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过于日常，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其丰富内涵。事实上，每一种颜色都有许多可以讲述的文化故事。颜色不仅是颜色，更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生活在色彩之中。我们所处的世界丰富多彩，色彩彰显了我们的心理特征和社会性。我们无法逃避色彩，却又对色彩知之甚少。

耶鲁大学教授戴维·卡斯坦与著名画家、牛津大学荣誉院士斯蒂芬·法辛对颜色颇有研究，他们聚焦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十种颜色，结合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为读者呈现了“颜色”迷人的历史。

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色彩大师的步伐，去看一看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蓝色、黑色和黄色在漫长的历史中被赋予了怎样的独特意蕴。

颜色与情感——蓝色

长久以来，人类的情感表达都与颜色有关。提到红色，人们往往想到快乐；提到蓝色，人们往往想到悲伤。在英语中，blue（蓝色）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忧郁。

据研究，蓝色代表悲伤、孤独、沮丧和忧郁这种颜色“编码”最早可能始于欧洲。

自14世纪末以来，蓝色一直是沮丧和绝望的颜色。这种联系很可能是基于一些模糊不清的类比，如医学上的“紫绀”（cyan，青色，来自希腊语中的蓝色），指的是在血液供氧不足的情况下，皮肤会明显变成蓝色。“蓝色的婴儿”指的不是男孩子，而是可能患有致命心脏疾病的新生儿，可男可女。

在中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乔叟的《荧惑之怨》一书中，被遗弃的爱人“伤心”哭泣，流出“蓝色的眼泪”。可见在那时的文学创作中，人们就将蓝色与伤心的情绪联系起来了。

蓝色不仅在文学作品常被赋予忧郁的内涵，在音乐和绘画中亦是如此。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被称为“蓝调”的音乐流派。

蓝调是由非洲裔美国人、解放的奴隶和奴隶的后代混合了工作号子、民歌和灵歌，创造出的一种表达失落和渴望的音乐。1908年，意大利裔美国人安东尼奥·马吉奥发行了一首拉格泰姆钢琴曲《我有蓝调》，这是首支名称包括“蓝调”的曲子。

但发行的真正的首支蓝调歌曲是1912年的《达拉斯蓝调》和《孟菲斯蓝调》。那时，人们已经在唱蓝调了，也许还会永远唱下去。这些新蓝调歌曲的标志是音乐家所谓的“蓝调音符”，那些不可思议的微分音的滑动和弯曲，虽不及人类语言的情绪微妙，但也像极了人声。

绘画中，画家也经常使用蓝色来表现情绪。例如，毕加索的绘画生涯中曾有过一个“蓝色时期”（1901年至1904年），这一时期他的作品色调阴沉，大多是单色画，用的是忧郁的灰蓝色调。

在一幅现被称为《悲剧》的画作中，三人赤脚而立，似是三口之家，破衣烂衫，在水边瑟瑟发抖。男人和女人各自站立，环抱双臂，抵御寒冷。这三人一同站立，但又似乎各自迷失，既被标题的那种无名悲剧孤立起来，又陷于悲剧之中。

这幅画记录了悲剧，而非呈现悲剧。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毕加索只是描绘了悲伤。毕加索的挚友杰米·萨巴特也是艺术家，他评价道，毕加索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能够让叹息变得具体”。在这里，毕加索用颜色构建了叹息。这是一声蓝色的叹息，一声微弱、空虚而寒冷的叹息。

但蓝色并不仅仅意味着悲伤或凄凉。许多的蓝色色调也能令人愉悦、舒适。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就曾说：“悲伤散去，天空蔚蓝。”所以说，某种颜色在不同的人眼中、在不同的情景下，所传达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

毕加索《悲剧》

颜色与时尚——黑色

在所有的颜色中，我们往往认为黑色是最为沉闷单调的，然而黑色却是“时尚的宠儿”。

世界上最著名的裙子，可能要数1961年电影《蒂芙尼的早餐》首映式上奥黛丽·赫本穿的黑色缎子无袖紧身裙。它是最著名的小黑裙，是永不过时的小黑裙。它也是最昂贵的小黑裙：纪梵希为这部电影设计了三版小黑裙，2006年，其中一版小黑裙在伦敦的佳士得拍卖会上以467200英镑拍出。

小黑裙是几乎每个女人衣橱里的必备款。1926年，《时尚》（Vogue）杂志宣称，小黑裙将成为“所有有品位的女性的制服”。到1936年，小黑裙已经成为时尚象征。

黑色衣服一贯如此。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黑色是欧洲最流行的颜色，不仅是哀悼的强制性颜色。长期以来，牧师、僧侣和修士都穿黑色长袍，以示谦卑、忏悔以及他们对人世间之事缺乏兴趣。

但是到了14世纪末，黑色已经世俗化了。富商开始穿黑衣，无疑是为了给人一种严肃正直的印象，但也是因为奢侈品法规（限制特定社会阶层购买织物和染料等奢侈品的法律）禁止他们穿贵族才有权享用的红衣和紫衣。

但是，最初为富商制作的豪华黑很快就被贵族们推崇有加，的确，有些时候黑色能彰显他们旷日持久的悲伤，但通常来讲，这只是因为黑色织物异常华美，可以展示地位和权力，就像闪亮的金箔和毛皮一样。

歌德在他关于颜色的书中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黑色旨在提醒威尼斯贵族共和制之平等理念”。也许这是目的，但事实上，黑色彰显出贵族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呈现在细微但明确的织物、色调和设计的差异标志上，在黑色的掩映下几乎难以察觉。很明显，在汉斯·霍尔拜因、布朗齐诺、提香、委拉斯凯兹等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肖像画中，黑色已占据了社会阶梯的顶端。

到了19世纪中叶，黑色在服装中运用广泛，实际上模糊了早期服装规范意图确认的社会差异。黑色是吊唁者、君主、忧郁症患者和摩托车爱好者一同分享的颜色；也是“垮掉的一代”和蝙蝠侠喜欢的颜色。忍者和修女都穿黑色。法西斯主义者和时尚达人都穿黑色。哈姆雷特、希姆莱和赫本都穿黑色。马丁·路德和马龙·白兰度也都穿黑色。

黑色既是隐忍的，也是过度的：既是落魄，也是傲慢；既是虔诚，也是堕落；既是克制，也是叛逆。黑色既魅力十足，也阴郁幽暗。

总之，黑色服装无处不在。每年都会出现所谓的“新风尚”，但老牌的黑色仍然最为时尚。

颜色与政治——黄色

一些时候，颜色还会被赋予政治意义。最典型的当属人类的肤色。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人往往被称为“黄种人”“黄皮肤”，你可能以为这只是一种简单笼统的肤色分类法，但事实上，其背后是有着一定用意的。

在最开始，亚洲人并不被视为“黄种人”。1515年年初，托梅·皮莱资向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详细介绍了他的3年亚洲之行，他描述了他在旅途中遇到的中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白人”。

在16世纪，还有极少数亚洲人访问了欧洲。在欧洲人眼里，他们也是“白人”。1582年，四名年轻的日本贵族，带着两名仆役、一名翻译，离开长崎，游览了里斯本、罗马和马德里。在1584年11月对马德里的访问中，他们也被描述为“白人”。

某些欧洲人明白，亚洲人的肤色实际上色调不同。例如，1579年，一本葡萄牙语旅行散记被翻译成英文，称中国广州周边居民的肤色是“黄褐色”的，貌似“摩洛哥人”，但“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肤色就像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法兰德斯人，是白人和红人，并且身体不错”。

但在16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都是“白人”，马可·波罗在两百多年前的描述亦然。不仅如此，17世纪的旅行者也如此记述。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5年多，坚称中国人“总体而言，是白人”。

当时，几乎从未有人真正接触过东亚人，而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也都这样“以为”。从13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大约5个世纪里，西方人几乎都相信亚洲人“是白人”。即便到了1860年，一位法国外交官仍然写道，日本人“和我们一样白”。

但很快，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人和其他东亚人慢慢地、确确实实地变成了黄种人。“白人”眼目所及之处，逐渐处处见黄，并处处见威胁。

人们普遍认为，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创造了短语“黄祸”，但这个词肯定之前就有人用过。威廉皇帝将该词广而告之，坚持要“白种人”做好准备，抵御“黄种人的侵略”。

19世纪下半叶，大批中国人抵达美国，已引发了震惊西方的大移民恐慌，而日本军队先在1895年击败中国，又在1905年击败俄国，进一步加剧了西方人所感知到的威胁。

1904年，杰克·伦敦为《旧金山观察家报》写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将亚洲人同质化和妖魔化为“对西方世界的威胁，得名‘黄祸’，恰如其分”。“黄祸”一词彼时成为了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亚洲人被描绘成身体泛黄、面目不清的“一群人”；或者被赫然个性化成“难以理解”的假想恶棍傅满洲。

亚洲人之所以在西方人眼里是白种人，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是皈依基督教的候选人，就像16世纪耶稣会对中国和日本的访问一样；但当亚洲人对西方的道德价值观和经济利益构成威胁时，他们就变黄了。

想象中的道德品质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对亚洲人肤色的想象。他们变黄了，但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高度饱和的、开朗的黄色，而是一种灰黄色和看似病态的黄色，不是因为黑色素而变暗，而是因为忧虑而肤色暗沉。

这投射出了西方社会的焦虑和偏见。黄色是腐败和怯懦的颜色，代表着两面性、堕落和疾病。无论如何，他们的黄色就是这样。这种颜色孕育自偏见，而非色素沉淀。

观点资料来源：《谈颜论色：耶鲁教授与牛津院士的十堂色彩文化课》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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