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明君”。他励精图治，使唐代迎来“贞观之治”，为后来的开元盛世以及国家的繁荣强盛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公认的“明君”，与公元1394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一起事件有直接关系。这起事件就是“玄武门之变”。没有“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或许就当不了皇帝，更谈不上成为明君了。

关于这个故事，我们从书籍或影视剧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了解，在许多野史传奇中，太子李建成被描述成昏庸的草包，对李世民嫉妒排挤乃至欲除之而后快，但是这些故事真的就是历史的真相吗？

由此引申出来的，历史真相真的存在吗？能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历史研究的目的又何在？如何认识和把握历史？今天就要来好好聊聊这些问题。

权威史书中的“玄武门之变”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可以虚构，而历史是不能虚构的。因而总认为印成铅字的历史书一定是正确的，至少事实是不会错的。然而，如果我们多看了些书，就会慢慢发现事情并没有那样简单。

历史的撰写和研究必须，通常也只能依据当时遗留下来的文献，但在中国以往的政治史中，“胜者王侯败者寇”，对胜利者极尽美化、对失败者肆意诋毁比比皆是，似乎已成了中国历史千古不易的规律。因此，我们在看书不可迷信和盲从，否则就无法获知历史的真相。

“玄武门之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看《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我们会发现，书中所描述的“玄武门之变”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李世民具有较高的军功和威望，太子李建成一向嫉妒世民，欲杀之而后快，企图利用与秦王在昆明池饯行的机会，埋伏下甲士刺杀，成功后即上奏称其暴卒。

李世民很快从他收买的太子下属处得到了这一消息，连夜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商议对策。众人都劝秦王先发制人，而李世民不忍骨肉相残，尚犹豫不决，但最终被幕僚们说服。

偏巧五六月间，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六月初一、初三又再次出现，傅奕向高祖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李渊闻奏大怒，认为这预示世民将谋反篡位，立即召世民责问。世民申辩说这是建成、元吉二人想谋害他，并且“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李渊当即大吃一惊，决定第二天将兄弟三人一起召来当面“鞫问”。

六月初四一大早，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埋伏于玄武门，建成、元吉二人行至临湖殿时，忽然发觉情况异常，当即掉转马头想逃回东宫。世民率人冲出，在后面追赶，元吉“张弓射世民”，因为惊慌失措，连射三箭不中。世民张弓还击，一箭射死建成。

此时尉迟敬德率70余名骑兵赶到，射中元吉坐骑，元吉坠马。世民的马也受了惊逃入树林，被树枝绊倒。元吉赶到，夺下弓箭勒住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叱之”，一箭射死元吉。

这时东宫和齐王府2000余精兵闻讯赶到，猛攻玄武门，情势十分危急，尉迟敬德急持两人首级出示，“宫府兵遂溃”。“玄武门之变”最终以李世民的胜利而告终。

《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是根据已被房玄龄等人删改过的实录、国史修撰而成的，是公认的权威史书，但这是历史的真相吗？

“玄武门之变”的疑点

尽管有唐一代，所有的皇帝都是太宗的子孙，没有人敢给“玄武门之变”翻案，但从宋朝开始，就不时有人揭露史料中的矛盾，质疑唐朝的官方记载了。时至今日，我们只要对史料稍作分析，就不难看出权威史书中所记载的“玄武门之变”疑点重重。

武德元年（618）李渊定都长安之后，随即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作为储君，建成的主要职责是帮助高祖处理日常政务，“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并委派德高望重的老臣李纲、郑善果辅佐。

而领军作战、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的任务基本上都由秦王李世民承担，客观上为其建立显赫的战功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的局面。如果仅从这一点便认定建成的政治、军事才能远远不如世民是很偏颇的。刘黑闼事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窦建德为唐击败后，其部将刘黑闼于武德四年（621）起兵，很快占领故地。李世民奉命围剿，采取“其魁党皆县（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的高压政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勉强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仅隔数月，武德五年（622），刘黑闼又再度起兵，“旬日间悉复故城”，定都洺州，称汉东王。

李建成接受王珪、魏征的建议，主动请令征讨，一改李世民的高压政策，实行宽大安抚的怀柔政策，“建成至，获俘皆抚遣之，百姓欣悦”，于是“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遂禽（擒）黑闼”（同上）。如此仅用两个月时间便平定了山东，这是《新唐书》作者都承认的事实。这足以说明，李建成的军事才能绝对不亚于世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渊像

李建成系李渊与窦皇后所生嫡长子，立为太子符合惯例，他也曾为大唐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掌握着东宫独立的武装力量长林兵，并且获得手握兵权的四弟齐王元吉的支持，李渊最为信任的宰相裴寂，也是建成的坚定支持者，高祖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等人经常在高祖面前说建成的好话。

显然，建成的“接班人”地位十分稳固，看不出他有搞阴谋诡计的必要。只有李世民身为次子，根据名分绝无做皇帝的可能，除非建成发生意外，或采取政变夺权，可见他才有背着高祖与建成暗中活动的必要。

在这场储位斗争中，高祖李渊的态度颇为关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早在晋阳起兵之初，李渊就许诺要立世民为太子，只是被世民坚决推辞了。到了武德四年（621），高祖再次私下许诺立世民为太子。言之凿凿，似乎确有其事，但却与同一来源的另外几条材料相抵牾。

东都之役后，李世民逐渐以洛阳为基地、扩充自己的势力，于武德四年（621）设立文学馆，招徕了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等所谓“秦府十八学士”，武将则有所谓的“八百勇士”，引起了高祖的严重不满。武德五年（622）他对宰相裴寂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此后李渊就对李世民的军政权力加以限制，于该年四月将其兵权转归齐王元吉，不久又罢免了他的陕东道大行台、都督山东河南河北诸军事的职务，由太子建成取代。接着又驱逐了世民心腹房玄龄、杜如晦，以致六月初三夜秦王召二人密谋时，他们都是身穿道服化装潜回的。

高祖还曾经当面斥责世民：“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由此可见，李渊在立储一事上，态度基本上是倾向于建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皇位合法继承者的太子建成要除掉意欲篡夺的世民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建成的谋士魏征就“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

尽管建成采取了不少维护自己地位、打击秦王势力的行动，但始终没有采纳直接刺杀秦王的建议。武德七年（624），齐王元吉自告奋勇要为建成除掉世民，“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史籍中充斥的建成等人“日夜谮诉世民于上”的记载，看来是建成一直希望能够通过高祖，按正常渠道解决争端，而不愿骨肉相残。

直到玄武门之变的当天，李建成接张婕妤的密报，得知世民在高祖面前密奏自己淫乱后宫，高祖将召兄弟三人入宫“鞫问”，李元吉主张“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而建成却说“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便坦然入宫参见高祖，说明“性颇仁厚”“东宫亲慈”等说法绝非子虚乌有。

而李世民在种种情势均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要夺取皇位，唯有孤注一掷，发动政变对自己的同胞兄弟下手了。陈寅恪曾据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P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考定，玄武门之变太宗取胜的关键在于收买了原建成的亲信、玄武门守将常何。可见玄武门伏兵绝非仓促之计。

史载玄武门的激战结束时，高祖正“泛舟海池”，李世民立即派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去宿卫。须知李渊身为帝王，平时身边都有至少二三百人的禁卫保护，而尉迟敬德竟然能够一身戎装、手持武器直闯，且高祖原拟此日一早“鞫问”兄弟三人，此时却有闲情泛舟，也是颇令人奇怪之事。看来，在玄武门之变发生时，高祖已被世民武力挟持，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玄武门之变”后，高祖随即颁布诏令，以世民为太子，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均以谋反罪名处死，两个月后，又宣布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登基，成为皇帝。

李世民像

历史的真相在哪里？

就在“玄武门之变”22年前的隋仁寿四年（604），文帝次子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其父杨坚和其兄杨勇自立，留在史书上的隋炀帝形象，是一个荒淫无耻、灭绝人伦的暴君，而导演了一场类似宫廷政变的李世民，却是大唐帝国的缔造者，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

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就在于杨广上台后横征暴敛、诛杀功臣、穷兵黩武，不久即身死国灭，被后世视为亡国之君的典型，而李世民则能吸取历史的教训，任用包括原建成亲信魏征在内的一大批名臣，开创盛唐的“贞观之治”，自然可以从容地修改国史。

正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的：“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此言虽是针对唐史而发，其他一切的历史也无不如此。

既然这样，那么真实的历史究竟在哪里呢？很多人因此认为，尽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任何人记载下来的历史都不能避免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的影响，其他人的理解和研究同样如此，因此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大家都能接受的客观、真实的历史。

可是真的不存在客观真实的历史吗？并非如此。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要复原历史的真实确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都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前提：历史本身是真实的，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无论我们今天是否还能了解，或者我们了解了以后是否愿意承认。

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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