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良解放前曾经担任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解放后曾经担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等重要职务。

躲过顾顺章叛变引发的大搜查

我被王明领导的中央停止工作以后，十分苦闷，要求工作，连续上书中央，没有结果，最后一次请陈郁同志亲自把信交给王明，申辩我被停止工作是没有理由的，党员应在党的组织中做一定的工作，为什么剥夺我的革命工作权利？王明回答是：你必须彻底检讨，承认反四中全会决议的错误，才能分配工作。我当然不能按照他的命令行事，我不能在原则面前屈膝。陈郁同志非常同情我，但也无能为力，只能常来看我，并把我住的地方作为党的秘密文件存放之地。最后一次来看我的时候，他告诉我，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检讨错误，此去凶多吉少。我们真像生离死别般难过。

不久，突然发生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事件。顾顺章当时是中央特科（即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权力甚大，党中央机关设在哪个区，都要经他同意，他被捕后即出卖了中共中央书记向忠发。顾顺章贪图富贵、卖身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向蒋介石献策，对于被捕的共产党员不要立即杀害，宜用自首政策，令其揭发告密，甚至可以留用，专门去破获共党机关。这一计策果然很灵，在狱中的同志纷纷被叛徒指认，不加审问，立即枪决，其中有我党重要干部恽代英同志。此后国民党特务机关一般都对被捕者加以劝诱，要其自首，以高官厚禄作诱饵，因此，被捕自首者相当多。

我住的地方因间接的关系，被敌人侦察到了，幸而那时上海各巡捕房中有我们反特务的侦察人员，闻风就来报告组织。我就是这样得到组织的通知，说住所已被敌人怀疑，明日早上六时之前，一定要将文件处理好，及时转移。我藏着的文件确实不少，如果用火烧，恐怕引起隔壁房东注意，我就把文件装进一只纸盒内，天一亮装作买小菜的样子，走出家门。十字路口站着中外巡捕，搜查行人。好在我是一个女人，他们不很注意，没有上来搜身，我就堂而皇之冲过了封锁线，到了一个同志住的地方。这次大逮捕，总算躲过去了。后来我得知，因为王明排斥异己，顾顺章不知道我的关系，所以没有深究。我的住地被怀疑是因为团中央书记关向应曾来过几次，他不知道后面有人盯梢，就把“尾巴”引到我住的地方，好在敌人并不知道那里住的是谁，我逃走以后，敌人确实去查过，二房东是一个海员工人的妻子，她对敌人说：这里住的是一个女工，不是共产党，所以巡捕房没有破门而入进入搜查。这是过了很久以后，我去问房东时她告诉我的。

赴日继续革命

我后来搬了家，要求去中央苏区工作，请求共产国际代表批准。国际代表派人通知，说是同意了，我正准备起程，但我的住所又被敌人察觉，我是否暴露不得而知，暂时需要隐蔽起来。

沙文汉的大哥沙孟海当时担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私人秘书，通过这层关系，沙文汉化名沙房山，才得以在安庆教育部门担任科员。不料叛徒余茂怀泄露了沙房山在教育厅的关系。那日，沙文汉在晚间还去戏院里看戏，回到宿舍时，同事同乡李观甫告诉他，曾有警察来过，可能还要来抓你，快点离开吧！

20世纪30年代，沙文汉、陈修良在日本寓所前

沙文汉匆匆逃走。他想到朋友家中避难，不料路上戒严，他只好上公共厕所不出来，一直等到天亮。路上的警察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是安徽大学的学生，可以打电话问教育厅，其实他逃出之前已与李观甫约好，如有人来电话问他是不是安大学生，就承认他是安大学生，当然那时用的名字是另一个化名，警察问清之后，放他走了。后来他就藏入一个朋友家，立即发信通知我安庆出事的消息。过了几天他托人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船票，在黄昏时打扮成一个挑担的小商贩上了船，顺利地到了上海，找到他的五弟沙季同，那时季同是上海美专的学生，同我有来往。我告诉他，沙文汉如果到了上海，立即通知我。

那时我在八仙桥天然旅馆暂时安身。我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住？就是因为沙文汉逃到安庆朋友家时，写了一封信给我，暗示出事叫我速即离家。余茂怀知道我的地方，很有可能要供出我来，但又不知何故，他没有马上招供，因此在沙文汉给我写信以后，我能从容地逃到八仙桥。我接到沙文汉的来信以后，首先通知我的母亲，她独自住在一个地方，也怕牵连，马上出走，我们都打算逃难了。

当我坐立不安等待沙文汉的消息时，沙季同带来了沙文汉。旅馆有特务，不能久住，因此母亲决定在南昌路一个白俄家里租了一间房子，我们三人同住在那里。我还是想到中央苏区工作，因此写信给党中央报告了安庆问题，要求去苏区，信由交通员张文秋同志转交。中央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后来我得知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就由潘汉年负责，他神通广大，所有叛徒的动态他大都知道。他很欣赏我们的机警。中央立即约我到南京去见面，这一来又使我奇怪，为什么不能在上海约会，偏要到南京去呢？

中央回信中写明要我住到南京鼓楼旅馆，我的化名和来者的化名，沙文汉说他要陪我去南京，有事可直接找沙孟海帮助，因此我们立即坐火车去南京。沙文汉住入他的大哥家中，我在鼓楼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我的名字挂在旅客栏中，但过了三天不见有人来，我怕出事，只得又同沙文汉一起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们发现情况很严重，余茂怀已登报声明反共、自首，上海报纸上面登出了我要去中央苏区的报道，我和沙文汉都在被通缉之列，不能再在上海久住。更糟糕的是党内女交通员张文秋在约定地址（南昌路一个英文补习学校）找到我说：她的机关也出了问题，她是逃出来的。有叛徒追查，必须回湖北老家暂时逃避，她同中央的关系也因此中断，要我们自行设法去找组织。

形势日益恶化，我们每天均有被捕可能，茫茫人海中，怎样去找组织呢？沙文汉想到他的同文书院一位同学汪孝达（即汪成模），是一个可靠的党员，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医，可能有党的关系。沙文汉同我商妥后，立即去信问汪孝达有无组织关系，汪回答是肯定的，要我们速去东京面谈。

我母亲劝我们速去东京，生活费用由她负担。1932年春我的外祖父死了，他有巨额财产，怕死后子女要打官司，生前立好遗嘱，每个子女均有一份遗产可分，绝大部分是归儿子所有，女儿每人分得二万五千元，我母亲因此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生活问题，她为了革命是不惜倾家荡产的。得到母亲的资助，1933年2月我们束装共渡太平洋，前往东京。

我们去日本的手续证件得到了汪孝达的帮助，他为沙文汉办了一张日语补习学校的证明书，可以入境。我借了姐姐上海同德助产学校的一张毕业文凭，托沙孟海在教育部领了一张留学证书，冒名顶替上了路。姐姐化名陈维真，我在日本成为助产士陈维真了。

沙文汉懂日语，我也略知道一些基本语法，去日本的困难不大。离开上海码头时，我们还是十分小心，我打扮成时髦的留学生，敌人的走狗们以为是有钱人家的子女，没有加以注意，我们平安地上了日本轮船。

在东京与陆久之的交往

我们先到神户，然后坐火车到东京，汪孝达同志已为我们租了一间房子，并托留日学生陆久之同志照顾生活。陆久之（后与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女儿成婚，是蒋介石的女婿）大革命时就参加上海三次暴动，后来周恩来同志派他打入黄色工会中，探听消息。1929年中央特科派他去东京搞情报工作。他那时在铁路学校求学，穿着制服，热忱地帮助我们安排生活，并介绍沙文汉也考入铁路学校。我在大黄学社补习日语，后来进了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我们的入学完全是为掩蔽日本警察的耳目。日本学校同中国不同，学生均住在外面，上课时可去可不去，到时候写篇论文，就算是考试及格。这样的学校，对我们活动有利，我们就自学马列主义，主要是攻读《资本论》。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在日本到处可以买到，学习马列主义很方便。我们决不放过这个机会，看了许多进步的书刊，最重要的问题是接上党组织关系，做革命工作。

汪孝达把我们的情况报告了组织，正在等待回应。汪孝达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东京党支部。陆久之同志则是属于中共中央特科的，直接归上海领导，我们满以为远渡重洋，来到日本，组织关系就可马上接上了，不料到日本不到一个月，汪孝达同志突然被捕，我们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汪孝达在东京很活跃，王明路线已经完全控制了日本的留学生中的支部。他们也同国内一样公开地散发传单，举行各种讨论会，喊出“拥护苏联”“拥护中国红军”的口号，不但公开地反对国民党，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甚至公开向日本人募捐，资助中国苏区的红军。汪孝达同一批中国留学生突然被捕，逼他供述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他在狱中设法托一个被释放出来的日本工人，带出一张小条子，偷偷地送到陆久之地方，告诉他在狱中没有任何口供，要外面的同志们放心。陆久之看了这张条子，立即送给我们看，我们也都放心了，暂时按兵不动，等待他的出狱。

但是日本政府是决不许可汪孝达等中国革命者留在东京的，他们下了逐客令，押送这批留学生回到上海。沙文汉和我同陆久之同志商议，我们想回国去找组织，陆久之却不同意，希望我们相信他，同他一起工作。他是不是党员，这一点汪孝达没有正式交代，因此不敢谈党的关系。我们只知他是为共产国际远东红军参谋部做军事政治情报的。在当时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因为我们都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所以对陆久之同志的劝说，我们能够接受。但到底做些什么？却是不大明确。陆久之曾介绍了一些日本青年同沙文汉交朋友，多半是谈学术问题。我们主要是通过报刊收集日本方面一些政治、经济的情况，对日本侵略中国加以注意。我渐渐地了解到日本正在积极准备进犯中国，而国民党政府却正在发疯地“围剿”江西红军。

陆久之（1903-2008），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们去日本一个重要的收获是重读了《资本论》（日文版的），同时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沙文汉还写了一篇反对托派任曙的论文（未发表）。我们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从而不安，但耿耿此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忘记学习马列主义，时刻希望回到中国去大干一场的志愿是始终不变的。

1934年夏，沙文汉的四弟沙文威到了上海，他是在浙江一次被捕后释放出来的，他给我们写信，看口气他同组织有关系，因此我们决定问他同党的关系，他告诉我，他同我的留苏老同学吴先清有交往，这一来我可以断定他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我要求他同吴先清商议，我要求见到她，面谈一切。他回信说吴先清非常想见我，这就是告诉我，中央允许我恢复工作了，我和沙文汉两人决定回到上海去找四弟，这样我们在革命道路上展开了新的一页。

我和沙文汉匆匆搭上轮船回到上海，直奔徐家汇四弟的住所，他同胡世杰、林友梅夫妇住在一起，生活很苦，四弟没有职业，靠菲薄的生活补助费过活。他们的工作领导者就是吴先清——中央特科谍报组组长。我很快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吴先清同志，她十分热忱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的不屈精神，中央全知道，到处找你，想不到你们跑到东京去了。”我把南京约会失败、在上海又被通缉的事说了一遍。她说：“这一切我都清楚，现在马上同我一道去看老肖同志。”老肖就是肖炳实（即肖项平），也是留苏的同学，他很知道我的底细，他是吴先清的上级领导人。

我们坐上一部三轮车，飞快地到了西摩路一个白俄出租的公寓房子，家具已搬走，老肖站在空房子里等我们，原来这个地方已经退租，所以带我去面谈。老肖亲切地问我的情况，问我在东京是否暴露？我说：我们是被通缉的人，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没有暴露。他说：“那很好，我们很需要人到东京去做情报工作。”我又问他陆久之是不是党员，这个人可靠否？他说：“他也是我们的情报工作人员，因为保密，没有入党，完全可靠。”他还说吴先清和他也即将到东京去，那里的情报工作十分重要。

当时日本急于侵略中国，也对苏联作出备战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情报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我立即表示同意，后来同吴先清又谈了几次，她要求我先去，随后她即去东京。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沙文汉，他当然也同意再回东京，找到了党中央，这是最最重要的事，去留都无所谓。

不久，我们又回到东京了，陆久之对我们说：“现在你们相信我的关系了吧！”他知道我们去上海找吴先清，是因为不大相信他的缘故。

过了不久，吴先清也到东京来了，她不懂日语，一个人跑到人地生疏的日本，我敬佩她的勇气。吴先清看到我的桌上放着许多马列主义的书报，提醒我要当心日本警察，不要引起怀疑。吴先清在东京很活跃，她在一个朋友家里见到了孙冶方，他当时住在李仲公同志的家里，他是来旅游的，他那时失去了关系，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工作。吴先清告诉他，我们在东京，他一定要来看看我，在异国相见，我们感到欣慰。但是谈起王明的极左路线和他们的宗派主义，又感到对党的前途担心。不过我们都相信，中国革命避免不了的，虽受排斥，我们仍然不能灰心，为人民的利益决不能灰心失望。孙冶方很快回国去了，我们留在东京，根据吴先清的要求，进行一些调查研究的工作，主要是对日本的政治动态作了研究。

1935年5月间，吴先清突然跑来告诉我们，她说中央机关遇到一次大破坏，上面通知她和老肖速即回上海，她还要我代买船票，我们一直把她送上了船，才回到自己的住所，心情很不平静，不知道上海方面又出了什么乱子，我们估计王明一伙领导的党，是不可能不发生问题的，但没想到这样快，吴先清就不能不回去，感到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东京方面自从汪孝达等出事后，还算平稳，我们也没有发生被敌人怀疑的事情。但是好景不长，1935年10月间，陆久之同志匆匆跑到我们地方来，告诉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上海党遇到很大的破坏，中央和东京的关系已经宣告终止，我们必须一起回到上海去找中央。好在夏衍、蔡叔厚同志两个人常来东京，他们同陆久之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陆久之说，我们先找到夏衍同志，就可以了解中央机关的破坏情况了，我们当然同意，三个人结伴而行，我们在上海找了一个地方住了，由陆久之同志一个人带了我们的履历表前去找夏衍。据陆久之告诉我们的，情况确实比预料中的还要严重，上海的党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全军覆没。夏衍说：“我们的领导关系也没有了，实在无法代你们转移组织关系。”这个答复使我们很焦急，但我们相信终有办法找到组织的，我们就决心留在上海，不回东京了。陆久之因为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处理，他必须回东京去，就这样我们结束了东京的生活，留在上海继续找组织关系。

沙孟海（中）和弟弟沙文汉（左）、弟媳陈修良合影

重新接上特科组织

这次上海的大破坏，原来就是由于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盛忠亮两个投机分子先后被捕叛变，出卖组织引起的，白区的党组织几乎百分之百，中央苏区百分之九十被破坏。红军只好放弃了中央苏区，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回到上海时，中央还在长征，国统区的党组织惨遭破坏，无数同志牺牲了，幸而中央特科的组织还在，中央文委还有少数同志没有被捕。上海到底尚有几个党员，当时是不可能知道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庆祝反共成功，但是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取消不了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不会被消灭的。

我们到了上海后，在短短的一个时期内，已经略知党的中央、省委、各区委领导机关已经全被破坏了，但我们相信还有党员在活动，还须联络。1936年初的一天，沙文汉在路上碰到一位老朋友徐承志工程师（即《西行漫记》中斯诺提到的在陕北工作的红色工程师陈一之），他因患病，从陕北到上海来治疗，住在一个旅馆里。他有一个朋友叫季明（即季步飞），是一个老党员，从南洋回来，徐承志介绍季明来看我们，原来季明是属于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关系调回上海，他知道我们的来历，我们就问他有没有党的关系，他说他的关系是情报系统。我们大喜过望，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关系！因此立即写了履历表，请他转过去，不久特科就派了高原同志来同我们接洽，他知道我们在东京的关系，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回到原来的组织中了。

高原同志同我们谈了不少上海党的情况，分配了我们的工作，他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能够执笔的，就要拿起笔来战斗，宣传抗日。他要我们去搞文化工作，沙文汉化名陈叔温，我化名莫湮，在上海进步刊物上写了许多文章。

季明同志经常来到我们家里谈话，他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出版界关系，发表文章。如《时代论坛》《世界知识》《东方杂志》《中国农村》等等。

中央特科还叫沙文汉同几个日本人联系过。我们因为是被通缉的人，不可能公开场合多露面，只好通过一些朋友同外界发生联系，首先沙文汉找到他的宁波甲种商业学校的老同学魏友斐，他在福源钱庄工作，经常写些经济文章。申报编辑冯都良和他的兄弟冯宾符（《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都是世交关系，他们思想进步，对沙文汉很信任，来往密切，冯都良很喜欢谈时事问题，几乎每星期日约我们几个人到他的家中去吃饭，他又好吃酒，往往在吃酒时，谈谈国家大事。

孙冶方当时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工作，他同钱俊瑞、薛暮桥、徐雪寒等关系密切，我由他介绍认识了罗琼同志（薛暮桥同志的爱人），我经她介绍参加上海市妇女界救国会进行活动。我经常为《妇女生活》写文章。该刊物的主编是沈滋九同志，编委中有朱文央、季洪、罗叔章、姜平（即孙兰）、王汝琪等一些女文化人，他们同文化界的上层关系都很密切，通过这样公开的关系，没有遭到敌人的注意，每次重大活动，我都秘密地同他们商议。

中央特科后来又派沙文汉去参加上海救国会的活动，对外名义是全国救国会的干事，同一些领导人秘密联系，他的任务是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广泛展开救亡图存运动，纠正过去“左”倾盲动主义的残余，如经常发动游行示威。

本文由郝铁川、王由海整理完成

原标题《我经历顾顺章叛变后的白色恐怖——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六》载于《世纪》杂志2020年第3期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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