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迄今，儒家思想一直对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产生着深刻影响。近代以来，儒家思想遭到猛烈抨击。孔子作为儒家的鼻祖，更是首当其冲。

因为对儒家及孔子的了解不多，人们有时会将儒家思想中保守落后的部分简单粗暴地归结为孔子之“过”，认为孔子就是一个主张提倡特权和复古的老顽固。但这些其实都是对孔子的误读。

从儒家发展历程来看，从孔子算起，儒家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儒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甚至后出的代表性人物相对于前人而言，已有很大的出入。因此，要想准确理解孔子的思想，必须回归到孔子所处时代，去探究孔子思想的根源所在。

等级，还是平等？

众所周知，儒家的理论起点是血缘伦理，即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呈不断递减的趋势。推广到社会伦理，便是承认等级的客观存在。大概正因如此，许多人认为儒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因为当今是追求平等的社会。

我们不妨先回到孔子的源初阐述，看看他在这个问题上到底着眼于什么。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论语·颜渊》

孔子在这里提出的治国方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也成为儒家强调等级的基本证据。诚然，当今社会，父母并不因年龄和辈分而有优先决定权，成年人也未必要唯父母意志是从，而是大家均应服从于“理”。即使如此，等级依然客观存在，社会依然是金字塔结构。

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等级本身，而在于承认等级仍无法完全消除的前提之下，是否还存在更合乎人性的追求。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孔子意在通过这几种关系说明，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均有不同的身份规定，只有各自尽到身份义务，社会关系和国家治理才有章可循。换句话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威权视野，也不是强调臣子对君主的服从、儿子对父亲的服从，而是等级之下的个体视野，亦即每个人都有应尽的本分。

与儒家讲等级相反，墨家主张兼爱，即平等无差别的爱。墨子的基本推论是，每个人都把别人视同自己，把别的家庭视同自己的家庭，把别的国家视同自己的国家，天下不就太平无事了吗？其实，这是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常人，不符合人之常情，注定只能是乌托邦。

相反，儒家讲血缘伦理，是基于自然而然的情感，是用常人的标准要求常人。因此，孟子批评墨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何时等级都客观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相对平等。在现代社会，这表现为权利和义务双重平等。也就是说，拥有这份权利的同时，必须接受相应的约束。

儒家承认等级，而且等级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也就是说，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而君主的样子不同于大臣，因为对君主的道德要求更高。正因如此，儒家的基本态度是，对政府和公众人物要求越严越好，对普通百姓反倒可以宽以待之。

当然，儒家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它的着眼点主要是身份义务，而现代社会更注重权利平等。或者可以说，在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平等方面，儒家是缺位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正是重新阐释儒家思想时尤应在意的。

特权，还是法治？

儒家主张等级有差别的爱，这很容易让人推论出儒家不赞成人人平等，尤其是《礼记·曲礼上》有句广为流传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似乎更印证了这样的立场。

当然，这句话很有争议，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一种释为道德不适用于普通人，法律不制裁士大夫，这不是极度不平等吗？另一种则是把“下”和“上”两个动词的意义做了调整，使之变成道德不能遗弃普通人，法律不能优待士大夫，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这两种解释可能都有所偏颇。

儒家认为，每个人的品行才能都不一样，社会因而分为不同的层级，最简单的划分是精英和大众。同时，儒家把治国之道分为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前者高于后者，《论语·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儒家的基本立场是顺从自然情感，不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常人，所以不同阶层有或严或宽的社会准则。既然从管理者的角度而言，道德高于法律，那么从被管理者的角度而言，法律是底线，适用于所有人，而道德只适用于精英，因为“民免而无耻”是大众的常态，“有耻且格”是精英的自觉。

也就是说，法律必然治罪，道德只能谴责，对大众而言，政府可以提倡道德，鼓励他们向精英靠拢，但在现实中只要求他们守法即可，无需更多的道德要求，因为道德是守法之外更高的自我约束，能做到这一点即是精英。

正因如此，“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并不是阐述平等与否的问题，而是谈论治国之道，那就是社会有阶层之分，对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适用准则，而且位置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

所谓“刑不上大夫”，是指精英触犯了法律之后，并不立即施以刑罚，而是给予一点缓冲时间，因为精英有更高的道德自许，足以自我裁决，而且这必定不是轻于而是重于法律的规定，直至自行了断。非要等到明正典刑，那就不仅是自取其辱，而且有辱士大夫这个阶层。若是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没有资格进入士大夫行列，可以直接依法办事。

谈到法律与道德问题，大家通常会想到法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是法家的终极归宿，因为它的落脚点只在君主。商鞅也好，韩非也罢，他们殚精竭虑的服务对象只有君主一人，民众只不过是他们手里的工具而已。

因此，法家所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则有一人例外，那就是君主。君主不仅可以不遵守法律，而且随时可以制定法律，他的所有言行都可以作为现行法。恰恰是这个例外，使事情变得无比糟糕。

复古，还是自由？

在一般人印象中，儒家似乎是保守乃至迂腐的形象，而且可以找到很多相应的证据。例如，孔子表示自己“述而不作”，即只是整理前代典籍，并没有什么创造。其实这是谦辞，并非事实。

又如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在这里孔子把“仁”的实现途径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即自内克制欲望，自外恢复周礼。就后者而言，《论语·八佾》讲得很清楚：“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想要复兴的显然是西周礼治。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的主张？这固然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时代非常糟糕，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法先王”而回到西周么？这是明目张胆地复古，难道不能向前看而有新的建构么？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复古是十分常见的口号，但许多人只是利用这个旗帜获得合法性，然后旧瓶装新酒。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西周对孔子到底有什么吸引力。

西周对孔子的吸引力，简单而言是自由。孔子处身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最显著的趋势是一步步走向集权，春秋是开端，秦朝是高潮。圣人见微知著，孔子不仅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且深刻洞察了它的最大弊端。

正因如此，孔子只是以西周作为引子，意在引导大家严肃正视自由日渐远去的残酷现实。相对而言，西周实行分封制和井田制，人们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例如，诸侯对周天子有纳贡和派军队出征等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里有相当大的裁量权。

甚至可以说，西周“天下共主”式的中央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各地均有大小不一的自治权。这种制度的优势是留下了不少自由空间，劣势则是随着几代周天子的胡作非为，中央政府不断被弱化，并被一些大的诸侯反超，造成了权力下移的局面。

所谓复古，其实只是一个幌子，没有人觉得真能回到过去。或者说，这只是在表达不满而已，目的是为了自由。世间从来没有绝对自由，只有相对自由，而这取决于两个层面，那就是个人与政府的双重克制。孔子主张克己复礼，正是着眼于此。

“等级”“特权”“复古”，这些贴在孔子身上的“标签”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思想的简单、肤浅的解读。对于孔子及儒家，我们既不能将其神化，也不能以偏概全，忽视其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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