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同为“汉园三诗人”的李广田与何其芳都堪称是状写乡间老人的圣手。当他们离开故乡回溯自己在乡土度过的童年生涯的时候,经常浮现在记忆里的形象,正是乡间老人的形象。
于是,在李广田的笔下出现了在嗡嗡作响的纺车声中说故事、唱村歌的老祖母(《悲哀的玩具》),喜欢一个人徘徊在荒道上、墓田间、寻找着野生花草的舅爷(《花鸟舅爷》),有着琐碎的昔日的记忆,永不会忘情于过去的好年月的“两个老头子”(《上马石》),还有那瞌睡似的俯在横琴上,慢慢地拨弄琴弦,发出如苍蝇的营营声的外祖父(《回声》)……
于是,在何其芳的笔下,出现了有着满脸的皱纹和发亮的白胡须的长乐老爹(《炉边夜话》),坚忍地过着衰微日子的算命老人(《弦》),在一个静静的日午向少女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的柏老太太(《静静的日午》),岁月压弯曲了背,老得不喜欢走动说话的发蒙先生(《私塾师》),还有那虔诚地在所有神龛前的香炉中插上一炷香,然后敲响圆圆的碗型的钟磬的老仆人(《老人》)……
老人是乡土的真正的标识,在他们身上凝聚着乡土社会的文化记忆,代表着老中国千百年来恒定不变的部分,同时也意味着使沉浸在回忆中的漂泊游子们在经历了动荡和陌生的都市体验后感到安定和熟识的心理依托,正像四十年代初萧红在对长眠在故乡呼兰河的祖父的缅怀过程中才暂时超越了战时的现实处境一样。在何其芳们关于自己故乡童年生涯的记忆中,最为熟悉的也许莫过于这些老人的形象,老人们不仅仅构成了诗人们笔下雕塑般的形象长廊,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一代青年人的主体心灵世界。
文学艺术创作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当一个艺术家执迷于某种创作对象的时候,他自己也往往自觉或非自觉地携带上这一对象的某些特征。以戴望舒、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在屡屡状写“老人”的形象的同时,他们也就获得了与“老人”固有的某种精神属性的认同。这是一个对象与主体互为呈示的过程。因而,诗人们的笔端屡次复现“老人”的意象,还不仅仅因为老人身上积淀着诗人关于乡土的记忆,也不仅仅因为老人是他们更为熟悉的人物形象,而更取决于老人形象之中凝聚着诗人试图揭示的自身的心灵征象。
譬如戴望舒,他为自己确立的一个自画像便是“年轻的老人”:
是呵,年轻是有点靠不住,
说我是有一点老了吧!
你只看我拿手杖的姿态,
它会告诉你一切,而我的眼睛亦然。
老实说,我是一个年轻的老人了:
对于秋草秋风是太年轻了,
而对于春月春花却又太老。
——《过时》
一般说来,老人拥有的是人生的阅历和经验,年轻人禀赋的是青春的朝气和激情,那么,一个“年轻的老人”似乎应该两者兼而有之了,然而在戴望舒这里,“年轻的老人”意味着双重的缺失与匮乏:“对于秋草秋风是太年轻了,/而对于春月春花却又太老。”这无疑是令诗人感到悲哀的形象,既丧失了青春期的浪漫与激情,又不具备老人的沧桑与阅历。这一双重的匮乏的形象由此构成了戴望舒对于自我的一种写照:
假若把我自己描画出来,
那是一幅单纯的静物写生。
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
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
——《我的素描》
是簪花的老人呢,
灰暗的篱笆披着茑萝;
结客寻欢都成了后悔,
还要学少年的行蹊吗?
——《少年行》
正像希腊神话中的那耳喀索斯临鉴于溪水,终至枯萎憔悴一样,年轻的诗人也终于发现他的镜中影像在渐渐地衰老,不觉之中已生出华鬓。在前引的戴望舒的《过时》中,诗人从姿态到目光都呈现出一种老态。这种老态自然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它暗示了一种精神上的衰老,一种心理体验上的衰老。诚如诗人陈江帆写的那样:“我遂有暗然的恋了,/载着十年的心和老的心。”(《百合桥》)这里“老的心”连同戴望舒的“病的心”,都标志着一种衰老的心态,这种心态甚至可以泛化到诗人对外界事物的观照之中:“乌鸦作老者之音,/人失落了岁月的青春。”(禾金《一意象》)诗人从乌鸦的叫声里听出了“老者之音”,其实是丧失了青春岁月的心理感受在对象上的投射。这“老者之音”中,积沉了对诗人们来说太过于沉重的生命体验,尽管年轻的诗人以老者自况多少有点像何其芳说的那样,体现出“青春的骄矜,或者夸张”,但仍然是一代诗人真实心迹的表露。
在何其芳那里,“老人”意指着一个令诗人倾心向往的人生境界:
最后我看见自己是一个老人了,孤独地,平静地,象一棵冬天的树隐遁在乡间。我研究着植物学或者园艺学。我和那些谦卑的菜蔬,那些高大的果树,那些开着美丽的花的草木一块儿生活着。我和它们一样顺从着自然的季候。常在我手中的是锄头,借着它我亲密地接近泥土。或者我还要在有阳光的簷下养一桶蜜蜂。人生太苦了,让我们在茶里放一点糖吧。在睡眠减少的长长的夜里,在荧荧的油灯下,我迟缓地,详细地回忆着而且写着我自己的一生的故事……
——《老人》
这种想象中的老人的生活,是顺从自然,接近泥土的乡间隐遁生活,具有老人的境界与乡土的生涯的双重诱惑,距离诗人的现实生存已跨越了一段青春到中年的生命历程。想象中的老人的境界,意味着一切都已逝去,一切都已有了着落。这种对自己老年阶段的过早的想象,其实是诗人逃避现实渴望乐土的心态的反映。
对于大多数刚过弱冠之年,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来说,老人的形象的自认,隐含着对自己病态的心灵和性格的反省。它揭示的是一代诗人耽于想象,拙于行动的本性以及无力直面惨淡的人生的软弱的性格特征。这里不乏遭逢乱世以及漂泊际遇所形成的忧郁而颓废的时代情绪对于诗人个体感受的濡染。而从更深的文化传统的意义上说,老人的体验背后浓缩着汉民族趋向衰老的农业文明的深刻背景。
在现代作家眼里,相对于所谓“正常的儿童”的希腊文化,华夏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当它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积淀,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强烈冲击的二十世纪无疑已显得有些老态龙钟了。现代派诗人笔下的老人的形象,正是乡土中国濒临衰老的历史状态在诗人个体身上的表现。“老人”固然意味着经验与成熟,但更意味着衰弱与惰性。而一代青年频频回首老人的形象,则标志着他们在心态上仍未真正走出古老的乡土文明,他们毕竟是“老中国”塑造的儿女。老人的形象,最终昭示着乡土世界的广延性在现代派诗人心灵深处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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