扩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更加明显。这一趋势似乎再次证明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一个猜想：“决定一个人富有的三个条件，一是出身，二是运气，三是努力，而这三者之中，努力是最微不足道的”。这对崇尚个人奋斗、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传统价值观的人无疑是沉重而冷酷的打击，它让一个“正派人”取得成就难上加难，却让不劳而获的心态蔓延开来。从根本上说，这是财富的自有规律与文明的限制之间的博弈。

对正在富足起来的中国，这同样是一个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