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据最新消息，海外疫情累计确诊已超70万人。就在半个月前，数据看上去还没有那么可怕。更可怕的是，这个数据恐将一直更新下去，还会有更多的人确诊、更多的病人离世。不断攀升的冷冰冰的数据下，每一个“1”，都代表了一张消逝了的面庞，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上演了一个家庭刻骨铭心的悲剧。死与生的对话，不仅是一种个人或家庭的体验，也往往会被塑造成一个国家的集体体验。如何埋葬死者？如何哀悼与纪念？如何帮助死难者的家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哈佛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在《这受难的国度》中，以新的史学视角，着力研究了美国内战时期人们面对死亡时的言行、态度、思考。

《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

[美] 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著

孙宏哲 / 张聚国   译

虽然美国内战同今天的瘟疫性质各异，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两者造成的死亡伤痛并无差别。斯特将目光聚焦在作为战争主体的普通人，通过福斯特的叙述，数据不再是抽象的、“客观的”，它获得了温度和另一种具体。

美国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一书的中译本早在几年前已经面世，可是因为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当时只是翻了一下目录。

福斯特是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哈佛大学前校长（2007年—2018年），之前担任哈佛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院长。她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也是自1672年以来第一位没有哈佛学习经历的哈佛校长。

直到疫情大盛时候，每天醒来，打开手机，看到一串串飞涨的确诊数据，不由自主陷入忐忑不安，生与死的问题也比平日更为紧迫地逼上心头，才取出详读，深感相见恨晚。

海外多国累计确诊趋势，图片来源于腾讯新闻APP

以中国传统的学术标准衡量，无论是义理、考据还是辞章，这本书均属上乘。当然，19世纪中期美国的一场内战，不同于21世纪席卷全球的瘟疫，但它们都将人抛入死亡的浪底，对于普通人的影响，并无二致。

福斯特关注的不是战争中的死亡本身，而是人们面对死亡时的言行、态度、思考。这是一个沉甸甸的主题，而全书篇幅不大，可谓举重若轻。除了序言和结语，正文共分八章，处理战场内外围绕杀戮和死亡开展的诸种议题。我尤其被第四、八章感动，它们既贯穿起全书叙事，也指向更广阔的历史空间。第四章题为《寻名》，第八章题作《统计》，分别讨论死亡的两种表述方式：姓名和数据。

一个人走上战场，其命运就无法测知，实际往往是凶多吉少。对指挥官来说，战争乃是敌我双方的全局较量，重在最终的结果，不在一卒一子的得失；一个战士，只有当他成为整体性战斗资源一部分的时候，才有价值，至于他个人的信息：姓字名谁、性情癖好、独身还是已婚、喜欢吃汤圆还是饺子，皆与战事无关，无需统帅考虑。

但在亲人和朋友看来，情形完全不同。他们也会关注战争的胜负，但更关心身在前线的亲友。即使那个人死去，也需要被惦记他的人知晓；后方（亦可能是战场中另一处）的挂念和焦虑需要得到回声，才能落地，或转化为欢喜，或转化为悲伤和痛苦。但无论如何，都不应是空落落的悬念，无处寄放。死者是一个人，不是一束火药，并非注定要无影无踪；他曾经活过——这个“活”需要见证。

陷入南北战争的美国人认识到，记录下前线战士的信息是那么重要。有谁负伤？是谁罹难？谁在幸存？除了官方，人们也借助于社会和私人的力量，探寻和报道每一个死者的身份。

诗人沃尔特·惠特曼面对死者，发出无可逃避的询问：“你是谁……你是谁……？”我们需要死者告诉我们，他应该怎么称呼。

姓名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名字，一个名字也可能对应不止一人。但即便是重名者，他们也不是共享一个相同的符号，对他们每个人，这个名字都是唯一的。也许，仅仅知道一个名字，在日常交往中显得那样抽象，并未告诉我们任何实质的内容，但在死亡面前，即使只留下一个简单的名号，也比无数匿名的死者更加具体，更能把捉。

1864年8月，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的北方工程师

福斯特指出，直到一战期间，美国士兵才有了标志自己身份的徽章；直到朝鲜战争，“美国才首次建立起甄别并运归每位死去的士兵遗骸的政策”。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内战。从那时起，“美国政府才首次创立国家公墓系统，并正式承担起纪念战争死难者的职责”。

而这又和这场战争的性质有关：这是一次由平民参加的战争，他们的目标是废除奴隶制，争取个人尊严（不过，这本书并不是完全站在北方立场上的叙述，“非正义”的南方获得了同等的关注，使得福斯特的讨论更加显得意味深长）。

“这一对自我与身份拥有权的维护反映了人们对人类价值的信仰。”寻找死者的姓名，只有在这一信仰的照耀下才变为可能。它意味着我们对死亡的接受，但也是对虚无的拒绝。它告诉我们，一具肉体虽然消失，却并不允许后人在其留下的空白处任意涂抹。如同北岛宣布的那样，死亡并不等于丧失了“对证”。

美军徽章

一个人变身数字，便很难再维持自己的独特性。每一个“一”都可以相互替换，只有靠累积起来才能发声。不过，这不等于统计是毫无价值的行动。寻名是为了争夺个人的意义，统计则给出一个集体的意象。

统计伴随战争就已开始，至今也还不是确切无疑。但当数字到达一定规模，重要的就不再只是细节，而是它那重重地压在我们头顶的力度。它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一场胜利——更糟糕的，也是一场失败——到底付出了多少代价。

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说：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罹难士兵人数可能高达62万。“这大致相当于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殉难士兵人数的总和。”这次战争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它也预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屠戮，以及20世纪全球范围的大屠杀”。通过福斯特的叙述，数据不再是抽象的、“客观的”，它获得了温度和另一种具体。

国家公墓

但是，庞大数字的震撼力仍建立在“一”的基础上。我们被数字击中，仅仅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它后边，是无数实实在在的姓名。斯大林曾说：“一个人的死亡是场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是个统计数据。”如果此言有理，那仅是因为它泄露了位高权重者怎样操纵我们的感受，而造成了一种错觉。

数据不会说谎，它只是被用来说谎，我们必须帮助它摆脱操纵：将之还原为一个又一个“一”，一个接一个地累积，死亡的面貌会更加具体和清晰。

福斯特引用的战争期间美国杂志上的一条评论，让我相信，一百万人的死亡不只是一个数据：“我们说‘只有一个人’，但却从未想过，那个人或许正是某个人的全部。如果有一百万人阵亡了，那么就会有一百万个家庭‘只失去了一个亲人’。”那是一百万个死亡，一百万个悲剧。

文 | 王东杰（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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