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国际劳动节又称“国际示威游行日”，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拥有的节日，它源于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大罢工，经过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

为纪念这次伟大的工人运动，1889年7月，恩格斯组织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决定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国际劳动节，这便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此后，每逢劳动节，欧美各国的工人阶级都会走上街头，举行盛大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

那么，上海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什么时候呢？

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我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1918年3月，中国第一份关注劳工问题的杂志《劳动》在上海创刊。5月1日当天，一些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地街头向群众散发传单，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缘起。但中国工人阶级首次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则是发生在1920年，这其中又以上海工人的纪念活动最具特色。

五四运动前夕，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1485人，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上海工人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跃上历史舞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工人运动，陈独秀就是其中之一。

1920年2月19日，农历除夕，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从北京赶回上海。与其说“赶”，不如说“逃”，一路上寒冷与惊险相伴，其心情恰似《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脱离曹操掌控后的刘备，“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他是带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约”返回上海的。经历过北京五四学生运动，陈独秀发现“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六三大罢工”让他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因此，他顾不上大病初愈，一到上海就投身工人运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1920年4月2日，在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时，陈独秀发表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的一番慷慨陈词引得台下掌声阵阵。陈独秀深入浅出、直截了当地将“劳动者的觉悟”分为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

4月16日，他又应邀出席中华工业协会等工会组织的会议，即席发表演讲，分析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自愿担任义务教授。他安排俞秀松到虹口厚生铁厂亲身参加生产劳动，了解情况体验生活，还撰写《我的意见》指导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改善待遇的斗争，用《答知耻》和《答章积和》等复信方式就工人的劳动时间、工资待遇和教育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在陈独秀等积极推动下，4月18日，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七大工会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筹备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大会定名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推举陈独秀等人为筹备纪念大会顾问，决定5月1日当天，除电车、电灯、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公共事业外，其他各业均须休息一日，工人列队游行以示纪念。

4月26日，七团体再次开会，确定5月1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即坐落于方斜路的上海公共体育场，又名沪南体育场）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为发动广大工人踊跃参加，七团体印制了内容简明易懂的传单广为散发。

4月29日，陈独秀指导上海七大工会团体共同发表《工界宣言》，做最后的部署。这份宣言的诞生预示着上海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已蓄势待发。宣言号召：“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因为五月一日，是世界各国工人得着八点钟工制幸福的日子。我们纪念它的意思，第一是感谢各国工人的努力，第二是喊起中国工人的觉悟。”

三大进步报刊齐上阵

上海参与宣传报道首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的，既有邵力子主编主撰的《民国日报》，戴季陶主编主撰的《星期评论》，更有陈独秀主编主撰的《新青年》。

《民国日报》原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在上海创办，主编为叶楚伧、邵力子，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庐等，后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报道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1919年开辟《觉悟》副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支持五四运动，一时名声大振。此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觉悟》专门在5月1日刊登了一副名为“世风”的反映工人阶级斗争的版画。

《民国日报·觉悟》“世风”版画，叶天底作画、陈望道题字

《星期评论》社原由戴季陶、沈玄庐等1919年6月8日创刊于公共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新民里5号，1920年1月底搬到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三楼三底宽敞的新式石库门，是五四时期介绍和研究劳工问题的重要杂志。此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星期评论》步子更大，将5月1日出版的第48期主题确定为“劳动日纪念”，全部16篇文章都与中国劳工问题密切相关，既包括戴季陶的《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上海的同盟罢工》等，也包括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著、陈望道翻译的《妇女劳动问题底一瞥》，基本主张是要求从中国国情出发，力图把社会问题和劳工问题结合起来，从工会建设、工人教育和工人生活的改良等方面入手，逐步推进中国的劳工运动。

1920年5月1日《星期评论》第48期封面

但筹备工作最早、宣传力度最大的，当数《新青年》。在《新青年》上编辑、出版“劳动节纪念号”，是陈独秀提前策划、精心组织的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项杰作。

虽然“劳动节纪念号”5月1日才出版，但陈独秀早在3月初就开始筹划了。3月11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新青年》七卷六号的出版日期是5月1日，正逢May Day佳节，故决计做一本纪念号，请先生或译或述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如何？”陈独秀已决定并开始筹划在《新青年》上推出一期“劳动节纪念专号”。这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还是第一次。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封面与目录

3月31日，孙中山在他的上海新寓所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宴请陈独秀，胡汉民、陈炯明、朱执信等国民党要员作陪。席间，陈独秀请孙中山为“劳动节纪念号”题词，孙中山挥笔写下“天下为公”。

“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和第一次对华宣言全文。同时，也刊登了《上海劳动状况》《山西劳动状况》、巴黎华工、香港工人罢工和国内其他城市的工人劳动状况，以及美、英、日等国的劳动状况，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同时，史无前例地将9名普通工人的题词与孙中山、蔡元培等社会名流的题词共同展示，刊登了33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一时博得进步报刊的如潮好评。

孙中山、蔡元培等为《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的题词

加速了新文化阵营的分裂

“劳动节纪念号”也刊有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两篇文章。陈独秀针对中国古人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指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颠倒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在为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改善待遇的要求中，陈独秀不仅引导工人斗争水平从改善待遇的经济斗争上升到要求管理权的政治斗争的高度，而且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以通俗的道理三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为筹划这次庆祝活动，陈独秀还亲自出面或委托朋友以及受到《新青年》影响的青年人，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长沙、芜湖、北京、香港及巴黎（华工）等地工人群众中，调查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内容包括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家庭生活、受资本家工头剥削欺压程度、工人来源、文化程度、帮会组织等等。这些调查结果也刊登于“劳动节纪念号”上，为先进分子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依据。

为出版“劳动节纪念号”，陈独秀还不惜得罪老朋友和合作商，从而也加速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最终分裂，结束了与上海群益书社的业务合作。

早在1919年5月，李大钊在陈独秀支持下将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作为“马克思主义专号”，集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引起了胡适的不满和恐慌。此次陈独秀南下上海，不仅带走了《新青年》杂志，而且单独决定出版“劳动节纪念号”，让胡适等北京同人十分不快。从办刊方针的意见分歧很快发展到政治分歧，加速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裂。

上海群益书社是《新青年》杂志创办以来的合作伙伴，承担出版、印刷、发行等职责，售价一直是每本5角。由于“劳动节纪念号”篇幅浩大，超过原有篇幅一倍，群益书社根据成本提出提高售价的意见。陈独秀考虑到购买“劳动节纪念号”的多为贫苦工人，坚决反对提价。双方互不相让，最后对簿公堂解除了合作关系。陈独秀只得自办新青年社，可经费一时无着落，便连续致信北京同人筹款，又加深了内部矛盾，导致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破裂。

“五一”纪念大会一波三折

由于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诚为上海工界彻底觉悟之第一次”，消息一出，立刻引发申城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使得北洋政府惊恐万状。淞沪护军使署与淞沪警察厅于4月底相继发出布告，严禁工人集会游行。与此同时，淞沪护军使王宾还将西门体育场所在的地区划为戒严区域，白天也不准通行。

5月1日当天，天刚蒙蒙亮，军警就强占了上海西门体育场。只见体育场大门紧闭，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门口，如临大敌。驻扎于场内的步兵、骑兵和机关枪炮队不下五六百人。体育场周围还有不少手执藤条的士兵，但见行人路过，便挥鞭驱逐。但工人们并没有为军阀的武力威胁所吓倒。中午刚过，就有许多工友从四面八方赶到西门体育场。下午1点，体育场周边已聚集了四五千名工人。

上海“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原定聚会的上海西门体育场

鉴于体育场里布满军警，大家只好退至体育场对面的顾家花园中。因军警阻挠，大会组织者先是决定前往位于提篮桥的精武会体育场，后又转去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青年会体育场。在屡遭军警和租界巡捕的禁阻之后，纪念大会只得选在青年会体育场旁边的广场上进行。军警起初答应给5分钟的活动时间。孰料，正当演讲即将开始之时，军警再度前来干涉，勒令场内的工人退出。

无奈之下，纪念大会转场到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的一片荒地中举行。即便如此，当局仍不依不饶。沪军第39团第2营一路尾随而至，“见工界人士并无何种特异举动，遂整队而去”。由于会场数次变动，实际到会的人数减至几百人，可这并不妨碍与会者高涨的热情。大家高声歌唱，挥舞旗帜。一个名为“知学会”的学生团体还专程送来了两车面包，犒劳参会的工人们。

下午3时，纪念大会正式开始。荒地上的一辆小推车被充当临时讲坛，工人代表李恒林及学生和商界代表依次发表演讲。会上还通过了要求每日工作8小时、“各工业组织纯洁之工会”、各业工人应联合起来等三项决议。大会最后在“劳动神圣万岁”的口号声中落下帷幕。

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虽然闭幕，但上海工人的纪念活动并未就此终止。军阀当局的弹压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工界的觉醒。当晚，七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参会者情绪激昂，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形成了《上海工人宣言》和《致俄国劳农政府对我国通牒之答书》两份文件，并于会后发表。在《上海工人宣言》中，工人代表们理直气壮地写道：“多谢今天军警的强横行动……从今天起，我们中国工人觉悟的团结的精神，已经足以使压迫我们的人胆战心惊。”而《致俄国劳农政府对我国通牒之答书》，则对苏俄政府宣告放弃沙俄时代在华特权表示感谢，并对苏俄工人表达敬意。

尽管陈独秀没能亲临老靶子路“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的现场，但在5月1日这天，陈独秀仍然与施存统、陈望道一起参加了在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大会。他编辑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也于是日同读者见面了。

上海工人阶级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的当天，北京、广州等地的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也纷纷举办纪念活动。全国各地一系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使中国在“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不仅有力地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更重要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0年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成员就是在这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中涌现的进步分子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雁冰、张东荪等。6月，陈独秀在自己的寓所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召集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开会，决定成立“社会共产党”（也称“社会党”）。8月，在得悉李大钊的意见后正式改名中国共产党，从而标志着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