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

 

我在草原做客。夜晚星光漫天，篝火熊熊，马奶酒下肚，马头琴拉起，血液撞击着胸腔，男人们开始载歌载舞。

 

一位蒙古族朋友拉着我见他的伙伴们，“别看他人高马大，酒喝得比我还猛，人可是上海男人。”

 

一叠声的，“啧啧，真不像上海男人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像上海男人”成了一句夸人的话。多年的春晚小品，让上海小男人和广东暴发户一同成为经典丑角，更不用提影视剧中铺天盖地的“妻管严”“小白脸”“经适男”等“沪生”形象。睿智深刻如龙应台，也曾感慨一声，啊，上海男人。

 

做个上海男人，其实不大容易。

 

喝杯卡布基诺就是老克勒？头势清爽就是模子？去百乐门跳场舞就叫有腔调？会做个红烧肉就深谙上海味道？看一场清口就懂得了海派文化？说句“拿伊做特”就能混上海滩？

 

朋友，帮帮忙。

 

今天，写几个上海男人。

 

不说姚明刘翔，不说余纯顺孔繁森，我只说平常人。

 

1.1969年，舅舅初中毕业，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奔赴江西某军垦农场，成为一名“兵团战士”。说是战士，主要还是干农活。兵团在鄱阳湖边围湖造田，战士们农忙时插秧割稻，农闲时挖土修堤坝，天天一身泥巴一身臭汗，十分辛苦。

 

舅舅说，辛苦不怕，难受的是洗不了澡。连队一个月才安排集体洗一回澡。夏天还好，天天下湖游泳。到了冬天，汗水捂在衣服里，裤腰上一圈白花花的盐，肉都发咸了。加点蒜薹、干辣椒，下锅一炒就是一盘好菜。

 

舅舅向连长提意见，被连长一顿臭骂——你们这些上海男人，穷讲究。不洗澡咋了，老子几个月不洗，老婆也不嫌弃。

 

某天夜里，连长起来小解，迷迷糊糊正想回房，瞅见厨房有火光。

 

连长猛然清醒，一个箭步冲进厨房，只见灶膛里柴火熊熊，火上架着一口大锅。锅里还飘出歌声，是《铁道游击队》的插曲：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舅舅一边哼着歌一边坐在锅里洗澡。好家伙，也不怕把自己给煮熟了。

 

第二天清早，舅舅出列。“啪”的一声，连长把一整块肥皂丢在地上——给老子刷锅去，不把这块肥皂擦完不许停。奶奶的，全连这么多人，都吃你的洗澡水不成？

 

据我所知，这是“丢肥皂”典故的最早由来。

 

农场附近有个上海知青点。赶集时大家凑一块，说几句上海话，分几口烟抽，闹腾闹腾，也算是他乡遇故知。

 

有个叫巧玲的女知青，时不时塞把香瓜子花生米给舅舅。有一回还抢过舅舅的手帕，说洗完了还给他。周围的男知青都不怀好意地起哄，舅舅红着脸，赶紧一把夺回来。

 

我说，人家那是对你有意思吧。舅舅哈哈大笑，舅妈怒目横眉。

 

有一回，巧玲红着眼眶来找大家。原来别的公社想调巧玲过去当耕读教师，巧玲很高兴，可大队书记不肯放人。巧玲找书记理论，书记关了门，出言污秽，还企图动手动脚。

 

男知青们气炸了。有的嚷嚷着要去公社告状。可无凭无据的，公社凭啥信你？有的提议写信给知青办，揭发这个“破坏上山下乡分子”。可要等知青办派人下来查，耕读教师的事早黄了。大家吵成一锅粥，谁也拿不出个办法。

 

舅舅抽着烟，一声不吭。

 

那天半夜，舅舅悄悄起床，摸黑走了三十里地，找到大队书记家。书记养了条狗，舅舅扔了块骨头过去，狗呜呜地摇着尾巴，叼着骨头跑了。

 

不知等了多久，门吱呀一声开了，书记披了件衣服出来。舅舅从背后绕过去，一把剔骨刀架在他脖子上。

 

书记腿都软了，一泡尿全撒在裤子里。好汉……同志……饶命啊……

 

奶奶的，谁是你同志！舅舅压低嗓音，敢欺负女知青，老子放你的血。

 

不敢了……不敢了……

 

舅舅松开手，书记一屁股瘫软在地上。舅舅撒腿狂奔，一口气跑出十里地。停下来，喘着粗气，对着晨曦初露的旷野，纵声大笑。

 

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几天后，巧玲来找舅舅告别。是忧伤还是欢喜，舅舅没说。

 

我问舅舅，那件事告诉她了吗？

 

嗨，说出来蛮傻的，就不讲了。

 

2.舅舅有一帮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1979年回城后，更是整天厮混在一起。其中有个叫毛豆的，我管他叫毛豆阿舅。

 

毛豆阿舅相貌堂堂，舞跳得超级棒，绰号“西宫霹雳舞王子”（沪西工人文化宫）。据说曾经一晚上从霹雳舞跳到太空舞，从机器人舞跳到踢踏舞，一个人演了台舞林大会。

 

毛豆阿舅要结婚了，新娘是公认的厂花。舅舅他们过去帮忙。一帮光屁股玩到大的兄弟，偷偷开着厂里的重型卡车，到郊区农场拉来砖头和木料；自己锯木头，打家具，上油漆；自己砌墙，铺地板，搭阁楼。毛豆没钱谢大家，每天完工后烧一桌子菜，再搬来一箱啤酒。一帮男人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讲黄段子，那是最快活的时光。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制，毛豆阿舅和舅妈双双下岗。为了养家，毛豆贩过香烟，倒过面包券，也在饭馆帮过厨，菜场卖过菜。毛豆的女儿那时上小学，小提琴拉得极好。毛豆请来音乐学院的老师辅导，一上午就是两粒米（两百块）。

 

家里很快见底了，还欠了一屁股债。那年春节，舅舅他们有的下岗，有的一个月工资就两三百，给毛豆女儿的红包都是一两千。

 

第二天，毛豆带着女儿登门回访，换了个红包，钱原封不动还回来。

 

毛豆思前想后，决意去日本打黑工。伙伴们在黄河路的小酒馆为毛豆饯行，酒酣耳热，醉眼矇眬，大家齐声合唱，从《拉兹之歌》唱到《啊朋友再见》，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到《北京的金山上》，一起用力地“巴扎嘿”。仿佛拥有过一个这样的夜，可以抵抗此后的好多年。

 

这一去就是八年。八年里，很少听到毛豆的消息。只知道毛豆女儿的小提琴课从未停过。后来她考上了音乐附中，又考取了欧洲的音乐名校，漂洋过海深造去了。

 

再见到毛豆是在他母亲的追悼会上。

 

老太太有严重的糖尿病，一直不让毛豆舅妈告诉毛豆，直到病危电报拍到日本。毛豆一番折腾好不容易回国，还是没能赶上见老太太最后一面。灵堂里，毛豆出现的那一刻，许多人惊呆了。当年的霹雳舞王子瘦成了一把柴，脸色死灰，头发掉得不剩几根。毛豆长跪不起，痛哭流涕，一声声唤着“姆妈”。姆妈再也回不来了。

 

后来知道，毛豆在中餐馆当厨师，在地下赌场做保安，当钟点工，扫大街，抬尸体，什么活都干，一天打三四份工，还得整天提心吊胆，被老板克扣工资也不敢声张。住的是八个人一间的宿舍，吃的是残羹冷炙。由于长期生活不规律，毛豆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风湿。

 

回来没两年，毛豆舅妈的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愈发严重了。毛豆辞了工作，专心陪伴舅妈。昔日的厂花完全变了个人，家里的东西差不多都摔烂了，还动不动寻死觅活。有时在街上走着好好的，突然对着毛豆又咬又打。有路人好心来拉，毛豆说，让她打。

 

多少朋友劝他，离婚吧，法院会支持。毛豆淡淡一笑，她生病多半也是因为我。这些年我亏欠她的，要还。

 

过年的时候，当年的小伙伴们聚会，好不容易叫出了毛豆。坐了没一会，毛豆急着要回家，说不放心。大家劝他多喝几杯，晚点再走。毛豆说，算了，早晚要面对的。

 

毛豆穿好大衣，推开门，走入漫天风雪。这个曾经风流倜傥的男人，消失在街角尽头。

 

3.母亲读初中时，班上有个男同学，诨号皮蛋，特别捣蛋。母亲是班干部，有时批评他两句，皮蛋便学着《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作慷慨就义状——“向我开炮”，要不就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全班哄堂大笑。

 

1969年，皮蛋去云南畹町插队，整日在漫山遍野的橡胶林中挥汗如雨。那时的革命青年，虽然吃不饱肚子，然而胸怀是宽广的，志向是远大的，是以“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为己任的。

 

一个风高月黑之夜，皮蛋和大春，另一个上海知青，偷偷涉过孟古河，投奔缅共游击队，“支援世界革命”去了。随身带的，除了牙刷毛巾，只有《毛主席语录》和一本翻烂的《格瓦拉日记》手抄本。

 

他们被编入缅共人民军“知青旅”。每天早晨，皮蛋和他的知青战友们面向北京的方向，手持毛主席语录，高呼“祝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缅甸共产党主席德钦辛身体健康”。

 

有多少中国的知青越境参战？有人说两千，有人说五千。他们勇猛、忠诚、狂热、无畏，牺牲前高呼“毛主席万岁”。每次打仗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战果最大，伤亡最惨。

 

皮蛋说，战争片看多了，什么《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万水千山》，《渡江侦察记》，《铁道游击队》，满脑子战斗英雄形象，打起冲锋根本不用学。那时知青们打仗都是挺着胸脯的，无论是射击，冲锋，还是撤退——这让他们被嘲笑为世界战争史上仅有的一支挺着胸脯打仗的队伍。

 

几乎没怎么训练，他们就投入了战斗，热带雨林成了血腥残酷的杀场。大春被手榴弹炸瞎了眼，抽搐着死在皮蛋的怀里。

 

皮蛋九死一生回到国内，像是变了一个人。从前那样活泼开朗，现在沉默地像座山。

 

皮蛋找到大春的家，朝大春的母亲跪下去，咚咚咚三个响头，抬起脸泪流满面。皮蛋说，以后你就是我的妈，我给你养老送终。

 

皮蛋又说，我和大春是兄弟，我俩说好了，谁光荣了，另一个人要照顾他的爹妈。

 

此后寒来暑往，风里雨里，皮蛋给老太太做饭、洗被子，送老太太旅游，陪着老太太看病，比待亲妈还好。前年老太太去世，掐指一算，整整三十八年。

 

皮蛋痛哭一场。像一个最后告别阵地的老兵。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如今的皮蛋，关心股市、动迁政策、晚市的鸡毛菜几钿一斤。女儿眼看快三十，一直找不到对象，让他愁白了头。每天早起晨练一个小时，回家给老婆女儿做好早饭。五点半下班，骑着自行车去菜场，车把上挂条带鱼回家。

 

不再轰轰烈烈，只有柴米油盐。

 

他绝口不提那场战争，女儿对此一无所知。所有的战火与硝烟仿佛埋葬在昨天。我请他喝酒，喝大了，才愿意聊上一段。说到大春，泪光闪烁。

 

酒醒了，打电话过来嘱咐，不要写我名字，就写皮蛋好了。

 

4.

 

上海男人告急，这倒是真的。我有些小伙伴——也是知青子女，从小会讲三种语言：上课说普通话，下课说当地话，回家说上海话。父母自己回不了上海，就盼着子女能回去，回去有个上海人的样子。有个男生在家吃饭时不小心漏了句当地土话，他爹举起巴掌，二话不说，打！

 

狠狠打，叫你忘了自己是上海人。

 

而如今，不少“根正苗红”的上海子弟，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从小跟着幼儿园阿姨讲普通话，上海话一句不会讲。硬逼着说两句，也是类似“寒肉（咸肉）菜饭”，“花仁（虾仁）馄饨”之类的夹生上海话。

 

三年前，我在徒步独龙江的时候，结识了几位上海男生。个个一身顶级户外装备，武装到牙齿。我们在泥泞的道路中艰难前行，忍受着蚂蟥的叮咬，提防着泥石流和滑坡。走到第三天，男生们叫苦不迭，怨声载道，有的四处寻找马匹和背夫，有的干脆打起了退堂鼓。

 

同行一位六十三岁上海大叔，穿着解放鞋，背着大包，一直默默地走在最前面开路。

 

我明白，他们已属于男生中的佼佼者。比起流连于酒吧夜店，或在网游中寻求刺激的同龄人，有勇气站在这个地方，已经是一种胜利。

 

新一代的上海男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聪明、精致、会赚钱、懂得取悦自己。他们不知道，或许也无意去知道，带鱼的四种烧法，经典的慢三步法，如何打一张床，如何刷一面墙。

 

他们能理解他们的父辈吗？

 

那是被嘲笑、被歪曲的一代上海男人，可他们何曾将这些嘲笑和歪曲放在心上。笑一笑，把剩下的日子过过好。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有一天我老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小男孩，傻傻地看着我，偷偷地想：这是我以后的模样。

 

那是对男人的最高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