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电影《烈火中永生》扮演经典角色“江姐”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2020年6月2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她的小儿子，著名导演田壮壮在朋友圈确认了这个消息。田壮壮写道：妈妈走了，现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独立，赤裸，清明且处于当下，你以前从未经历过，现在经历的一切，这即是佛。感谢所有关心妈妈的人，我想独自安静几天。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七日，在第二十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现场，全场观众集体起立，向一位获得金鸡奖终身成就奖的老人鼓掌致敬。这位老人在人们的簇拥下，蹒跚着走向舞台，岁月的刀痕已经凿去她青春靓丽的容颜，满头的华发、微微佝偻的身体，都已经无法辨识她当年饰演“革命母亲”、“烈火中永生”的江姐时的风采，甚至主持人张国立在送她下场后，还因为岁月无情表达出些微的伤感。

但是她的面孔仍然坚毅、刚强，声音依然洪亮，精神依旧矍铄。

由于激动或者兴奋，也由于无法回避的高龄，她的获奖感言说得并不十分流畅，中间还有些许卡壳忘词，不过，她想表达的意思，相信很多观众听懂了。她以略微激动的声音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各级领导和同行。她说这个殊荣让她震惊，工作是大家伙一起做的。她说，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要因为碌碌无为、虚度终生而羞愧……

这些久已不闻的话语，带着她走过的岁月的印迹，带着她矢志不渝的理想和信念，是老人发自肺腑的情感表达。在时尚与潮流变幻莫测、炒作与绯闻漫天飞舞、名利场一般熙来攘往的娱乐圈，这些话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并且恍若隔世。

这位曾经蜚声影坛、以自己的银幕形象感染和教育了几代中国人，而今，又以自己八十八岁的高龄，力所能及地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操持奔走的电影艺术家，叫于蓝。七十多年前，为了寻找真正抗日的队伍，十七岁的于蓝踏上了前往延安的道路，在那片充满理想的土地上，她确立了她一生的信仰，虽然历经劫难，多有挫折，但她无怨无悔，始终如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的名字家喻户晓，她的画像曾经以全国二十二大明星之一的荣耀高悬于各大电影院的墙上，尽管她一生出演的电影并不很多，即使加上晚年她客串的儿童影片，也不过八部，但是，她给中国电影的长廊留下的形象却堪称经典。

如今，时过境迁，对于年轻的电影观众来说，于蓝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

二十多年前，当我初次见到于蓝时，我对她一无所知。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一栋老旧的办公楼里，她站在一间昏暗的办公室门口，微笑着问我：“新来的吗？”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下面还有什么对话，但是印象中很快就去向别的同事打听，这个和蔼慈祥、衣着朴素却又气度不凡的老太太是谁？同事随意地说：于蓝啊。大明星，不知道吗？

我很惭愧，确实不知道。她演的电影我当时可能只看过《侦察兵》，这几乎是她的息影之作。由于“文革”期间劳动改造，盖房时从房顶摔下摔伤了面颊，她的缝过五针的面部肌肉会不自觉地抽搐。看了自己的特写镜头，于蓝悲伤但理智地认识到，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了。所以，她很早就退出了银幕，而她主演的那些充满激情、焕发着革命者理想的影片《翠岗红旗》、《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以及无论角色大小，都充分展示了一个优秀演员演技的《林家铺子》、《龙须沟》等等，要到很久以后的电影回顾展或者电视台的老电影栏目中才能看到。

然后，儿影厂有了新的厂址，作为一厂之长的于蓝也就离开了北影的办公地点。偶尔在某些场合看到她，偶尔也能听到人们对她的议论。有些议论佩服她铮铮硬骨，她的身体曾遭逢多次伤病，她曾经是一位癌症患者，做过两次乳腺癌手术，一次腰椎和一次膝盖手术，她咬紧牙关硬撑着熬过了种种危机……有些议论则不是太友好，会对她的某些坚持不以为然……

不过，由于从来没有跟她认真地交谈过，从来都是远远地看见她，间接地听说她。所以，当坐在那里，听她时而中气十足，时而有点疲乏、间或略有不耐地回顾她所走过的漫长的人生和艺术道路，我忍不住想，原来，于蓝是这样的。

她亲切、率真、认真、直爽。对我偶尔的无知毫不客气。她对早期参加革命时的记忆清晰细致，对“文革”的回忆轻描淡写。由于年龄的关系，她常常想不起某些具体事件的时间，她要翻看她自己的一本回忆录《苦乐无边读人生》，甚至一本足有十几斤重的八开本《中国电影大辞典》，还建议我也去买一本。

对一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来说，她思路清晰、富有活力，甚至可以操作电脑；但是她也抱怨，现在每一天都觉得很累，疲劳。她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满，因为视力原因，她没办法长时间看书，她写字、理疗、锻炼身体……偶尔也参加一些无法拒绝的社会活动。

01.为了抗日，到延安去

于蓝十七岁以前的名字叫于佩文。那年她和同学赵书凤决定离开北平去寻找抗日游击队，临行前，为了家里不受连累，赵书凤请自己的母亲给改个名字。赵书凤的母亲没有文化，而且孩子们要去干什么，她其实并不十分清楚，但她朴素地希望女儿将来能走一条平坦的大道，就给她女儿起名路，给女儿的好朋友起名蓝，寓意她们行走的道路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这样，两个年轻的女孩使用着她们新的名字赵路、于蓝，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

程丹：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只有十七岁，是受谁影响？

于蓝：没受谁影响，就是同学自己商量的。那年是一九三八年，我上高中二年级。我本人是东北人，一九三一年因为日本人侵略东北，我们全家跟着我父亲逃难到了北平，本来大家心里就很愤懑，没想到现在日本人又把北平也占领了。当时我们天天盼着国民政府能打回来，可是国民党天天撤退，当时已经撤到武汉了。我们就觉得没有希望，念书也没有意思了，毕业了还不是得在日本人的手底下做事啊，心里很烦恼，就想去个真正打日本的地方。这年的春假有个同学叫王淑源的来看我，她说听说平西有抗日游击队。我就问她，咱们能不能到平西去？她说她也正在找。这样到了七月份，她还真找到了一个人，可能是抗日游击队的一个人，叫黄秋萍。我跟我母亲要了五块钱，到国民饭店去见了这个人，他说想办法替我们联系。当时说我们三个女孩子一起走容易招日本人怀疑，他先把赵路送走，后来才又把我送过去。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那个姓王的同学没来。这样我们就去了平西。

程丹：在平西待了多久？

于蓝：没待多久，大概有半个月吧。我们在平西见到杨成武，他当时是晋察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司令员。他说你们都还太小，正好有一批人要到延安去，你们不如一起先去延安学习。这样住了有半个月左右，我们就出发往延安去了。当时一起走的六七个人还是十几个人，我也忘记了，反正是一个小队吧。我们大概是八月二十几号走的，十月二十四号到的延安，路上走了将近两个月。开始走不习惯，谁也没走过那么多的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程丹：到达延安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人欢迎你们？

于蓝：那倒没有。到延安天已经黑了，我们到了招待所，把行李扔到炕上，就出去了。因为在外面走了两个月，尽是在乡村的土道上走，多少日子没进城了，就想进城看看。我们在街上看见一个挺高的教堂，修得挺结实的，现在那个教堂还在。就见许多人往里走，我们好奇，也跟着进去了。里面在唱歌，一个队欢迎另一个队，此起彼伏，气氛特别热烈，我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很快台上开始演出了，演一个叫《团圆》的多幕剧。说一个本来是共产党的人，被国民党抓了起来。现在国共合作，放出来了。他想去打日本，家里人不希望他去。他就在那里想说明一个道理，只有打败了日本鬼子，才是真正的团圆。

我喜欢看戏，所以这个剧我看得也非常有兴趣。那以前我们在学校看过中国旅行剧团的戏，那个剧团当时很有名的。

程丹：那您是从小就喜欢表演了？

于蓝：小时候就比较喜欢看戏，当然不可能想我就要当明星，那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家里也没什么钱，也没什么条件，自己也觉得不够条件，所以没想过表演的事，就喜欢看。我最大的特点是住校，有时间看很多的书。我们当时的国文教员姓贺，教我们看很多的课外书籍。什么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哈代、狄更斯，都看，文艺书籍看了很多。当然也不是都能看得很懂，故事情节，人物命运，这些好懂。这些书里告诉你什么是真善美，这很重要。

程丹：为什么住校呢？

于蓝：因为我父亲的职业不固定，他先做法院工作，他大概也想做官吧，到南方去求官没求成，后来回到北平做律师。做律师之前就把我搁到天津念书去了，跟我姑姑在一起，姑姑上大学，我上中学，两人都在学校里住宿。我母亲是继母，当然我继母也有文化，她并不是一个坏母亲，就是不太表达自己感情的那种，平平淡淡，跟你像朋友一样。她也不可能教我们什么。当时我父亲顾不过来，可能还是有点不放心吧，所以就把我放到天津去了。

程丹：抗大有表演课吗？

于蓝：没有。抗大没有表演课。就是学政治、哲学、革命运动史什么的。我是一九三八年进的抗大，一九三九年毛主席让成立女子大学，我们就去了女大。鲁艺是一九四年去的。

程丹：那真正开始涉足表演，是到了鲁艺以后的事了？

于蓝：那也不是。我们那会儿在抗大和女大的文化娱乐生活都非常好。每天晚饭后都要唱歌，唱完歌才去上自习。一到节假日都有文艺表演。因为我说话没有土音，就让我演戏了。结果我一演还都演成了。这可能和受文艺书籍的影响有关系吧，我觉得很容易的，也没怯场，也没害怕，就演成了。

程丹：有点无师自通。

于蓝：也不能那么说，也有老演员指导。有个中旅的老演员叫熊塞声，就是我刚才说的中国旅行剧团的演员，她在中旅的时候经常演老太太，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她离开中旅到了延安。她爱人挺进步的，两人一起到的延安。她因为有演戏的基础，她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演。比如我们有一句话没说出感情，她就会跟你说，你想一想，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她不是导演，她也在那儿演戏。你演不出来她就帮助你。所以我老觉得她是我的启蒙老师。她就这样带着你，这样我们好多人后来就都会演戏了。

一九四〇年是鲁艺把我调去的。那段时间演了很多戏，像《粮食》、《带枪的人》。后来在东北还演过《血泪仇》、《日出》……很多。

02.与电影结缘

从一九四〇年开始，于蓝作为延安鲁艺实验剧团的舞台剧演员活跃在延安的舞台上。被她认作启蒙老师的熊塞声从她第一天走进鲁艺时，就严肃地跟她说，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神圣的事业，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舞台，要死在舞台上。那是于蓝艺术人生的第一课。

自那以后，她在舞台的实践中学习和提高，出演了《粮食》、《带枪的人》等戏剧作品，其间管过服装，跑过龙套。懂得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真谛。

1946年，于蓝

程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电影的？

于蓝：那是解放战争时期了。“八·一五”抗战胜利，这都是重要的历史关头，都应该记住。那天日本人投降，我们在延安跳了一夜的舞。第二天，大家就开始分头出发，有的上华北，有的去东北。抗战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延安，等于是被保护的，所以我们都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申请去东北。因为我爱人田方是个电影演员，他对过去旧中国的电影界很熟悉。东北当时有一个电影制片厂，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叫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组织上派他去接收这个厂，后来改名叫东北电影制片厂。当时还在打仗，他也是三进长春，第一次进去几天就撤出来了，第二次才真正进到里面去，第三次是送我到长春。我呢，就在辽阳、安顺的文工团里，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才去了东影，那时候因为战争，东影迁到了东北的兴山。

程丹：能拍戏吗？

于蓝：不能。那时候主要搞训练班，进行一些宣传教育。东北在日本人统治下十几年，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就搞一些训练班，做些街头宣传。像我就现身说法，告诉他们，我就是被迫从东北逃难跑出去的，现在回来了。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所谓的满洲国是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傀儡政府。

1949，电影《白衣战士》

程丹：《白衣战士》是您的第一部电影，导演冯白鲁，他以前拍过电影吗？

于蓝：没有。他没拍过。编剧王震之以前也没写过电影剧本，都是第一次。我们都是第一次。除了摄影师拍过一个短片，大家都是生手，啥也不懂。因为我们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原来满映的日本职员留守在厂里，他们比较专业。我们有什么搞不好了就去问他们，他们说一说。就这样磕磕绊绊拍下来了。我自己表演比较紧张，不太放松，摄影师还老说我，嫌我眼睛瞪得太大了，脖子太细了，肩膀太薄了。反正哪儿都不对。（笑）当时很苦恼。

程丹：电影的反响怎么样？

于蓝：反响还可以吧。演得不好也还有人看。那时候全国妇联还颁了一个“救死扶伤”的奖旗给剧组，邓颖超颁的，我去接的旗。因为里面写的是一个医疗队的故事，医疗队女队长，怎么抢救伤员，自己负伤，累病了，还抢救别人。是中国的南丁格尔。

程丹：紧接着您就拍了《翠岗红旗》。这部片子是上影厂张骏祥导演执导的，那时候是一九五〇年，您在全国的知名度应该还没那么高。他怎么会想到找您的？

于蓝：我猜测是编剧杜谈推荐的。这个杜谈是个诗人，他去江西体验生活，写了这么一个剧本。上海的张骏祥接了这个本子后，他就推荐我去演了。杜谈在延安待过，他知道我演过很多戏，另外他跟田方是好朋友。至于张骏祥，我想可能他想找一个解放区来的，比较熟悉根据地农村生活的人。

程丹：觉得您跟人物比较贴近？

于蓝：也不是。人物的年龄从十八岁到四十岁，也不贴近。可能就是因为我是延安来的。

程丹：您演的向五儿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于蓝：就是说红军北上抗日了，有很多留下来的红军家属让敌人杀害了。向五儿家里也有好几个人被害。这时候她没有屈服，相信红军还会回来。虽然她没有正面跟敌人斗争，但是始终在等待、盼望红军回来。我们那时候体验生活，有好些跟向五儿命运相同的妇女。我跟她们一起住，听她们讲她们的故事。那都是很苦的，很感人。自然而然的，就感觉我也是她们中间的一份子，表演的时候当然就容易有感情。

程丹：那时候的国家领导人对电影都很关注，听说周恩来总理很喜欢这部电影。

于蓝：是，他是很喜欢。毛主席也喜欢。周总理跟我说，毛主席和我一起看了三遍，主席嘱咐干部不要忘记老苏区人民。

1952，电影《龙须沟》海报

程丹：《龙须沟》是您演的第三部电影，有报道说《龙须沟》里的程娘子是您最喜欢的角色？

于蓝：是，我是很喜欢这个角色。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角色跟我自己个人的距离比较远。第一，我不是一个泼辣的人，我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第二，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根本没有到过劳动人民中间去。大杂院，根本没去过，没接触过。所以呢，生活距离远，人物距离也远。这个电影是话剧改的。老舍先生的剧本。本来人家人艺演得挺好的，韩冰当时演程娘子，我觉得她演得很好，可是导演冼群非让我演。我估计可能韩冰太瘦，上银幕感觉可能不是很对。另外导演希望这个人物对丈夫还是有温情的。我不敢演啊，因为我觉得人家演得挺好的。可是作为演员，导演那么热情邀请你还不去演，也不好。我就去演了。先去深入生活，向人艺学习。舞台剧导演焦菊隐那也是非常著名的戏剧家了，他排的戏，也是经过深入生活才产生的，所以就在于是之他们的影响下，去深入生活，慢慢就找到这个形象了。

程丹：您觉得您是体验派还是演技派？

于蓝：体验派。

程丹：演员有没有局限性？比如您一生主要出演革命者或者穷苦人民，如果让您演一个资本家的阔太太什么的，您觉得您能演吗？

于蓝：局限性肯定有。不过也不一定。我不是还演过陈白露吗？也可以演，也不是说不行。当然，万能是不可能的，总是有合适与不合适的。

程丹：体验生活对您当初塑造角色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的演员根本不可能有那样的时间，制片人也不愿花钱。

于蓝：那没办法，所以他们就得多观察。你不知道角色是怎么回事，那不可能演好。你要对自己负责任，你就要多观察，多看书。读书多对理解人物也很重要。我在这方面还是很受益的，受益于自己小时候读了不少好书。

03.《翠岗红旗》的故事

于蓝在电影《翠岗红旗》里扮演红军家属向五儿

张骏祥导演早年曾经在美国学习导演专业，后来多年供职于上海的戏剧电影界，导演并拍摄过多部话剧、电影。于蓝的电影处女作《白衣战士》从严格意义上讲只能算热情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学习、探索之作，《翠岗红旗》才真正把她带进了电影的门槛。

于蓝讲了一段她与张骏祥导演互动的有趣细节。当时他们到江西选看外景、深入生活，在九江下了轮船后，因为到下榻处还有一段距离，张骏祥提议坐黄包车，于蓝坚持要步行。张骏祥当时对共产党不了解，有点疑惑，他悄悄拉住于蓝问：“你们共产党是不是有纪律，不许坐黄包车？”他的表情认真、单纯，看样子如果真有纪律，他也准备放弃乘坐黄包车。于蓝连忙解释没有这样的纪律，是她个人不习惯坐黄包车。张骏祥确定于蓝讲的是真话，歉疚地自己坐车先走了。

影片完成后，许多从苏区长征北上的将校被影片的故事所感染，触景生情，失声痛哭，引起了强烈的艺术共鸣；但由于没有像其他同时期的电影一样，正面直白地歌颂叱咤风云的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也招致了一些尖锐的批评。文联甚至举行会议，研讨影片是否存在严重错误。

编剧杜谈可能承受了很大压力，所以主动承认错误，说他写了一个硬骨头和软骨头之间的人物。于蓝因为曾经深入生活，了解了许多根据地人民在红军离去后的真实生活，对片中人物的遭遇感同身受。所以她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好在还有大批从事文艺工作的专家和领导，像周立波、邵荃麟、钟惦斐等人都对影片持肯定态度，发动批判会的人没达到批判的目的，也就不了了之。

因为周恩来等人力挺，影片最终没有引起更大的风暴。

据于蓝回忆，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在一次纪念蔡楚生的会议上，曾经告诉她，当年蔡楚生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副团长携《翠岗红旗》前往捷克参加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本来电影节有意将最佳影片授予《翠岗红旗》，但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比较左，竟然极力反对。影片最终被授予最佳摄影奖。蔡楚生当时不是党员，无能为力，但回来后写了份工作汇报，对此表示十分遗憾。

不过另外也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一届电影节上，还有中国的其他影片参赛，如果《翠岗红旗》拿到最佳影片，其他中国影片就不可能得奖，为了保证多拿一个奖项，就牺牲了《翠岗红旗》的最佳影片头衔。

04.红色经典

从对电影表演一无所知，连镜头和景别都搞不清楚，到能够在影片中娴熟、准确地塑造人物，于蓝几乎以三级跳的速度跨进了电影的门槛，并迅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为了能够在表演上更上一层楼，多年来一直凭着天赋、悟性和勤奋创造人物、塑造角色的于蓝，终于于一九五四年踏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学习，开始真正系统学习戏剧表演，接触和了解了当时在演剧界风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从训练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出演了一系列话剧剧目。

后来，当她从话剧舞台上重返大银幕后，她所参演的三部影片《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每一部都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她自己的演艺生涯也由此而达到顶峰。

1959，电影《林家铺子》

这张照片摄于1961年，周恩来握着于蓝的手，对在场的电影工作者说她演了一个好妈妈。而这位“好妈妈”就是电影《革命家庭》里于蓝饰演的母亲周莲

1961，电影《革命家庭》剧照

程丹：《革命家庭》是根据陶承的回忆录改编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于蓝：陶承的回忆录叫《我的一家》，当时我看完以后，觉得周莲这个人物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就把它推荐给了水华导演。水华和我在《林家铺子》的时候合作过，他是《林家铺子》的导演，他也很喜欢这本书。周莲这个人物要从少女演到老太太，从一个家庭妇女变成支持革命的母亲，人物性格变化和时间跨度很大，还是有相当难度的。

程丹：您因为这个片子获得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那是中国女演员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吗？

于蓝：不，以前还有过，《赵一曼》得过一个什么奖，不过我不知道那个电影的演员是不是得奖了。（查《中国电影大辞典》）这本书很好，从二十年代开始的电影都有。石联星，演赵一曼的石联星，一九五年第五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她得过。

程丹：您去领奖了吗？

于蓝：我去了。

程丹：当时有没有想到会得奖？

于蓝：那没想到。这个片子好些人不知道，其实拍摄过程中也是有阻力的。康生那时候说，他在上海待过，不知道有个陶承啊。对这个人不认可，还说影片是突出个人，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夏衍是编剧，他据理力争，说错误路线里牺牲的英雄也是英雄，也是可以歌颂的。这样，顶住了，拍出来以后很受欢迎。有一次开一个电影会议，会后游香山，周恩来总理来了，他指着我对记者说“她演了一个好妈妈”。总理的话是有所指的，一语双关嘛。等于把以前的那些说法、康生那些的说法都否定了。我们很受鼓舞。

程丹：您后来的三部电影《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都是水华导演的作品，很多人说水华导演拍戏非常慢。“文革”前就有人批判他，说他少慢差费。

于蓝：他是非常好的导演。他去世以后我们帮他做了一本书，“深入发掘生活，探索艺术魅力，是我梦寐以求的”，这是他的话。他拍戏慢，慢工出巧匠。周总理说他是“水磨工”，精益求精。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在这个时代，他也不可能生存。时代不同了嘛，经济条件不允许，大家合作的时间也不允许。

程丹：以前拍电影投资比较小，演员也没有酬金，像您“文革”前已经是二十二大明星之一，说是你们的画像当年都挂在电影院里的。那您有没有追星族？出门是不是也要特别化妆才行？

于蓝：没有。就是有人给我们写信，说很喜欢你演的角色啊。我平时不化妆的，出门从来不化妆，演戏倒化妆。有时候路上也有人能认出来，追着问，你是谁谁谁？一般我们也不搭腔，就赶紧走了。平时穿衣服也很随便，有几件好衣服也是因为要开会啊、参加什么活动啊。我们从延安过来，不化妆，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前呼后拥？没有，那没有。过去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出门倒是经常有人打招呼，因为电视上老出来啊。

程丹：您在《烈火中永生》中扮演江姐，这个电影当年非常轰动，江姐当时在全中国家喻户晓，到今天也可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银幕形象。电影是小说《红岩》改编的，听说过程挺复杂的，前后有好几年？

于蓝：是啊。剧本前后改了四稿，到后来夏衍参加了，才改成功。先开始是小说的作者改，后来导演改，都不成。我们和编剧到重庆采访了很多人，都是幸存下来没有牺牲的同志。《红岩》里人物事件多，千头万绪，那时候都觉得很精彩，都想保留，结果改了几稿都不满意。后来水华和北影厂厂长汪洋去找了夏衍，当时他正好休假，他就答应了。我和编辑一起去汇报，夏衍听完了，他就问，你们怎么不写江姐呢？我说，写了呀，我们写了两场呢。夏衍听了就笑，他说江姐有孩子、有丈夫，丈夫牺牲了，她自己又被捕了，老百姓会关心她的命运。他按他的思路写，我们陪着他，想要了解什么他就问我们，很快他就写完了。

程丹：您当时想过应该怎样塑造这个角色吗？

于蓝：夏衍改完这个剧本，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于蓝，你要演这个角色，既不能演成刘胡兰，也不能演成赵一曼。当时这两部电影都已经拍成了。我就想，江姐身上跟刘胡兰、跟赵一曼有什么不同？从外型上可能知识分子味儿更浓一些，她是个城市女性，比较温柔、细腻，但是又很坚强，跟敌人绝不妥协。导演的话，是温柔的女性，坚强的战士。

1962年，于蓝当选中国文化部推选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

05.《烈火中永生》幕后

1965，电影《烈火中永生》剧照

跟《革命家庭》一样，小说《红岩》最终被搬上银幕，与于蓝对作品的准确判断很有关系。当时《红岩》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于蓝在积水潭医院住院的时候读到了这个小说，闲着没事，她把《红岩》读给病友听，不仅吸引了同病室的病人，其他病房的病人也闻声而至。一时间在医院掀起了一个阅读《红岩》的小高潮。

从医院回来后，于蓝直奔北影编导室，联系小说改编电影的事。她当时做了几年演员，有心尝试向导演方向发展，所以自始至终，她都参与了影片的创作。前期她曾经担任过一段副导演的工作，是水华导演觉得她戏份比较重，怕她影响表演，她才放弃了这份兼职。

确定饰演许云峰的演员时，颇费了一些周折。当时还是副导演的于蓝向导演推荐过曾主演《上饶集中营》的汤化达，也举贤不避亲推荐过自己的丈夫田方，但是都没有被水华认可，直到于蓝想起赵丹，水华才似乎有点动心。当时的赵丹是如日中天的大明星，每部戏都是绝对的男主角。许云峰虽然是男一号，可《烈火中永生》是个群戏，许云峰和江姐只是群体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水华担心赵丹会因为戏份少拒绝出演。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于蓝写信给赵丹，没想到赵丹很爽快地答应了。影片拍完没过多久，赵丹就已经在上海受到批判，直至身陷囹圄。许云峰成为赵丹在银幕上饰演的最后一个角色。

一九六五年是“文革”的前夜，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已经开始，到处呈现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编剧夏衍当时也受到很大冲击，处境艰难。影片最后完成时，夏衍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夏衍二字，他署了一个从未用过的笔名——周皓。他这样做，也许是怕自己的处境牵连到影片的放映和发行。

于蓝曾经听罗广斌讲起，说江青想拍一个她自己的《红岩》，连片名都起好了，叫《旭日东升》。果然，江青来审片了。看片过程中，她一会儿说许云峰的气质不对，一会儿又说江姐没有英气，最后总结说：这部影片太糟了，不要修改了……电影不像桌椅板凳，做好了还可以锯掉一点，小改也没有用，改也改不好，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

这样的评价对主创人员不啻是晴天霹雳。不仅不让改，还要直接批判。无奈中，于蓝被厂里派到中宣部与周扬沟通想办法，周扬似乎也承受着巨大压力，除了竭力宽慰于蓝他们外，也没有更多的表示。

后来于蓝通过周恩来的秘书，向周恩来汇报了影片遇到的刁难。周恩来出面审看了影片，听取大家对影片的意见后，给予影片以积极的支持。周恩来还为影片想出了两个片名，“烈火中永生”或者“江姐”，考虑到影片并不是江姐一个人的故事，最后周恩来拍板确定，还是“烈火中永生”好。

不过影片最终也难逃噩运，一年后，这部影片即被江青指为大毒草封存并受到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重见天日。

于蓝作为“十七年文艺黑线”上的一员，也开始了劳动改造。

06.电影世家

于蓝与田方

于蓝的家庭可以说是电影世家。她的丈夫田方也是一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英雄儿女》中的王文清王政委一角即由田方饰演。

一九四〇年，于蓝心目中的启蒙老师熊塞声把于蓝介绍给田方。于蓝还在中学念书时，就看过田方主演的电影《壮志凌云》，当她在延安的舞台上认出田方时，又惊又喜，暗自赞叹，原来他也是要求进步的，也到延安来了。她没有想到，两年以后，她竟然会成为这个当初在银幕上高不可攀的明星的妻子。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幸福时光。组织上决定了田方的命运，他一直担任电影厂、电影局的领导工作，很少能够再演戏。《英雄儿女》成为他在银幕上的绝响。

一九七四年，身患癌症的田方撒手人寰，成为于蓝永远的遗憾与痛楚。

著名的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是于蓝和田方的儿子。他们的另一个儿子田新新是一位资深的电影录音师。

导演田壮壮

程丹：您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身体上的伤病，事业上的转折，回顾过去，您有什么遗憾的吗？

于蓝：我自己没什么遗憾。要说有遗憾，那就是像我爱人他们，许多我们从延安一起过来的老同志，他们很多人在“文革”中被批判，被打倒，没有能活着看到平反，解放。他们好多人走得挺憋屈的，我替他们遗憾。真的，我挺替他们遗憾的。

程丹：田方老师在到延安以前就是著名的电影演员，他后来演戏很少。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可能只有《英雄儿女》一部戏。

于蓝：他也想当演员，但是领导上不让他当。因为他去延安以前就是个电影演员，他熟悉电影的各个行当，所以就让他搞行政工作。我那会儿对他也不太理解，我那会儿年轻，责备他，为什么非要当官？他生气，就说，我愿意当官。他也是没办法，我们那一代人，当然还是要听组织的安排。

程丹：田壮壮小时候淘气吗？

于蓝：小时候？那还是有点淘，男孩子嘛。有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原来住的院子里有很多假山石，有一次他从假山上摔下来，头皮碰破了，流了很多血。我吓坏了，可是他没有哭，睁着两只自责的眼睛望着我，好像希望妈妈不要发怒。我心疼极了，哪里会发怒。幸好只是碰破了一点皮。他那双亮晶晶有些自责的眼睛，至今我还记得。他是个懂事的孩子，我们没费多少力气，他和哥哥一个考上十三中，一个考上四中，都是北京的重点中学。可惜很快“文革”了，他和哥哥都去上山下乡，他去了吉林，他哥哥去了陕北。他那会儿很小，初中刚毕业。

程丹：父母都是搞电影的，田壮壮走上电影道路，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您觉得他受到你们影响大吗？

于蓝：我们那时候其实顾不上管他们。我那会儿经常拍戏，孩子都交给我妹妹管。“文革”我在干校，我爱人在牛棚，等我解放了，他们也都去插队了。新新因为打篮球特别好，自己考到部队打篮球。后来壮壮也当了兵。他在部队写相声，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我认识他们部队一个搞摄影的同志，说这个孩子文艺方面还挺有特长的，就想培养他，让他学摄影。后来他考电影学院就是想考摄影系，结果超龄了两年，只好改考导演系。我们那会儿家里人来人往，整天议论的都是电影，潜移默化的，总是有影响吧。

程丹：您还记得他考电影学院的情况吗？

于蓝：那时候他已经从部队复员了，工作也很不错。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妈妈，我想考电影学院。”我多么惊喜！想也没敢想，十年动乱，他没有学习文化，能考上吗？我叮嘱他，最后一天去报名，这样他的考期可以排在后面，留出前边的时间，去观察一下，问问前边的同学，是怎么个考法？回来我们再研究前边考的内容，给自己作参考。就这样，他就考上了。

程丹：他的电影您看吗？

于蓝：看，都看。

程丹：我觉得《蓝风筝》是田壮壮最好的作品，那会儿对他来说，也是创作上最成熟、创造力最强的时候，后来他受处罚，很长时间不能拍电影，对他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您跟他谈过这个事吗？

于蓝：没有，没有谈过。当时指责的议论非常多，我对他也有些不满意，但没有去指责他，想等他影片完成后再说。谁知影片完成后，我没有接到他的通知，竟然接到了水华导演的电话，他说：“我看了壮壮的影片，我觉得他在他们中首先走上了正确的创作道路，他有生活的积累，你可以去看看。不过审查时，可能会有些问题。”最后一次审查我去了，大家讨论的时候我离开了会场。没想到影片最后没有通过。因为没有经过申报批准，这部影片就参加了东京电影节，违反了国家规定，受到了处分。他已经成年了，可以独立思考，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并没有交谈。

程丹：您当时是什么想法？

于蓝：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要有他的个性，所以我没有指责他、干涉他。不过我当时心里想过，为什么非要逆着形势呢？有些东西不让拍就不拍了吧。是挺可惜的，可也没办法。多少年不能拍戏。现在好了，现在能拍了。

程丹：我觉得他的作品有叛逆的精神，您觉得呢？

于蓝：是吗？（笑）也许有可能。他本人啊？那我倒没觉得，他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

07.儿童电影

在二十七届电影金鸡奖的颁奖晚会上，演员李羚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九八一年，六十岁的于蓝受命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担任第一任厂长。当时儿影厂办公条件非常艰苦，只有几间破旧的小平房。

那年冬天十分寒冷，早上于蓝上班的时候，手被弹回来的门打了一下，起初她并没在意，天冷，人的感觉器官也不太灵敏。但是她马上发现手指上流出了很多血，再看，右手无名指的一节竟然粘在了门上。大家七手八脚送她到医院，医生告诉她，想要让手指恢复功能，必须横剖手掌，手术既复杂，术后休养时间也较长。当时儿影厂刚刚组建，工作非常忙，有很多事情需要厂长解决，于蓝觉得自己当时没有休息的条件，她走了，很多事情会放缓、停顿。她最终放弃了那节手指。尽管她当时已经不是演员，但是对于一个曾经的演员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出人意料的决定。

看到那截断指，会让人联想起她曾经出演的角色，这是一个有信仰并始终坚持自己信仰的老人。正像我们近来看到的某些受大众欢迎的影视作品，你会发现，原来一个人坚持信仰，为信仰牺牲，会让你感动，让你流泪，让你尊敬。

在于蓝担任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期间，儿童电影曾经有过一线希望，也拍出了若干深受儿童喜爱的影片。可惜，时至今天，中国儿童电影仍然举步维艰。一方面市场呼吁要有好的儿童片，另一方面儿童片真的拍出来了，根本进入不了市场。有甚者，儿童片已经成为很多新晋导演练手的工具，儿童片几乎成为许多导演处女作的代名词。

跟于蓝提及此，她也只能无奈地说，是有这种现象。

如今，由于蓝一手创办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已经并入中影集团。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儿童电影仅仅是靠国家补贴和低门槛才得以生存，大部分影片最终连电影市场的门都没有摸到，很快进入仓库，被时间的尘埃湮没。

当然，许多有识之士仍然在为儿童电影奔忙。也是由于蓝创建的中国儿童电影学会、北京国际儿童电影节仍然在正常运作。两年一度的中国儿童电影童牛奖在并入华表奖以后，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二〇〇三年，喜剧演员黄宏执导儿童影片《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为影片的慈善性质及黄宏的诚意所感，也是抱着为儿童电影做点事的心情，几十年不演戏的于蓝再披戏袍，客串了其中的一个角色。戏演完后，剧组付给她两万块钱的酬金。很多人可能都无法相信，这笔酬金是这位当年享誉影坛的艺术家拿到的唯一一笔作为演员的报酬。大约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电影界没有酬金一说，无论多大的明星，与剧组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同工同酬，除了单位的工资和出外景有限的伙食补助外，没有其他报酬。与现在的演艺人员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千万的天价薪酬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于蓝推辞不受，但是剧组同志又坚持要给。无奈之下，这位当时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揣着两万块钱，冒着酷暑，颇费了些周折，把这唯一的片酬捐给了吉林省长白孤儿院。

在我进行这篇采访的时候，于蓝要求我一定要把完成稿给她看一下，她说，有些人乱写，说我最喜欢人家说我是江姐，我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江姐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是革命先烈。我能扮演她，是我一生的荣幸。

《烈火中永生》中江姐有一段誓词：“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这段誓词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是，许多中国人一定还记得看到这里时热血奔涌、热泪盈眶的情景。

于蓝的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她确实不是江姐，但她的身上，有江姐的精神、灵魂和意志。（完）

作者：程丹，原名程彤，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剧，主要作品《一路格桑花》《我的兄弟姐妹》《非常爱情》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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