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康

假家谱当时又称赝谱，它较多地出现在明末。其时欲海横流、道德沦丧，一些人为了眼前利益而将礼义廉耻等全都抛掷脑后，售假可谓是全面开花，赝谱也较多地出于此时。有明一代到底造出了多少假家谱，现已无法得知，从当时人所批评的“圣贤之后，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来看，数量应是比较可观。

赝谱为何会购销两旺？其中自有其特殊原因……

造假售假在明代后期是较普遍现象，当时不少笔记都有过描述。嘉靖名士叶权在《贤博编》中写道：卖杨梅的“用大棕刷弹墨染紫黑色”以次充好；卖鸡者替老母鸡“持毛擂长尾，假敦鸡卖之”；一条席子看上去光洁喜人，买回去用不多久就变得破烂不堪。售假者都是一旦银货易手，“转身即不认矣”。据叶权观察，“今时市中货物奸伪，两京为甚，此外无过苏州”，因为“都会往来多，客商可欺”，前面的受骗者不会长久驻留，而后来者又络绎不绝，售假者还怕没销路么？同为嘉靖时人的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补充道，杭州也普遍存在诸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等造假情况，他愤愤地批评道：“俗喜作伪，以邀利目前，不顾身后。”上述造假伎俩我们并不陌生，没想到的是它们竟有那么悠久的历史。

伪劣商品泛滥的势头很是凶猛，不甚关心生活琐事的秀才们也感受到侵袭的威胁，因为纸笔、书籍须得从市场上买来。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名的陆树声是上海朱家角人，他的《清暑笔谈》写道，秀才们写字运笔时已无法得心应手，那些笔尽管仍是久享盛誉的名牌，却“用之则锋散而墨涨”，没过多久就只好丟弃。开始时，读书人还以为这是制笔人偶尔的“鲁莽”，后来才明白其中奥妙：粗制滥造不仅可减少工时，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易败而售速”，用不多久就须得另买新笔，制笔业可不就兴旺发达了吗？至于买回的书籍也是伪劣商品，读书人心中别说有多窝囊了。明初印书用薄绵纸，有“气色超元匹宋”之美誉。从明中叶开始，纸质越来越劣，到万历时则如谢肇淛《五杂俎》所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为了“取其易成而速售”，书坊主又常故意用柔木雕板，印不多久字迹便开始模糊，但仍将它们与其他书页掺杂在一起装订成册。更为恶劣的是，翻刻畅销书时书名不变，目录卷数仍旧，刻印时却将每卷中内容删去若干，以节缩纸板。买到这样的书籍若不与原本校对，购书者还根本不知道已经受骗上当。

消费者都痛恨假货，可是从那些记载来看，有的只是对人心不古、世风浇薄的感慨，却未见有效制止的方案的提出，大家所能做的也只是尽可能提高警惕，也难怪万历时张应俞还专门写了本《杜骗新书》。不过也有这样一种情况：购买者本来就不在乎真假，造假者则是根据他们的需要而供货，这类货物中，最典型的就是家谱。

假家谱当时又称赝谱，它较多地出现在明末。其时欲海横流、道德沦丧，一些人为了眼前利益而将礼义廉耻等全都抛掷脑后，售假可谓是全面开花，赝谱也较多地出于此时。赝谱为何会购销两旺？陆容《菽园杂记》卷七中一则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中的特殊原因：常州有个孔姓暴发户，很遗憾自己没有高贵的血统。当听说太仓有个孔士学家境贫困，却是正宗的孔子五十五世孙时，他便去登门拜访，提出通谱的要求，即要求在家谱上加上他这一支孔姓人，这样他便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孔子的嫡派子孙自居了。在那个暴发户看来，自己出银子，双方各得所需，完全是一桩公平交易，何乐不为？然而他碰上了一鼻子灰，穷却有骨气的孔士学愤怒地拒绝了要他出卖祖宗的建议。那暴发户并不死心，他耐心地等待着，当得知孔士学去世的消息，便再赴太仓，重提此事。也许是穷困所迫的缘故，孔士学的后人爱银子胜过爱祖宗，那个暴发户终于如愿以偿，只花了一船米的代价就把孔氏家谱买走了。陆容为成化间名臣，有“才高多识、雅德硕学”之誉，《菽园杂记》则被誉为明朝“记事书第一”。上述会使孔夫子九泉下辗转不安的故事发生在太仓，记录者陆容又是太仓人，其可靠性当属无疑。明成化年间，商业刚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快速致富者毕竟还不多，想到用银子改变出身者似更少，然而当时这一偶然事件，却预示了一种趋势。

到了百年后的万历朝，发达的商品经济造就了显赫的商人阶层。他们有的是大把的银子，生活起居一如钟鸣鼎食之家，通过交通官府，让子弟通过读书步入仕途等各种手段，也获取了不少政治权益，甚至凭银子也可买来学历与官爵。然而这些人没有显赫的世家背景，列不出高贵的谱系，为了弥补美中不足的缺憾，他们便急于寻觅血统高贵、门第显赫的祖宗，如果寻觅不到，就干脆用银子买一个回来。当然，要买到真的家谱并不那么容易，于是暴发户们退而求其次，买本假的也行，只要它看上去像是真的。市场出现了新的需求，自然就会有人来满足它。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七“赝谱”条中，就记载了假家谱买卖的事。那时有个叫袁铉的人寓居苏州，就曾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为不少暴发户编造过赝谱。在那些假家谱中，被列为始祖的不是王侯就是将相，而且谱中历代的封谥诰敕以及名人的叙文一应俱全，不花大气力认真考证，几乎无法鉴别其真伪。眼见那些暴发户们一个个摇头摆尾地都成了天潢贵胄，这可把苏州的士绅们气坏了，他们联名向公堂控告袁铉，要求惩办。可是袁铉一没谋反，二没盗窃抢劫，那些富商巨贾购买赝谱事也不便深究，最后知府只是将其驱逐出境了事。

袁铉被赶出了苏州，但市场需求还在，后来事态的发展比袁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明末松江人李延昰的《南吴旧话录》记载，当时有人开设了赝谱专卖店，地点就在苏州的阊门内天库前。业主招募了一些贫穷的读书人按着百家姓编制，“姓各一谱，谱各分支”，列为始祖的都是历史上的皇亲贵戚或达官显宦。前来购买者一旦决定附认于哪一支，店铺中的雇员就当场填入购买者及其祖、父辈的姓名。那些家谱都是“贵显者则有画像，及名人题赞，无不毕具”，为了使购买者能将它炫耀于人，店铺制作时还故意“以旧绢为之，成粉墨剥落，或字画糊涂，示为古迹”，这些赝谱的价格一部要卖几十两银子呢。

有明一代到底造出了多少假家谱，现已无法得知，从当时人所批评的“圣贤之后，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来看，数量应是比较可观。那些假家谱传入民间后，各姓的子孙每过几十年就会虔诚地重修一次，其方式、规格均与真家谱无异。于是今天拿到一本家谱的重修本，已无法判断其本源究竟如何，而且即使是明末袁铉等人的产品传至今日，那么经过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当年的假家谱到了今日也早已成真文物了。自假家谱被奉迎回家起，其后又多次重修，在明末以降的时间段内，就其内容、价值与意义而言，实际上就是一本真家谱，但对于明代及明以前的内容，那就得谨慎从事，因为我们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即面对的那本家谱，说不定恰好就是袁铉等人炮制物的衍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