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疫情的彻底结束短期内难以实现，许多人已经开始设想届时的美好生活，可是在加缪著名的《鼠疫》之中，他的与众不同却在于此，“即使鼠疫过去，威胁着欢乐的东西也始终存在”。

作为时代苦难的见证者和幸存者，如何把握言说的尺度，如何既不流于自我煽情，又不陷入遗忘的惯性？如何不断为了爱去反抗荒谬和非正义，敏感而又沉潜地去找寻出路？加缪远远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

苏珊·桑塔格将加缪称为有着“情人”外表的“正派丈夫”，前者“炫耀性格、顽念以及奇特之处”，而“丈夫”式作家体现得较为循规蹈矩，加缪作为一个“理想丈夫”，善于将读者带向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论。

苏珊·桑塔格

北大中文系的洪子诚教授，结合他对当代文学和加缪的理解，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面对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如何经历、见证、借鉴、克服、超越……

一、拒绝浮夸和抽象的历史见证

加缪是一位置身于社会斗争、人间疾苦的作家，他的写作与关系人类命运的事件不可分离。在悼念文章中，萨特正确地指出，“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精神，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

他的《鼠疫》，不论是内在的逻辑，还是在叙述的形态上，都特别突出“见证”这一特征。加缪在《鼠疫》中，就多次交代这部中篇的类似新闻“报导”，和历史学家“见证”叙述的性质。

虽然是虚构性的寓言故事，却采用“编年史”的，逐月逐日冷静记下“真人真事”的方式。“见证”所标识的历史的“真实性”，是叙述者的叙述目标。因而，当书中说“这件事发生了”的时候，叙述者期待的是“会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

我想，中国1980年代那些书写者，也会有相同的期待。因此，后来编写当代文学史，我便使用了“历史创伤的证言”这样的标题。这个标题试图说明这类写作的目的和性质，也提示写作者的身份特征和叙述姿态。

虽然有这些共同点，但我也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表现在作家（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和叙述的关注点等方面。由于加缪认为世界是非理性的，也怀疑那种历史“客观规律”的存在，以及人对那些“规律”的掌握。

所以，他的关注点是人的生活，特别是在遭到囚禁、隔离的状态下，流亡、分离的不幸和痛苦；他将人的幸福置于抽象观念、规律之前，而不是之后（虽然他也承认，当抽象观念涉及人的生死时，也必须认真对待）。

也许那些艺术并不高明的，诸如《伤痕》那样的作品，也表现了将人的幸福置于抽象观念、教条之前的倾向，但是接踵而至的许多“反思”小说，就逐渐把关注点挪到对“规律”的抽取中，因而，事实上它们难以避免滑落进图解当代那些既定观念的陷阱。

另外一个明显的不同，是《鼠疫》叙述者清醒的限度意识。虽然叙述者认为是在以众人的名义在说话，但也不打算让这种“代表性”的能力、权威无限度膨胀。从《鼠疫》的叙述方式上也可以见出这一点。

二、没有“胜利”可以，反抗作为宿命

虽然《鼠疫》的写作具有明确的“见证”意识，但和1980年代不少书写“文革”记忆的作品不同，它对那种“幸存者”的身份、姿态总是持警惕的立场。

全面地说，如果不应该完全否定“幸存者”身份意识在写作上的积极意义，那么，也不应该对它有可能产生的损害毫无警觉。这种意识、观念在写作上，既表现为“良知”所支持的提供“见证”的责任感，表现为对美学标准的历史维度的重视，也表现为收集并强化“不幸”的那种“自怜”与“自恋”，表现为将“苦难”给予英雄式的转化。

在《鼠疫》中，“幸存者”的那种“见证”意识当然也随处可以见到，不过，也可以见到时时的警醒和辩驳。这里，加缪需要同时思考、处理这样的相关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现代悲剧事件、难以置信的特殊历史时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如何重新“定义”英雄和英雄行为。

另一个问题，是艺术和道德的关系。1980年代后期在“当代文学”课上，我说到一些“伤痕”“反思”作品，里面有曲折人生，悲欢离合，有不幸和痛苦，但是，作品的核心却是“胜利”之后的终结和安定；这是为显示不安状况的句子后面所画上的句号。

《鼠疫》的看法和这些作品并不相同，它审慎地处理有关“胜利”的问题。在奥兰的瘟疫结束，城门重新打开，离散、分隔的人们重又欢聚的“解放的夜晚”，人们在礼花中庆祝胜利。

但那个患哮喘病的老人说的是：“别人说：‘这是鼠疫啊！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哪！’他们差点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因此，作为叙述者的里厄医生明白他的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

对于这样一个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的作家来说，生活既然并未结束，那么，悲剧和荒谬也仍然伴随。也就是说，他的写作不是要加入胜利的欢呼声，而是让读者看到这样的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他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耐心地潜伏守候……”

因而，在这部小说中，“胜利”不是一个与“终结”有关的历史概念，“幸存者”也不会因为经历了苦难而被自动赋予英雄和权威的姿态，特别是这个英雄的“幸存者”为抽象观念和教条所缠身并赋予高度的时候。

见证者

至于道德与艺术的关系，这确实是个经常让人困惑的问题。《鼠疫》不是单纯的自娱与娱人的文字，里面贯穿的是为爱而反抗荒谬、非正义，寻找出路的激情和勇气。

不过正如罗歇·格勒尼埃说的，不应该忘记加缪“首先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他在写作上的不懈怠，精益求精，都表明是在想进入他所说的由纪德作为守门人的那座文学的“花园”。

因此，苏珊·桑塔格认为，在表现“道德之美”上，20世纪的其他作家也许更有立场，更有道德色彩，但他们没有能显示出比加缪更多的美和更多的说服力。即使如此，道德美和艺术美还是不能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因而，“幸存感”也确实不能简单、直接地转化为“审美感”。

观点资料来源：《我的阅读史》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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