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郭长耀

编者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重要论述和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重要指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馆以庆祝建党100周年为契机，以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为基础，录制地方志音频节目《来来讲上海》第二辑《中共建党100年 “四史”故事100讲》。本专辑自2020年7月1日上线，每周定期更新至2021年7月1日。10个主题100个故事，涵盖建党、大革命及土地革命、全民族抗战、上海解放、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与全国工业中心、改革开放、浦东开发、新世纪与世博会、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等各时期，兼顾史实性、代表性、系统性，献礼建党百年，加强“四史”学习教育。

1898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上海

对于中国人来说，马克思是最熟悉、最亲切的“陌生人”，伊的共产主义学说、著作深深打动了中国人，至今仍旧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列强将侵略的炮口对准了中国；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得中国大片领土被分割出去，使中国彻底地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那时的中国历史，写满了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悲痛。”（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于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另外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探索道路的路途中，有主张“开眼看世界”的魏源、林则徐等，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系统介绍西方史、地理和科学技术知识以及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介绍并传播西方先进技术。在书中，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当时知识界解放思想、向西方学习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准备。有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但是没有根本触及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彻底破产。

还有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想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制”，自上而下的进行了“百日维新”，因为没有发动群众和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所以，它也注定失败了。

历史的接力棒又传给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希望用暴力来推翻现有的制度，建立一个共和国。就在1911年，武汉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使辛亥革命最终没有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先后失败后，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思想文化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于是,他领导了新文化运动,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把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作为挽救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在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进行当中,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传到中国,中国人民受到启发,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在中国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近代上海，由于学术信息和出版条件等方面的优势，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的最早窗口。据史料记载，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广学会（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的传教士韦廉臣于1887年创办的《万国公报》，“马客偲”和“恩格思”就是迄今所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早译名。该报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部分思想观点。

据专家考证，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时间是1898年。这年夏天，上海出版了一部系统讲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泰西民法志》，这是中国人接触马克思学说的开始。

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英国颉德（按：今译基德）所著《社会演化》前三章(出版单行本时书名译为《大同学》），其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就是在我国对《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介绍。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基德之学说》一文，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也作了简要介绍。1903年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日本人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称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1908年1月，《天义报》最早刊发了上海译者民鸣根据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文译本。

在此前后，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先后在《民报》《译书汇编》《近世社会主义》《德意志革命家小传》《新世界》等书报刊物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及其主要理论观点。由此，马克思主义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了在中国大地的“游荡”，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界已成为新潮，梁启超、李大钊、张闻天、成舍我等都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摘译、引用过《共产党宣言》片段；李汉俊、朱执信等也在报刊上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相关章节。

1919年4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期上发表了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期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作了比较系统而简明的介绍。当时由国民党人主办的《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都是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虽然五四运动以前多种政治力量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定的介绍，让国人不仅知晓了马克思、恩格斯，也略知其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唯物史观等主要理论，但他们只是选择性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并非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更非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所以，这些介绍是被动、零星的，呈现的文本是分散、零乱的，甚至有不少错误和曲解。

受十月革命影响，大批爱国知识青年热情高涨，纷纷奔赴国外、尤其是日本追求新思想，寻找救国出路，以至在十月革命后，留日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因而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依然是日本，主体还是留日学生，并且一度保持着主要传播途径的地位。当时传播者以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人为主要代表，简称“三李”。

所谓“三李带回马克思”，是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准确、最形象的概括。李大钊主要宣传唯物史观，李汉俊侧重经济学说，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见长。

李达1918年至1920年留学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并寄回国内出版。这三本著作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李汉俊1904年至1918年留学日本。他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回国后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推进建党工作。他侧重传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提出如果没有经济学说参与，就只能得出空洞的观念，而且不能了解现在的社会，尤其不能了解将来世界的组织。

“三李”之中，李大钊地位最为突出。因为李大钊不仅在中国最早讴歌了十月革命，客观介绍了苏俄新政权，而且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在中国最早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有这些，不仅表明李大钊已经完成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全面系统的传播阶段，超越了此前任何政治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水平。

“三李”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随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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