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首任馆长李悦后曾是加拿大上校

 

在加拿大温哥华市的中国文化中心门前，有一个特殊的纪念碑：中间的柱子上，用汉字镌刻着“加华丰功光昭日月”六个大字；而左右两侧，则分别站立着一位华人劳工和一位加华士兵。这座纪念碑几乎浓缩1840年之后百年间加拿大的华人史，突出了华人对加拿大社会的两大贡献：建设和保卫。

 

这座纪念碑的身后，就是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它承载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700多位华裔军人参军作战的历史。该博物馆的创立者和首任馆长李悦后在采访中告诉记者，这座博物馆于1998年11月7日正式开馆。建设预算达5万加元，建设之初，它没有得到加拿大官方机构的任何资助，所需全部费用都是由温哥华的中华文化中心，以及当地华人和企业共同捐助的。

 

加拿大华人之所以如此珍视这段历史，是因为它见证了加拿大华人在国家和人类最困难的时刻，背负着种种屈辱和不公，以大无畏的勇气站在人类的正义和良知一边，勇敢地与凶险的德意日法西斯战斗，直到迎来最后的胜利。同时，他们的忠诚和勇气为华人族群赢得了应有的尊严，改变了在加华人被歧视的命运。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本报记者通过电话和互联网采访了该博物馆的两任馆长李悦后、尹庆宗先生，我们想知道：70多年前，没有取得公民权的加拿大华人青年为什么投身这场战争？在东南亚、在欧洲乃至中国的抗日前线，他们又经受了怎样的考验？

 

 

 

加拿大华裔军事博物馆前的纪念碑，浓缩了加拿大的华人移民史。

 

参战与否，投票表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燃起时，在加拿大的华人，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加拿大“公民”。

 

李悦后说，中国移民前往加拿大，源自1840年之后，主要前往的地区是英属哥伦比亚省。移民潮起，主要是因为当时加拿大在英属哥伦比亚省的中部发现了金矿，不久，加拿大开始修建铁路。这就需要大批吃苦耐劳的廉价劳动力，而中国农民正具备这些品质。于是，他们远涉重洋，来到了遥远的北美大陆。他们进入矿洞采金，在冰天雪地修筑铁路，仅参与1880年至1885年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就达1.7万人,其中死亡1500人。华人为加拿大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凭借着他们祖传的吃苦耐劳精神才得以在异国他乡立足。

 

但他们却长期受到不公正的种族歧视。由于首批来加拿大打工的中国移民几乎全是年青男性，等他们赚到了一笔钱后，就开始将钱寄回家，将在家中的妻儿父母接到加拿大。而当时的加拿大政府并不乐见中国移民的增加。于是，在1885年，加拿大联邦政府为了限制中国移民的增长，出台了人头税政策。每个华人入境加拿大、甚至在加拿大出身的华人，都必须缴纳50加元的人头税。仅仅20年之后，到1905年，人头税的税额就增至10倍，为500加元。当年的500加元可以在蒙特利尔市买两间房子，相当于一名华工2年的工资。许多华人家庭因此负债累累，而他们在中国的家属也因此不能到加拿大和亲人团聚。令人愤慨的是，其他民族的移民却可免交这笔税款。不仅如此，加拿大政府还将部分人头税用来资助欧洲移民，更是凸显其对华人族群的歧视。

 

但华人即使缴纳了500加元人头税，他们却依然没有公民权，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的资格，不能从事律师、金融、工程设计等行业。期间，在加拿大还曾爆发多起排华事件，白人种族主义者曾经烧毁温哥华和新威斯敏斯特的华人聚居区。1907年，温哥华的华人社区因发生排华暴行，不得不设置铁闸门，以便在迫不得已时阻挡白人种族主义暴徒，封闭社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适龄青年”，已经是在加拿大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华裔。他们从小在加拿大长大，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深受加拿大的影响，对国家非常忠诚。同时，他们又知道他们的祖籍国，正在遭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都愿意从军，服务祖国，抗击法西斯。

 

但是，并不是这些年轻人的父母都同意孩子们的选择。有的父母出于对子女的爱护，担心年轻人会在战斗中遭遇不测；还有的父母则认为，他们的子女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将来还是有希望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但一腔热血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想法不同。

 

反对这些年轻华人参军的，还有当地的种族主义势力。当时，英属哥伦比亚省是整个加拿大中华人最多的地区，当时的英属哥伦比亚省省长帕托洛就曾致信联邦政府，反对华人加入加拿大军队，其理由是担心华人一旦参军，战后会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不再是“二等公民”。

 

当时的加拿大华人主要分布在3个地区：温哥华、维多利亚和英属哥伦比亚省。于是，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进行了社区的聚会，来讨论是否应该参军、参军对加拿大华人意味着什么。这些讨论反复考虑了这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在被歧视的不公正环境下讨生活；要么参军，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政府要求他们应有的公民权，以及成为公民后所应拥有的社会福利。很多年轻人选择了哪怕有牺牲的风险也要改变自己和所有华人的命运，最后投票决定：“参军”。

 

李悦后说，当时在加的华人，是唯一的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这三级政府都反对他们加入军队的社会族群。

 

但是，法西斯的疯狂，使加拿大政府不得不改变了他们的态度。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火燃起，最初被派到殖民地香港的加拿大兵团人地生疏，在日军的进攻前无力招架，很快就全军覆没。血的教训，让加拿大政府开始重视亚裔的作用。要到亚洲去打仗，还要排挤亚裔，怎么可能取得胜利？

 

至此，加拿大军队才开始欢迎华人加入。参军的华人男女青年，大多选择了陆军，这是因为开始很多军种设置了歧视性的门槛。如，加拿大海军就规定，只有拥有英国国籍的加拿大人，才能加入加拿大皇家海军。但加拿大三军的歧视性标准并不统一，所以在加拿大海陆空三军不同的岗位上，都能看到华人的身影。700多位参军的华人主要进入了加拿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以及运输船队。到1944年，当时全国人口仅1300万的加拿大，军人就超过了100万人。

 

 

 

传奇般的加华飞行员埃尔伯特·马。

 

加华军人，无一逃兵

 

令全体加拿大华人骄傲的是，加华军人几乎参加了加拿大军队所有重要的军事行动。在北非沙漠，在意大利西西里，在香港、缅甸、印度及整个东南亚，还有诺曼底登陆战及整个欧洲战场，以及援助中国抗战的“驼峰航线”，到处都有加华军人冲锋陷阵的英姿。

 

李悦后说，在所有掩埋二战中加拿大牺牲军人的公墓中，都可以找到加华军人的名字。他骄傲地说：加华军人没有一人成为战场上的逃兵。他们不仅要打败法西斯，还要以自己出生入死的英雄行为来为整个华人族群赢得尊严、荣誉和公正。这样的信念意味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

 

现任加华军事博物馆馆长尹庆宗说，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加华军人在二战中牺牲的数字，但他认为牺牲的加华军人有上百人之多。无论在诺曼底、西西里，还是德国，都有加华军人壮烈牺牲。他告诉记者，博物馆仍在统计加华军人牺牲的人数。

 

在加华军事博物馆里，有一位英俊的华人飞行员埃尔伯特·马的照片。埃尔伯特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的土地投资商，家里还经营着便利店、面包店和中餐馆。但他15岁时，也就是二战爆发前的1935年，父亲去世了。母亲带着父亲的遗骨和埃尔伯特的妹妹回到了中国。18岁时，他是英属哥伦比亚省拳击比赛业余组的冠军，夺得了“金手套”。那时，日军已经攻进上海。他就飞到美国加州学习驾驶飞机。3年后，他回到加拿大，在雷蒙顿地区培训加拿大空军进行空中侦察和轰炸的技巧。

 

不久，从他的祖籍地——广东传来消息，日军占领了那里。他毅然决定回到家乡救出自己12岁的妹妹，他不会说中国话，因此在穿越日军封锁线时，他机智地扮作聋哑人，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回到老家。但接下来的考验更为严峻：怎么将妹妹带出沦陷区？最后，兄妹俩人藏身一具棺材里，才通过了日军的岗哨。但当他们在一艘小船上向国统区转移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追杀，幸亏日机的机关枪弹没有能打中他俩。

 

就在1942年春季，滇缅公路被日军占领，切断了中国从缅甸获取盟军援助的通道。当滇缅公路沦入敌手时，重庆的蒋介石期望美国罗斯福总统再增加50架DC-3运输机，用于开辟“驼峰航线”。罗斯福的回答是：“我们会不顾一切代价让中国继续战斗下去，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驼峰航线”成为中国从南方获得外界支援的唯一通道。“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进入中国云贵高原和四川省。航线全长800多公里，地势海拔高度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这甚至超过了当时美军DC-3、C-46、C-47等主要机型的最大爬升高度，因此飞机不得不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一个山口，“驼峰航线”也因此而得名。通过“驼峰航线”，中国向印度运送远征军士兵和战略物资，再从印度运回汽油、武器等战争物资。美军参谋长曾亲自对蒋介石说，飞越驼峰是整个战争中最危险和最困难的任务。当时，有一位好莱坞明星在飞过一次驼峰航线后说，必须比“驼峰”更强悍的人，才能飞越“驼峰”。

 

1942年下半年，飞越“驼峰航线”的美军“飞虎队”找到埃尔伯特，希望他加入。亲眼目睹过日军的残暴，埃尔伯特毅然同意，以他的特长支持中国抗战。从此，他成为这条世界上最危险的空中航线的最早的几位“探路者”之一。

 

在飞越“驼峰航线”时，如果航路上没有出现偷袭的日军战斗机，这个爱吹萨克斯管的年轻人就会将他的萨克斯管放在无线电对讲机前，将他的萨克斯吹给一起飞行的同伴听。在他身后的机舱里，装满了汽油、TNT炸药，甚至还有美国政府为中国政府印制的货币。而他返回印度的时候，则装满产自中国的锡、汞、铅、锌等物资。有时候，为了能多装200磅的货物，机组不得不减少一名导航员，由机长兼职导航。

 

“驼峰航线”被称为“空中坟地”，喜马拉雅山脉上空的气流翻腾剧烈，曾经将美军飞机的机翼吹落，或者干脆将飞机吹个底朝天。有一次，下沉气流将埃尔伯特的飞机一下子下跌了900米，当飞机安全落地后，他发现身后的机舱舱顶被货物打成软木塞一样，而有的货物则嵌进了机舱的底板里。毫无疑问，他还是幸运的，因为在最危险的时候，“驼峰航线”每月损失的飞行员高达半数。

 

在埃尔伯特的飞行记录里，他还飞行过一次特殊的航程。那是1945年8月8日，他奉命从重庆将20名旅客送到他们指定的任何地点。登机后，他发现这20名乘客人人穿着日本军服，他以为是日军俘虏。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日本派来谈判投降事宜的军事代表团，其中还有日本天皇的弟弟。这些人是在广岛被原子弹轰炸后第二天前来中国的。

 

50年后的1995年，美军为埃尔伯特颁发了勋章，以嘉奖他在“驼峰航线”上的功勋。在中国抗战的最后3年里，他在“驼峰航线”上飞行了420次。

 

生命鲜血，终获尊严

 

如此英勇的加华军人，还有道格拉斯·琼上尉。

 

尹庆宗先生告诉记者，道格拉斯曾两次志愿从军。第二次参军后，他参加了一次名为“遗忘行动”的战斗任务。这一任务必须深入日军封锁线后方的丛林，分成2-3个战斗小组在敌后作战。这是个自杀性的战斗任务，当时参加行动的所有人被告知，别指望活到战争结束。但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出发了。幸运的是，没过多久，美军在1945年8月初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日本宣布投降了。于是，道格拉斯和他带领的13名兄弟被从丛林中救了出来，像英雄般地凯旋回家。

 

但不是所有的加华军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在加拿大空军中服役的雷泉吉曾胜利完成了29次轰炸德军的任务，在第30次轰炸中被德军战机击落。同机的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而他却长空折翼，长眠在德国的土地上。那是1945年1月16日，德国马哥德堡。

 

李悦后先生指出，加拿大华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加拿大的历史。军队是个特殊的团体，尤其当敌我对峙、枪林弹雨之际，军队必须是一个彼此互相信任和依靠的集体，所有的偏见、歧视都必须抛弃。正是这战壕里的兄弟之情，帮助加拿大政府重新认知了华人。

 

二战胜利后，当一位加华军人黄国雄要带着他的妻子进入加拿大时，他的妻子却被拒绝入境。因为加拿大的《排华法案》仍未被废除。据此旧例，华人的妻小不能入境。愤怒的黄国雄在全体加拿大华人中发出呼吁，华人一致要求加拿大废除对华人的歧视。

 

1947年元旦，加拿大政府终于正式废除《排华法案》，实施新的《公民法案》，给华人以完全的公民权。那年2月，三男三女总共6名加华军人作为华人族群的优秀代表，接过了加拿大公民证书，成为加拿大华人史上一个历史性时刻。

 

这是加拿大华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公平和尊严。

 

战后，道格拉斯·琼告别了璀璨的军旅生涯，走进大学，并获得了法学士的学位。在法学界工作数年后，他开始从政，成为加拿大联邦政府中第一位华人。后来，他还成为加拿大政府驻联合国的官员。

 

2006年6月22日，时任加拿大总理的史蒂芬·哈珀在加拿大国会正式就历史上对华人的歧视和《排华法案》向全加华人道歉，他说：“我们谨代表加拿大人民和政府，就人头税问题对华裔加拿大人表示全面道歉，对中国移民因此被排除在外表示最深切的歉疚。”其他3个反对党的代表也在会上致辞，表示支持政府的声明。

 

加拿大政府还向健在的当年曾缴纳人头税的25位老华人以及400名遗孀每人赔偿2万加元；并向受此政策影响的人提供其他资助，设立发展教育基金等，全部费用达3000万加元。哈珀总理还高度评价了华人对加拿大做出的积极贡献。

 

尹庆宗先生对记者说，尽管加华军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很多，但官方的报道十分有限。今天知道他们英雄业绩的人，无论在加拿大，还是在中国，都实在太少了。

 

文汇报记者 郑蔚（曾为本报同仁的旅加友人张艳，协助本报完成此次越洋采访，敬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