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生

应云卫先生原籍浙江慈溪庄桥（现属宁波市），1904年生于上海。他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拓者、电影创业的先行者、戏曲艺术的革新者。1967年1月16日，应云卫在上海逝世。

上海影剧界日前举行“戏剧魂--应云卫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刘厚生先生虽未能与会，仍特地写来这篇文章，供笔会发表。

——编者

应云卫先生是20世纪30-60年代中国话剧电影和戏曲的大导演，又是著名的活动家。一生为中国剧影艺术事业辛劳奔波，功勋卓著，却于1967年被“四人帮”残酷迫害，在上海马路上游斗惨死。上海在2004年他的百年诞辰纪念之后，现在举行他110年纪念，我以为是有意义的。作为青年时曾同应先生有过接触、向他学习过，现在仅有的少数人之一，我常常想念他，我愿在这里表达我对他深深的怀念景仰之情。

应先生去世时只有64岁，他的艺术生涯仅仅三十几年，但他导演的作品极为丰硕，主要是三十部左右的话剧，还有电影近二十部，各种戏曲三十部左右，一共八十多部。在话剧方面他的导演有开创性，气魄宏大而又灵秀活泼，很像他的性格。1930年他为戏剧协社导演《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作品在上海话剧舞台上的首演。1933年他为上海话剧界联合演出导演了苏联反帝名剧《怒吼吧中国！》，是一百多人上台的大戏，为中国首度，产生了国际影响。1949年上海解放后几个月，此剧改名《怒吼的中国！》重演，仍是他导演。1938年，重庆话剧界联合大演出抗战名剧《全民总动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等几乎当时所有的名演员以及曹禺、余上沅甚至国民党文化官员张道藩等全都上台，体现了统一战线的新气象，应先生的导演气魄大，分量重，为抗战戏剧运动高潮奠定基础。抗战前他在上海导过田汉改编的《复活》，抗战中导过陈白尘的《大地回春》，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于伶的《长夜行》等等。抗战后在上海导过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建国后导过曹禺的《日出》等等，都是中国名剧，都取得巨大的成功。电影方面他导过《生死同心》和《桃李劫》《八百壮士》等。戏曲方面是建国后在上海他为九个剧种导过三十多部戏，如杨华生的《活菩萨》连演了一年多。还有沪剧的《红灯记》，甬剧的《半把剪刀》等，评弹界唯一的一次实验性演出“书戏”《林冲》也是他导的。他更导过多部戏曲电影，其中有徐玉兰、王文娟的《追鱼》等，特别难得的是周信芳和盖叫天二位大师的京剧纪录片，都是应先生导的，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样的全面导演，在他之前从未有过，在他之后到现在好像也还没有出现。他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经验，都是我们宝贵的丰富遗产。他还担任过几十个重要剧目演出的舞台监督，而且都是实干实做，往往等于半个导演或艺术指导。

应先生不止是大导演，他还更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位独特的活动家，其贡献不在导演之下。

应先生二十几岁就在一家轮船公司做业务主任，业余爱上话剧，毅然放弃高薪，投身戏剧，九死不悔。青年时他就支持协助欧阳予倩、洪深等前辈创办戏剧协社，那是上海最早的正规的话剧社团。1931年他参加了左翼剧联，30年代中他又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主持人之一。“业余”后来叫业余实验剧团，是中国进步话剧运动最大、最早、成就也最高的剧团，演出过一系列名剧，培育了大量话剧高级人才，应先生是一个活跃的领导者，也可以说他是在这个战斗团体中成长和成熟的。

更重要的是，抗战时期在重庆，他那时在国民党军方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是有名的导演，有较高的生活待遇。那时虽是国共统一战线时期，但矛盾日益加重，国民党有多个官办剧团，虽艺术骨干都是进步戏剧家，终受牵制。应先生受周恩来同志、阳翰笙同志指示，从“中制”辞职，牵头创办了一个民间的职业话剧团体--中华剧艺社。这个剧社在应先生艰苦创业、日夜操劳领导下由1942年到1947年，开创了重庆剧场运动的新局面。团结名家，培育了大量新生力量，编演了大量优秀话剧作品，比如《大地回春》《天国春秋》，郭老的《屈原》，夏公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升官图》等等，都是中国话剧史上光辉灿烂的经典作品。影响深远，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使命。

在演出了大量优秀作品的同时，更要看到，应先生是在极其复杂艰苦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几乎以生命拼搏才得以闯出一条道的。那时已是皖南事变之后，应先生作为进步话剧运动第一线的代表人物，各种各样的困难、矛盾、麻烦、斗争、危险层层包围着他。我那时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小青年，都感受到荆棘丛生，压力重重，何况是他。

可以看看他的工作环境。在剧社内部，没钱开饭是常事，演员争角色也不少见，这都算是小事。

在作为友军的几个剧团之间，抢剧本、拉导演、借演员，特别是争剧场，常是脸红耳赤，甚至伤感情。终是朋友，也不算大事。

外层麻烦大，第一步是国民党官方对剧本和演出的严厉审查。赔笑脸，递香烟，听训教，不一而足。

在演出时剧场内外，则军警宪（兵）特（务）还加上地痞流氓随时都给你脸色看，不敢得罪。还有放高利贷的债主也差不多。

后期中艺到成都和四川内地演出，更有当地小军阀，绅粮大户之类，又要白看戏，又要压制侮辱你。

这种种“待遇”当时进步戏剧单位领导人都免不了，而应先生是最突出的一个。他就是在这层层包围中闪展腾挪，打“太极拳”以柔克刚，坚持奋斗，被朋友们戏称为“打乱仗”的专家。在此过程中，他常带病工作，被流氓打过，偷藏躲债过，他的一个小女儿因无钱治病夭折了。

应先生天性乐观，人们见到他总是谈笑风生，手舞足蹈，但正如深刻理解他的夏衍同志说的，他是把所有的困难乃至屈辱都咽在肚子里。这是为了什么？夏公说：“这是为了话剧运动。”他是中国戏剧电影事业的真正的战士，勇将。

这一切都已过去，但我愿意在这里还说说这些老话，一是希望今天的青年戏剧工作者知道一些前辈们为中国戏剧电影事业如何地艰苦奋战，“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夏公语）。当然我们今后不会重复他们那时的生活，但今天会有今天的困难与麻烦，尤其是今天商业大潮和全球化文化侵略日益严重之时，会有许多沉渣浮起，变形再生。我们必须学习他的战斗精神。应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当时电影题词写了八个大字“多拍粗臂，少拍大腿”！多么生动而深刻的思想，不也适用于今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