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属于一位作家的文学生活呢，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想到一个场景。那是九十年前的春天。退稿大王沈从文遇到了他的文学伙伴“海军先生”。他们旨趣相同，爱好文学，文字变成铅字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二人相识后，海军先生带来了个女孩子，圆脸、长眉、大眼睛，不施脂粉。这位女性喜欢画画，多愁善感。三位“北漂”住在西山脚下，买菜、挑水、淘米、读书、投稿。生活自然是贫苦的，但是，在他们眼里，哪个刊物登了好诗远比从当铺里当了多少钱更具意义，或者说，他们对新小说、新作者、新书封面的关心远大于多过对于金钱的看重。

现在，我们知道了，被称为海军先生的帅气青年是小说家胡也频，也是左联著名五烈士之一，而那位有感伤气的女孩子则是丁玲，胡也频后来的妻子。而这些故事场景和细节则出自三十年代沈从文撰写的长篇回忆文章《记丁玲》。

丁玲与胡也频1926年在北平，照片文字为胡也频1928年2月题写

我想，这三位年轻人之间的见面、讨论便是属于一位作家的文学生活了。今天我们讨论文学生活时，固然要讨论成名作家们的新书发布会、视频直播、作品研讨会、作品朗诵会、国际文学周、某地的文学节……但也要讨论那些表象之下的“暗生活”。——要讨论一位青年作家如何逐步为人所识；讨论一位作家的成名与哪些人、哪些因素有紧密而内在的联系。往往是那些看不到的活动构成了一位作家成名的推动力。

为什么沈从文会被称为“投稿大王”？

因为他在成名之前经历了太多的投稿与退稿，也正是在那样的不断打击和磨砺之下，他最终成长为真正的作家。当年，在胡也频、沈从文频频给杂志投稿以换取稿费与文学声名时，丁玲还沉湎于阅读。她读《茶花女》、《父与子》，尤其酷爱《包法利夫人》。写小说之前，她去上海读过书，也有过情感波折，比如与瞿秋白若有若无的暧昧情愫，比如与王剑虹深厚的姐妹情谊，当然还有与胡也频之间的感情，以及与冯雪峰“情感的散步”……丁玲甚至也有过短暂的明星梦，她曾经去过片场，在那里她看到了许多人，男人、女人、男演员，女演员……慢慢地，她看到了那双无处不在的“男性的/欲望的”眼睛。

1923年，丁玲与王剑虹在湖南

生活和阅读成就了丁玲。事实上，这位从未想过当作家的女孩子已经做好了成为作家的准备。1928年，蒋冰之以丁玲的笔名将第一部小说《梦珂》寄给现代中国最著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很幸运，著名编辑、作家叶圣陶读到了这篇自然来稿。没有人提醒叶圣陶这位名叫丁玲的作者是谁，叶当时甚至怀疑作者是胡也频或沈从文化名，因为稿纸上的涂抹方式与那两位文学青年太像了。

无论如何，敏锐的叶圣陶很快意识到，《梦珂》将是中国文坛的崭新收获。他将这位无名作家的作品放在显著位置发表。很快，署名丁玲的另两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也相继在《小说月报》重要位置刊出。从此，中国文学史上开始写下“丁玲”。几乎与此同时，批评家和读者们都意识到，属于一位令人惊异的女作家的文学时刻已经到来。

（二）

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有那么多著名期刊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比如《新青年》，比如《小说月报》，比如《晨报》，比如《新华日报》，比如《人民文学》，比如《收获》……也因此，在作家的文学生活中，遇到一位著名文学大师、一份著名文学期刊，一个慧眼识珠的文学编辑意味着宝贵的机会。此处仅以几位女作家成名道路为例。

凌叔华

1923年9月，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周作人收到了女学生凌叔华的一封信，“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先生意下如何，亦愿意援手女同胞这类事业吗？”这封信让人心生好感。彼时的中国，有如此清晰的女性意识的女学生太少了，凌叔华的志向令人眼前一亮。

寻找著名推荐人以发表作品的不独凌叔华一人。刚刚从东北逃亡而来的萧红和萧军呢，则选择写信向鲁迅先生求助，出版他们长篇作品；1943年早春，张爱玲完成《沉香屑·第一炉香》后，拿着姑姑的信去拜访著名作家周瘦鹃……当然，文坛大师们都给予了年轻人以帮助。周作人回忆说，凌叔华“所寄来的文章是些什么，已经都不记得了，大概写的很是不错，便拣了一篇小说送给《晨报》副刊发表了。”周瘦鹃在读完张爱玲小说后则颇为欣赏，不仅将《沉香屑·第一炉香》登在《紫罗兰》1943年第二期发表，还写下了他的评语：“请读者共同来欣赏张女士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而对于当年香港所谓高等华人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可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当然，这部“特殊情调”的小说也很受读者欢迎，于是，《紫罗兰》又分三期连载《沉香屑·第二炉香》。短短一年间，张爱玲的小说迅速受到上海滩的广泛瞩目。

萧红与萧军

二萧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是在鲁迅做主编的奴隶丛书中推出的。当年萧红的稿子没有名字，只写了“麦场”，胡风为其改名为《生死场》并写了后记。序言则出自鲁迅，“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力透纸背”的评价追随了萧红一生，直至今天的文学史依然要提及。

在杂志发表作品，找出版社结集出版，若是有名家赏识作序真是再好不过，当然，还要争取进入年选或大系……其中每一步都是一位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步骤，也是与作家声名息息相关的隐在的文学生活。在当年，它对于最初一代女作家是否能浮出历史地表尤其关键。1923年，冰心的《繁星》、《超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春水》则由新潮社出版；庐隐的《海滨故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沅君《卷施》则由北新书局出版；凌叔华和陈衡哲的小说集是由新月书店出版的。当然，冰心和庐隐作品是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形式出版，冯沅君的小说则是鲁迅主编“乌合丛书”之一。

进入“新文学大系”也是重要的，有着某种“进入纪念碑”意味。作家小传是《新文学大系》公认的作家名录，其中收录了九位女作家的小传，她们是袁昌英、凌叔华、陈衡哲、陈学昭、冯沅君、黄白薇、黄庐隐、谢冰心、苏梅。这份名单今天看来并不起眼，但在当时它意味着最初的遴选，是第一代女作家群最基础名录，此后几十年时间里，讨论现代文学史发生时期的女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们几乎都以此为参考。

（三）

还必须提到文学批评对于作家作品的重要性。尽管一些作家直言从不看文学批评也不介意文学批评，但从中外文学史作家们的回忆录、书信集及作家的生平传记看来，这些所谓直言不过是虚言。因为，每一位作家都深知，其作品的经典化道路都与他同时代批评家密切相关。

张爱玲

一如张爱玲，在她成为重要作家的道路上，有两篇评论奠定了她的文学家地位，一篇出自傅雷之手，另一篇则来自胡兰成。胡的《论张爱玲》发表于1944年《杂志》月刊第13卷第二期、第三期，当时的他38岁，正与张爱玲热恋。在评论中，胡兰成将张爱玲视为鲁迅的继任者：“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喊。张爱玲则是一种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还原到文学批评现场，将刚刚崭露头角的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胡兰成的比附未免让人觉得武断。此篇评论的热烈赞美与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冷静克制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胡的评论也可说是一种预言，其中分析有说服力，不能不说是知音之言。而这一倾情的夸赞确实也为张爱玲的崛起起到了推动作用。

今天，文学批评活动包括书评，也包括新书推广会，作品研讨会等，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作家与真正懂得其美学价值的批评慧眼结缘。有时候那双慧眼属于批评家，有时候那双慧眼则属于声名显赫的作家前辈，比如鲁迅之于萧军、萧红，比如周扬之于赵树理，比如茅盾之于茹志娟……

1978年，王安忆和父亲王啸平母亲茹志鹃在家中

1956年，文学编辑茹志鹃创作了短篇小说《百合花》。辗转在《延河》发表。最初，《百合花》并没有得到重视。1958年，《人民文学》6期发表了茅盾的评论《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一万多字篇幅里，茅盾以二千多字的篇幅高度评价了茹志鹃的《百合花》，在他看来，《百合花》有着清新俊逸的风格：“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千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特别要提到的是，《人民文学》发表茅盾评论时，还少见地全文转发了《百合花》。由此，茹志鹃成为当时文坛的新星。

当然，我们讨论文学生活之下的“暗生活”时，难免会触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人之间的圈子化等问题，但是，它不应该被庸俗化。不必说鲁迅与二萧、傅雷与张爱玲、茅盾与茹志娟素昧平生，评论纯粹基于文学审美的欣赏。即使是身为情人的胡兰成为张爱玲写下极尽赞美之词，同样也是基于共同的文学审美追求。他们后来的文学趣味和文学判断也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一位作家写得不够好，她的亲属或情人发出分贝再大的赞美又如何？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在时间和文学史面前，批评的妄言、作品的苍白永远无法藏身。

（四）

与以往不同，我们时代作家的成名路径更多元了。一位作家只靠一篇文学批评或一本期刊爆红已经不可能。今天，推出一位作家最有效的方式似乎是评奖，一个重要的民间奖或政府奖都可以加速一位作家的成名，又或者，一个突然空降的鼓励青年作家的奖项，也可以迅速使一位默默无闻的青年作者受到同行关注。当然，影视剧改编、豆瓣评分，微信圈刷屏也都成为今天推出新作家的方法。

许多人都会感叹此时代文学生活的丰富，文学活动的多样，以至诗人及作家们都忙不过来了。可是，讨论文学生活与生态，不仅要看到外部的热闹，恐怕更要看到热闹之下的清冷。比如读者见面会，即使是粉丝人头攒动，又有多少人是真正热爱文学而专门赶来参加的，又有多少人不过是偶尔路过，当时不会买书未来也未必会读作品？还比如作品研讨会，分明是研讨会上有着尖锐的批评，但新闻出来为何变成一团和气？

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活固然应该有表象上的风风火火，但其实也有表象之下的底色；一个作家应该享受属于他的喧嚣和热闹，更应该有真正属于一位创作者的艰苦、孤独与寂寞。可是，真正不受漫天遍野“排行”与“文学奖”诱惑的作家有几位？——作为今天的写作者，实在应该有定力，应该冷静地看清，无论年选、排行榜还是文学奖，都不该是衡量文学质量的唯一标尺，也不应对真正的写作者构成阴影和焦虑。

讨论文学生活似乎轻易可以得出结论，靠单打独斗凭一己之力成名的作家几乎不存在了。但是，反过来说，一个在朋友圈里游刃有余、呼风唤雨的写作者，若没有作品质量作底，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到头来被喻为社会活动家吧？说到底，文学生活、文学活动、文学平台是使一位作家成为经典作家的辅助方式，而非最根本的方式。换言之，一位作家的文学生活无论有多丰富，一个作家的交游无论有多广阔，一个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无论有多密切，如果没有优秀品质作底，一切都终将是过眼烟云。

还是回到九十年前吧。那位叫丁玲的女孩子何以一亮相就让世人惊艳？因为在成为作家之前，她已经有足够的准备，她阅读《新青年》《尝试集》《女神》，她来到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与一群热爱文学的伙伴们一起成长固然重要，但是读书写作则更为关键，那是独属于她的“暗经验”。——《包法利夫人》译介到中国后，丁玲“至少读过这本书十遍”，“她喜欢那个女人，她喜欢那个号称出自最细心谨慎于文体组织与故事结构的法国作家笔下的女人，那女人的面影与灵魂，她仿佛皆十分熟悉。”在沈从文看来，丁玲从《包法利夫人》中“学到了许多”。一是跟书上的女人“学会了自己分析自己的方法”，一是跟作书的男人“学会了描写女人的方法。”唯其如此，她才能在后来的写作中展现卓异与不凡。从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这里起步，年轻的丁玲开始懂得什么是好作家，什么是好作品，并且努力在写作中实践。——唯有写作，是一位写作者真正的安身立命处；唯有写作，才是一个作家最大也最珍贵的文学生活，一百年未变。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姐妹镜像》《持微火者》《众声独语》《远行人必有故事》及随笔集《来自陌生人的美意》等。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华文最佳散文奖，图书势力榜十大好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茅盾文学奖评委。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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