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凌

“明四家”之一的大画家唐寅唐伯虎，是民间传说和影视作品艳说的人物，各种智斗奸臣反贼，各种颜值飙升、魅力爆棚娶得美人归，情节大都搞笑诙谐，其形象实在飘逸潇洒，难以复加；更有唐伯虎一定要将自己的书画廉价卖于知音的穷书生，而不肯卖给杭州富商并且百般戏谑之的民间故事，以此彰显唐的清高拔俗。而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唐寅的形象却常常只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那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人，那个心灰意冷的老人。是那个在无奈中痛苦挣扎、无比绝望的灵魂”，只能过着“亲知散去绨袍冷，风雪欺贫瓦罐冰”的窘迫生活，“直到最终一代才学出众之士，就在贫病交加的极度潦倒中无声无息地离去”。

严格来说，这两个角度都有一定事实和真相的影子，但都并不全面，均有失偏颇。

唐寅的狂放不羁、傲立于世确实和他的科举之路被阻碍有关，后来的蔑视礼教、风流倜傥中也确实有苦涩、绝望和不平之气——既然当时的主流社会抛弃了自己，那么一切道德教条、风雅体面，都似乎已显得无聊无谓，只有一任天真、挥洒性灵的生活才弥足珍贵——这一点，他的好友、同为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祝枝山）在《唐子畏墓志并铭》（以下简称《墓志铭》）中就有表达：“气化英灵，大略数百岁一发钟于人，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此其冤宜如何已？”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唐寅有诗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又有诗云：“领解皇都第一名，猖披归卧旧茅衡。立锥莫笑贫无地，万里江山笔下生。”明代城市，特别是像被描绘成“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唐寅诗）、“带城灯火千家市，极目帆樯万里船”（文徵明诗）的苏州城，“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红楼梦》第一回），经济相当繁盛。比较富裕的市民，特别是其中的商人，除了物质上的追求和对通俗文化的喜好，也对相对高雅的艺术和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其中固然有真心喜好者，也不乏附庸风雅者）。有了市场需求，一部分文人画家，特别是唐寅这样在政治上已经毫无所图的艺术家，就可以将自己的智慧才艺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获得一种类似市场经济社会自由职业者的角色定位。卖画为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来源，也带来了相当的社会声誉，同时也无疑是一种新的社会成就和社会认同。

这种卖画营生对唐寅本人而言，虽然其缘起确有不得已被动接受的成分，但是他并没有为之纠结自苦，而是平静甚至高兴地悦纳了这种生活姿态——从他的《阊门即事》（即前述“世间乐土是阊门”篇）来看，他既没有传统士大夫对商人的蔑视，也没有狭隘地把财富金钱视为罪恶，在商业和商人面前，没有一点自卑，更没有因为潜意识的自卑而产生的刻意的自我骄矜、高尚其志——这一点和以往清高脱俗、崖岸自高、甘于贫贱、不慕荣华的文人画家形象大异其趣。唐寅不艳羡富贵权势，但也不自鸣清高，他只是自由自在、平等交易，也不忌讳用自己脑力劳动和才艺换来的金钱用于享乐，他就是那么快乐自信，甚至有点兴高采烈。

在当时世人认知里，他的社会形象显得有些“另类”，这其中不能排除他本人性格方面的因素，但是，唐寅以卖画为生，不可能也根本无意脱离商业的氛围，根据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记载，唐寅有一本记录作品的大册子，录所作文字、书画及其润笔钱物的数目，簿面便题写“利市”二字；同书还记载：某次有人来求文字，唐寅正在病中，勉强起床应付，别人请他休息，他却说：“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李诩的本意是讥讽以唐寅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才子们骨子里很俗气，但从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唐寅童叟无欺，敬业诚信，踏踏实实赚干净钱的品格和风骨。

功不唐捐，必有回响，唐寅这个品牌在他自己的努力经营和知交的帮衬塑造下可以说在当时是相当成功的，其《言怀》诗云：“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间缺酒钱？”祝允明也写道：“且已四方慕之，无贵贱富贫，日诣门征索文词、诗画”（《墓志铭》），所以唐寅的生活至少是晚年的生活，并非是潦倒不堪的，而是以平凡而又有尊严的生计和自己生活的乐趣笑傲这个世界。

如果这个品牌有个具象化的LOGO，那么桃花应该成为首选。桃花没有梅花的凌寒独放，俏不争春；没有兰花的清幽含娇、风姿脱俗；没有竹子的清拔劲节、经霜不凋；没有菊花的孤标坚贞、高雅傲霜；更没有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它就是一种中国南方常见却最漂亮的花朵，千树争妍、云蒸霞蔚、红红艳艳、热热闹闹，“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后来的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的唐伯虎形象往往流于油滑，忽视了他和女性交往中纤柔敏感而负责任的一面，其实他和后来的妻子以及一些可能交往的女性关系都算和谐美好。这个品牌也是一个和光同尘的俗世的文化象征，正如王世贞对他画作和诗歌、书法的评价，“深红浅红与浓绿相间，渔舟茅屋，天趣满即，宛然桃花庵景物”（评《桃花庵图》），“语肤而意隽，似怨似适，令人情醉，而书笔亦自流畅可喜”（评《桃花庵歌》）。

对于唐伯虎和后来的郑板桥等人来说，也许就是基于时代风潮的简单的一个理念：Business is business。作为客户而言，文人僧侣并不更清高尊贵，商贾贵胄也不更铜臭低贱。这么一个简单平易的道理，在当时却有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震撼效应。鄙夷者有之，赞许者有之，诋毁者有之，但更多的人或许就是会心微笑中接受了书画一级市场的这一场静静的革命。

当然，对于今天的一些书画艺术家来说，可能如何摆脱权贵土豪更高贵、平民大众更低贱的迷思反而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那些“权门奔走喘吴牛”的“大师”，“内靠贪官，外靠土匪”的“作坊式批量生产”，也许倒应该多体会和感悟下1347年元代画家黄公望为同门师弟郑樗（字无用）所作的《富春山居图》——《庄子·天下篇》中说“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康德在说“美是无功利而生愉快”时指出“无功利是最大的功利”，有时候，无用才是大用，这或许是另一个层面和意义上的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