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抗疫的日子里，读哈佛大学教授、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的《日本还是第一吗》中译本，总有一种乖离感袭来： 日本还是第一吗？

只要看看日本的这次防疫，那种不温不火的佛系作法，都看得我们华人心里好焦急。政府为什么不强制些，为什么不硬核些？但你再看看日渐减少的感染数据，又觉得不封城、不强制、不罚款，不出动警察，在“自肃”文化中长大的日本人，还真听话。政府规劝大家不出门就不出门，政府规劝大家不去公园就不去公园，政府规劝大家五月黄金周不要到外地省亲就不去外地，政府规劝大家三天去一次超市就三天去一次。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这次疫情中就像扮演了一位放大了的“妈妈桑”角色。或者，整个东京都就是一家大酒吧，妈妈桑小池用她优雅和柔软的身段，不紧不慢地关照上了年纪的东京人：“不要外出，听话。等疫情过后再来喝一杯。”有效吗？还确实有效。只要看看银座和六本木一家挨一家的小酒店，都已黑灯歇业，这时你就会惊讶地发现日本社会的母性体质，还能在防疫中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5月黄金周，“自肃”中的日本（图｜库索）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这次疫情，事实上已经将“第一”这个集合概念给撕裂了。世上已无第一，疫情过后，活下来的都是幸存者，任何的制度和秩序，都是这次新冠病毒的嘲笑者和失败者，哪里还有“第一”可言？但即便如此，从社会比较学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能窥视到一种文明所固有的东西，一种文化所固有的东西，或者一个民族所固有的东西，在突发性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既要抗灾但也不侵犯私权，既要发号施令但也不失个人尊严的那么一种统合力，恰恰是这个国家特质面的良好体现。我想，傅高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于20年前的2000年，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这本书的。

在哈佛有“中国先生”之称的傅高义，于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他在这本书里就明确指出：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是如何发展的。20年后，傅高义再度爆出“第一”的话题，说自己不后悔当年写下《日本第一》。相反，“当我翻阅我在书中所写到的内容时，我相信这是对当时的日本正确的描述，也是对这本书出版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趋势的预测。”

实际上，傅高义的这个预测是精准的。其他不论，就拿半导体产业来说，自1947年晶体管问世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长期被美国几家企业垄断。打破这个垄断的是日本人。1982年，最新最快的日本芯片出现在市场上，美国人开始抱怨无法在价格上与日立、富士通等日本企业竞争。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才感到一个在语言、历史、文化和地理上均无太大建树的国家，却能在关键产业方面威胁着一直享有市场优势的美国企业。美国的商业领袖们这才不无惊讶：这些日本人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会成功？

正是从那以后开始，日本话题在全球持续发酵。1988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教授保罗?肯尼迪出版《大国的兴衰》，检证从1500年到1980年代以来的大国兴衰史，直言美国已走出帝国的扩张期，进入衰退期。198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沃尔夫伦出版《日本：权力构造之谜》，畅销欧美。这本书在论述日本的问题是缺乏政治问责中心（与丸山真男的观点有一致性）的同时，不忘充满敬意地叙说着日本政府如何巧妙地带领国民，避开了一切不利因素，越过那些令西方饱受困扰和煎熬的一个个市场陷阱。199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教授约翰?道尔出版《拥抱战败》。作者将麦克阿瑟形容为“新君主”，说这位“新君主”将凶残野蛮的日本人驯服成温顺的羊羔。但是道尔又不忘警示人们：“它——日本只是暂时的从世界舞台上隐退。”

一般而言，作为一名东亚研究者，作为一名日本学研究者，傅高义对这些学者传递的信息应该是敏感的。或许也是这些书籍中不乏新意的日本论，给了他思路，给了他再论日本第一的勇气。这样来看，作为学术连带的一环，傅高义在2000年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并不是孤立的就日本谈日本，也不是刻意为其20年前的那本书作学理上的辩护，而是在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前夜，傅高义确实有话要说，傅高义确实是在大视野地展望未来时代的世界秩序和美国在其中能做些什么的问题。而在展望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忘记身在亚洲但已经是西方（美国）一部分的日本，在秩序重建的新时代里能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于是，他在书中写道：“日本人对旧时光的缅怀和回忆是非常强烈的，但他们往前走的速度比其他绝大多数国家都要快得多。”傅高义高于其他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看出了未来世纪必将是东西方共生共荣的世纪，任何的“单向度”都不足以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都不足以使人类走出已经遭遇到的困境。

2013年，傅高义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于是，就在新旧交替之际，傅高义再次抬出日本，将其放置于21世纪的入口处供人警示。毫无疑问，又是傅高义引燃了日本再次成为西方（美国）热门话题的导火线。顺着这根导火线，确实有连续炸响的回声传来。比如，2002年美国记者麦克格雷在《外交政策》双月刊上发表《日本国民总酷值》文章，为日本软实力的文化战略叫好。2006年，日裔美国历史学者涩泽尚子出版《美国的艺伎盟友：重塑敌国日本》，破天荒地揭示出美日结盟底层的情感基础竟然是“女性”（性别）和“儿童”（成熟度）这两个概念。美国人正是借助这两个概念获得重塑日本的成功。2008年，美日外交史专家松田武出版《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从美国的文化政策着手，论述了二战后的美国为什么宽容了日本，并得出日本对美国是半永久性依存的结论。当然日本人自己也不示弱。2003年宫崎骏导演的《千与千寻》获得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日本软实力的漂洋过海更是在全球勃发。

日本第一。日本还是第一。前者是40年前，后者是20年前。这样看日本在战后的崛起，当属和平崛起。就如何被外界认可即是和平的又是崛起的，日本做得很出色。这为日本赢得了在全球发挥影响力的话语权。当然这个话语权的取得也使得日本成了西方体系的一部分而与亚洲价值观渐行渐远。但这并不构成问题。因为当年把“脱亚入欧”口号喊得震天响的福泽谕吉，其骨子里仍然是一位脱不去内衣的亚洲主义者。这就为我们借鉴日本多出了一个视角。照傅高义的说法，经济规模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原子弹的只有日本。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自卫队人数只有25万人，在发达国家中也是个异数的存在。确实，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战后日本人是奉献的且少有野心。在心情上，其实日本更醉心于西欧文明与文化，美国在日本人眼里只是一位会打仗的物欲主义者形象。在精神和文化上并不具有令日本人目眩的魅力。而之所以战后亲美形象挥之不去，这是因为他们务实地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唯有美国能为他们带来安全保障。

现在回过头来看，傅高义的全部学术意义就在于对美国人讲了一个亚洲人的故事，从而翻转了一种观念：亚洲人也可以创造奇迹，亚洲人也可以拯救世界。因为在这之前的美国人，恐怕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穿和服打保龄球”，日本在美国人的眼里，终于不再是一位东方主义的“他者”，而是能改革自己，使自己更强大的异域“己者”。

傅高义之所以一直看好日本，高度评价日本，这一方面固然是他在1958年选择来日本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想在自己的生涯里延续这种选择的正确性和一贯性，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日本在亚洲有出彩的表现：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第一个取民主政体解决国内事务，第一个拉平贫富差距和社会公正，第一个框定了以极简为内核的后现代人生活方式。日本人富而不奢、低调行事、自律听话、国民素质高。虽然也面临老人化、少子化和低欲望的全球问题，但并不如发达国家尖锐，日本仍然是适宜居住的受欢迎的“后花园”。在这个世界上，能将质量联想到一个国家，能将创新联想到一个国家，能将信誉联想到一个国家的，恐怕也只有日本。

毫无疑问，《日本第一》《日本还是第一吗》这两本书给了日本人前所未有的自信。被西方（美国）“忽悠”成第一，其意义本身超过了GDP的增幅。所以对日本人来说，这一辈子最要记住的美国人有两位。一位是70多年前接管日本6年8个月的麦克阿瑟，他将日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给了日本新生。第二位就是傅高义，他用两本书将日本从平庸无为中拉到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为日本模式打上意义。但独具慧眼的还是日本人。有“经营之神”之称的松下幸之助，有一次在与傅高义见面时，就不无机智地说：你是个非常可爱的爱国者。只有爱国者才这样焦急地要自己的国家向他人学习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麦克阿瑟在日本

这里，松下幸之助没有正面赞扬傅高义的“日本第一”论，而是从爱国层面赋予其学术行为的意义。傅高义是因为爱自己的国家，才建言政府决策层和经营决策层，虚心地放下老大心态向日本学习。也就是说，向日本学习符合美国利益。这样来看，傅高义的“日本第一”论还为当今所谓的“爱国者”框定了两个基本资质：一个是爱国者要有慧眼识别自己国家问题能力的资质。一个是爱国者要有勇气做一个国家批判者的资质。这里的逻辑连带是，如果是一个成熟国家，就会视自己国家的批判者为国家之宝。傅高义始终是美国政府的座上客（如1993年至1995年在华盛顿国家信息情报委员会工作过，负责东亚事务。）就很好地表明了这点。其实在日本情况也是一样，骂自己国家最厉害的作家和学者，往往也是最爱国的。如司马辽太郎。如丸山真男。如大前研一。

在疫情凶猛地逆袭了世界既定秩序的当今，人们生出的疑问是：人类文明还能生出普遍有效的价值观吗？国与国之间还需要相互认同和往来吗？对此，我们如果有耐心地再读傅高义的《日本还是第一吗》这本书，就会明白这么一层意义：与其争端不如互学，与其各自闭锁不如共同协力。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修得MBA的日本学者佐藤智惠，2017年出版《哈佛日本史教室》（中央公论社）采访体书籍。作者也采访到了傅高义。书中有一问：“您出版《日本第一》是在1979年，但到了80年代美国刮起了敲打日本的风暴。当时经常发生日本车或日本制品遭到攻击的事端。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期赞赏日本？”

傅高义的回答是：“我一直不认为美国是绝对正确的。我70年代重回日本的时候就感到日本今后会变强，美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与其攻击日本还不如学习日本。”是的，与其攻击还不如学习。这就是智者的思虑了。从这一意义来说，因疫情而引发的退守本国主义思潮即便盛行，也只不过是对过激多年的全球主义的一个缓冲而已，绝不会长久。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依旧是共生与共存。

于是，日本还将继续扮演它所不变的角色。尽管日本早已属于西方的一部分，但它并不傲慢于普遍价值，也不迷醉于本国特色。而是用他们固有的和（平衡）之精神，缓冲普遍价值和本国特色之间生出的抵触。日本这种不偏于一隅的做法，既保护了自己也为世界作出典范。一场疫情，各国民粹狂潮突起。但在日本看不到民粹的泛滥，更听不到让日本重新伟大的呼声。这就又回到傅高义的话题上。日本还是第一吗？傅高义在第五章的结尾处，不得不遗憾地说“不是。”但他又心存不甘，不忘再补上一句日本“仍远比很多外国经济学家和评论家想象的强大得多。”可见其倾心和始终。

《日本还是第一吗》这本书出版至今又过去20年了。当我们复活傅高义的“第一”论，并以实力的意义就是想获得所要的结果来看，日本这个资源小国灾害大国比以前做得更好了。特别是这次不侵犯私权的防疫表现，在全球亮眼，这为我们重新审视日本带来机遇和概率。而为了在疫情中安民济贫，日本政府拿出256914万亿日元（约合1.7万亿人民币），创补充预算的历史新高，表明这个国家的富有且能慷慨地用于民。你听安倍首相如是说：“希望政府的支援能尽快发放到每一个人的手中。”这就是政治家善意与智慧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连接着的恰恰是明天的“第一”。

因此结论还是如傅高义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我相信，当日本着手处理问题时，机会将再次到来，所有国内外的民众都会再次认识到日本的长处。”而上海译文出版社之所以在20年后的今天翻译出版这本书，也是不无前瞻性地表明日本依旧精彩，日本依旧是中国的一个借鉴。

作者：姜建强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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